迈克尔•克拉克：“自己的身体条件依然是我进行舞蹈创作的第一根本”

文 / 西恩·奥哈根（Sean O'Hagan）

从1980年代的芭蕾-朋克美学一直跳进1990年代的海洛因和绝望，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坚持以他自己的风格跳舞。现年54岁的他在此谈到了衰老的影响、他的母亲以及鲍伊（Bowie）赋予他的灵感。

迈克尔•克拉克：“我被大卫•鲍伊的去世震惊了，真的是被惊到了。”摄影：理查德•萨克尔（Richard Saker）

迈克尔·克拉克在东伦敦有一间排练厅，我们坐在排练厅一角的巨大窗户下，周围是健身球、瑜伽垫和穿烂的运动鞋。随着夏末的余晖渐渐褪去，我们的话题向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他的音乐几乎贯穿了眼前这位舞者的一生。

“我被他的去世震惊了，真的是被惊到了！”克拉克平静地回想起来，“大概是70年代的时候，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清楚记得，在《流行音乐排行榜》（Top of the Pops）的节目上看到他抱住米克·朗森(Mick Ronson，鲍伊的吉他手)的那一瞬间，那个画面一下子解放了我作为男孩的身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男人之间除了互相碰拳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身体接触。回过头去看这好像很荒谬，一个那么小的动作竟然可以有那么大的意义，但对我来说这可是实打实的。人世间原来还有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它灌输给我的思想。”

从那一刻开始克拉克便一直在寻找那条道路，这一路上他经常根据鲍伊的音乐进行创作：即将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致一首简单的摇滚……乐》（to a simple, rock’n’roll… song），就是以鲍伊的告别曲《黑心》（Blackstar）作为结束——《黑心》出自鲍伊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张同名专辑。《黑心》之前是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的两支钢琴曲，即《穹顶》(Ogives）1—4号和《序曲-诺曼底骑士为纪念一位年轻女子而举行的节日》（Prelude – Fête donnée par des chevaliers normands en l’honneur d’une jeune demoiselle），再之前是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那首咒语般的《土地》（Land）。克拉克本人还在演出中跳了一小段《哈巴狗脸》（Pug-Nosed Face），一首讽刺歌曲——“出卖灵魂的小胖子”（ little fat man who sold his soul）——是鲍伊在客串《临时演员》（Extras）时献给安迪·米尔曼（Andy Millman）的扮演者瑞奇·热维斯（Ricky Gervais）的歌曲。

“有什么不行的？” 克拉克虽然年届54，而且早就被授予大英帝国高级勋位，但他在台上台下仍然我行我素，坚持以自己离经叛道的风格跳舞。他仍然是多变的，像流浪汉一样不走寻常路，他的表演深深吸引了那些没有陷在现代舞坑里的观众，即使本尊现在只是偶尔登台露一下脸。尽管他以激进的煽动者和反传统者闻名，还有过自戕的行径，但迈克尔·克拉克舞团至今却已存活了32年之久，这一成就可以说既出乎创办人也出乎外界所有人的意料。“我从来不做长远的规划，”他说，“我只想尽可能纯粹地表达自己。”

中间那些年他成功闯过了几次金融危机，但服食海洛因以及对美沙酮的长期沉迷终于让他在1990年代中期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他回到老家阿伯丁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又陷入了酗酒的深渊——“为了控制身体打颤我每天早上11点便开始喝酒。”

今天，他看上去和以前一样瘦弱，但那张曾经幸福的脸上已经刻满了岁月所有的悲欢。他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剃了光头，看上去有些疲惫，说话轻声细语，脑袋里总是想些不相干的事情。他自始至终都非常坦诚，即使谈及他的毒瘾也是一样，而且他身上没有天才们经常沾有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在身边建立起如此广泛的支持系统——忠诚的舞者、艺术家、音乐家和画廊老板——他浑身散发出一种懒散的魅力，而他外表的脆弱更是增强而非削减了这种魅力。

迈克尔•克拉克：“他仍然是多变的，像流浪汉一样不走寻常路。”摄影：理查德•萨克尔（Richard Saker）

支持者包括艺术家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画廊老板萨迪·科尔斯(Sadie Coles，为了维持舞团的运营他在2006年举办了一场艺术品拍卖会)、贾维斯·科克(Jarvis Cocker)和电影人苏菲·费因斯(Sophie Fiennes)。“迈克尔是我认识的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有着魔鬼般的魅力。”费因斯的评价尽是赞赏，她与他相识在1991年，两人当时共同参演了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电影《普洛斯佩罗的魔典》（Prospero’s Books），他在影片中扮演凯列班（Caliban）。2000年她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纪录片《故人迈克尔·克拉克》（The Late Michael Clark）。“他的灵魂十分脆弱，因为他沉迷于自己的创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大家会帮他寻找空间，让他在那发挥自己最佳的创作水平，这同时也是帮助他生存下去。在迈克尔身上脆弱和完美主义已经混为一体，没有人可以把它们分开。”

话已至此，我便问克拉克变老是不是一件特别难以接受的事情——从台前退到幕后成为编舞的心态怎么调整？因为那转变意味着只能把自己的想法拱手交出委托给舞团，在谈话中他已经两次提及舞团的舞者平均年龄只及自己的一半。

“自己的身体条件依然是我进行创作的根本，这一点没有改变啊，”克拉克辩解。“我只能从自己内部出发去理解它。所以我必须自己上场跳，但是身体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衰弱。我坚持每天都跳一跳，但是耐力越来越差。今天我还没有完成热身，后背从昨天开始的刺痛到现在还没有消失。是的，确实有很多芭蕾舞女演员跟足球运动员一样，一旦退役便会情绪失衡开始酗酒，幸运的是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摆脱了这种困扰。”

《之前其后：堕落》（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萨德勒之井剧院，2001年。舞美设计：克拉克的朋友、艺术家莎拉•卢卡斯。摄影：安德里亚•斯塔佩特（Andrea Stappert）

如今他不再用那些非舞蹈专业的朋友了——他们或者老了，或者和他最著名的合作者利•鲍厄里(Leigh Bowery)一样已经早早去世——那么他的舞蹈会因此变得更正式更严谨吗？他停下来认真考虑了一会。“是的，的确如此。说这话的时候我声音里有一丝遗憾，那绝不是假装的。现在我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舞者来完成我的编舞。这就是发展的方向。”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承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晚熟？另一个停顿。“可能，是的吧。我再也没有能力想用谁就用谁了。世界已经改变，舞者也不一样了。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大。很难再凭着纯粹的爱好去做事。但是，尽管我不再用我的朋友们进行创作，尽管围着我的舞者要比我年轻很多，但我还是坚持一个信念，即使听上去有些过时，那就是如果我让某人做了什么，我希望他自己也能真心拥抱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希望他们也能反过来庇护它。”

1980年代初期，在流行文化方面，后朋克各种花样翻新的实验主义让位给过度的新浪漫主义，迈克尔·克拉克的出场似乎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美学，他融合了前者不和谐的能量和后者跨性别的华丽。他有着不可否认的才华，他有着不守规矩的心灵，他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他是五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4岁时在阿伯丁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误闯了姐姐的苏格兰舞蹈课，从此便开始学习舞蹈。“舞蹈对我来说从始至终都是为了逃离庸常的生活，”他回首来路不禁感叹，“尽管一开始我便发现了其中的枯燥——抓住一把椅子，一遍又一遍练习同样的动作，但我还是甘之如饴。其他几个寥寥可数的男孩来了又去，只有我坚持了下来。而且我把这当作通往城市的一条捷径，即使当初还是一个孩子，大城市却已经是我向往的地方。”

迈克尔•克拉克，摄于1986年。摄影：弗兰克•马丁（Frank Martin）

1975年，他被来自伦敦的星探发掘送进了伦敦里士满皇家芭蕾舞学校。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也是一个艰难的转折。“一切都非常严格非常严肃。他们会给你的手腕拍摄X光，估算你以后可能的身高，还有其他各种测试确定你的手脚是否灵活身体是否对称。学校会差遣我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跳苏格兰舞，这很容易，因为那是我擅长的，但在芭蕾舞方面我比其他所有学生整整落后了两年。文化上我也觉得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不仅仅因为我是苏格兰人。”

舞校的教育是难以接受的吗？“不，我学习芭蕾舞获益匪浅，但它整个是紧绷的，有太多规矩，所以我最后投进了朋克的怀抱。我会逃学去看乐队演出——不是自夸——学校不会把我赶出去，因为我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我所学的和那些更令我兴奋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那些朋克和后朋克的东西。人们认为我的创作没有出处，但其实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将各条线拢到一起的。”

后来令老师们失望的是他竟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皇家芭蕾舞团的聘请，转身加入了更具实验精神的兰伯特芭蕾舞团，那时他年仅21岁，还没有成立自己的舞团。当他为了完成融合的野心，罕见地采用了后朋克乐队铁网（Wire）和堕落（the Fall）粗暴的音乐，那一刻就标志着迈克尔·克拉克舞团成了1980年代最具煽动性和刺激性的流行文化现象之一，凭借《地狱没有防火梯》(No Fire Escape in Hell)和《我好奇，黄》(I Am Curious，Orange)——在萨德勒之井剧院演出时直接邀请堕落乐队上台，而利•鲍厄里则在专业舞者中间翩翩起舞——吸引了一大批对现代舞几乎或根本不感兴趣的时髦的年轻观众。虽然克拉克是用他的离经叛道故意惹恼正统主义者——比如由年轻设计师团队BodyMap提供的露臀装、把巨大的假阳具搬上舞台——但他的舞蹈在品质上也是无可挑剔。

“迈克尔其实非常严谨，”近距离看过排练和演出的费因斯如此评价。“媒体只热衷于他离经叛道的一面，但他在理念和编舞两个层面都非常用心，他对舞蹈界的各种规则本来就了然于心。他的美学早已超越了现代舞的诉求。他从默斯·坎宁汉(Merce Cunningham)、约翰·凯奇(John Cage)、大卫·鲍伊、伊冯·雷纳尔(Yvonne Rainer)那里偷师，又了解后朋克时代关于局外人的所有理念，无论是堕落乐队中的马克·E·史密斯(Mark E Smith)还是利·鲍厄里都属于此列。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海中在他的舞蹈中聚拢起来。”

有一段时间迈克尔·克拉克被誉为舞蹈界的神童，这是包括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都承认的事实，他俩后来还成了朋友。“他很喜欢卖弄风情，而且只管烟视媚行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好玩的是他看上去就是同性恋，但是他没有出柜，而他不出柜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我记得我曾被他的一个厨师赶出他的公寓，罪名是我吻了其他人。但根本就没那回事。”在纽瑞耶夫的另一次派对上他认识了玛戈特·芳婷夫人（Dame Margot Fonteyn）和杰奎琳·奥纳西斯（Jacqueline Onassis）——“她很端庄但不失风趣。有一回当我去邀请她的时候她正在和我们的一个朋友通电话，她便让我试穿她的外套。”他记得这三人是在派对那一年相继去世的。

苏菲·费因斯坚信克拉克后来沉迷毒品不是因为他参加的那些派对，而是为了抵御维持迈克尔·克拉克舞团运营的巨大压力。“伴随早期演出轰动性成功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他必须让整个舞团继续发展，但后来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并不适合这种组织工作。我猜他经营舞团也只是想要更多自主的精神空间吧。我还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想如果服食海洛因，那么所有烦恼都会消失吧。’所以毒品是他经过思考的选择。”

克拉克把他沉迷毒品的时期称为“荒芜岁月”，事实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服食海洛因期间他还有短期的登台演出。他并不回避毒瘾问题，他清楚毒品的吸引力和毒品对精神的长期控制——“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它比我强大”——幸运的是，他不是那些改过自新的瘾君子，他们一谈到毒品还会两眼放光。

迈克尔•克拉克，1992年《唔……》（Mmm…）排练现场。摄影：亨丽埃塔•巴特勒（Henrietta Butler）

风波早已褪去，现在他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服食毒品吗？“好吧，不是有种说法是直到接触了毒品才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吗？毒品会让服食者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行动能力。我当然不需要那样。没有毒品我也做得很好。比较幸运的是我接触毒品相对较晚。我清楚记得不靠毒品我也能很好的创作。”他停顿了一小会，好像是在小心斟酌。“在这我必须谨慎，人们通常不会承认毒品在一开始给人飘飘欲仙的感觉。可怕的是随后你便会不断追逐那第一击的快感。它会侵占你的全部身心和时间，其他任何事就都要往后靠了。”

他的舞蹈也经历了一个服食毒品的过程。在1980年代后期某个时间段，本来还只是浅尝辄止的年轻艺术家天真地相信为了跳好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海洛因》（Heroin）就必须亲自体验一下海洛因，但他很快便发觉自己成了娄·里德（Lou Reed）歌曲中那神志恍惚又绝望不已的主人公。

“他的人生轨迹看上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一旦你看过他的作品便会明白那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好友萨迪·科尔斯的总结。“无论是《海洛因》还是异装癖的利•鲍厄里，甚至是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或多或少都是他的自传。迈克尔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忠于自己，他可能是复杂的、混乱的、甚至会故意试探观众忍耐的底线，但是这些特性对于一个表演者而言都只是为了追求作品内在的真实和外在的形态。另外，我确实认为舞蹈为了达到纯粹和严谨是带有自我惩罚性的，几乎等同于施虐受虐狂。某种意义上，在找到最准确的那个点之前舞者必须不断用身体去试错。他的创作，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他的私生活，都被这种焦虑感笼罩着。”

克拉克在1990年代中期跌入了人生的低谷，长期忍受着膝盖的伤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信心的打击，尤其是1994年新年前夜好友利•鲍厄里的突然去世更是当头一击，他落荒而逃回到了苏格兰老家母亲的身边。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隐居生活——真正的荒芜岁月——但偏偏就是在这期间诞生了关于迈克尔·克拉克的神话。

他究竟是怎样在阿伯丁的凯恩布尔村度过这四年时光的?

他笑了，但随即收起了笑容。“我熬过了一段漫长又艰难的日子，终于戒掉美沙酮，但转头又掉进了酒精的陷阱。那里的人每天早上9点就开始喝酒，这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相信自己属于那种容易上瘾的体质吗？“我猜是的。就我的经历来说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点。”

不过克拉克没有提及另一个可能加速情况恶化的因素，那就是他父亲在他年方18便自杀身亡。根据各方的说法老克拉克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渴望成为会计师的农民，一个酗酒者，一个债台高筑的赌徒，而在好日子里他又是派对的生命和灵魂。“我发现他更乐意做一个孩子，虽然我确定某些专家会指责他不是孩子的好榜样。他非常有趣，是那种超群的不按常理出牌的风趣。这一点和利•鲍厄里有些相似，他们有真正的幽默感。”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我是他的小儿子，他的自杀真的让我愤怒，”最后他说，“但我知道我已经表现得足够让他了解我身上的才华。”他现在还对此愤怒吗？“不，那不是真正的愤怒。从很多方面来说那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它的影响十分复杂，即使过了20年人们还是不能摆脱自责和相互指责。但是，不，我不再为此愤怒了。现在应该是悲伤多过愤怒。”

21世纪初克拉克重回舞台，自此开启了创作生涯的第二春。他和皇家芭蕾舞学校时期的老师理查德·格拉斯顿（Richard Glasstone）恢复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上课。他卷土重来的首部作品自我调侃一样命名为《之前其后：堕落》（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从2005年开始他在巴比肯艺术中心长期驻场演出，这是一段爆炸性的创作时期，创作了三部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为2009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创作了受鲍伊启发的《谢谢你，伙计》（Thank You, Man）。现在则是这部《致一首简单的摇滚……乐》。迈克尔·克拉克或许比以前温和了，但可以想见他仍然超出人们的想象。

他还和母亲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贝茜（Bessie）现在已经80高龄，但她一定程度上还和儿子一样表现得相当朋克——1992年她在《唔……》（Mmm…）上露面，而1994年她甚至赤裸着上身走上《O》（O）的舞台。“脑袋里确实会经常浮现这样的念头，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离开母亲就无法活下去的同性恋，”这不是调侃。“因为这事看上去很典型——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比利·麦肯齐(Billy MacKenzie，后朋克乐队合伙人the Associates的主唱)都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自杀了。我也一度担心自己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我跟我妈谈过，她叮嘱我‘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做。那只会意味着我作为母亲多么失败。’”

克拉克的母亲贝茜（左数第二位），紧邻利•鲍厄里，克拉克本人（右数第三位），1992年《唔……》（Mmm…）排练现场，国王十字车站艺术天使基金会（Artangel）的委约作品。摄影：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

他还是鄙薄舞蹈吗？那让他之所以为他的艺术媒介？“嗯，我不去看舞蹈演出，这就是我能给出的答案。以前我还会去看默斯·坎宁汉的演出，即使是他我也要纠结半天。我觉得舞蹈太单薄了。行动的准则就是追求怪异和仪式化。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媒介，虽然人们努力想要从身体中跳升，但却始终困于其中。一旦把两个人放到一起，他们就不得不互动、不得不拥抱。身体真的是做不到抽象的存在。”

他有什么遗憾吗？“不，我没什么遗憾的。我怀念过去那种蹲着干活、领救济金、自由自在的狂野日子，但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后悔没有加入皇家芭蕾舞团，因为那只会是愚蠢又悲哀的事情。”他又掂量了一下这个问题，好像在逐渐褪去的余晖中探究着之前的、其后的自己。最后他发表总结： “我真正想做的是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好事。我必须往后退一步，提醒自己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不要把那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的生活已经够精彩了，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是有点艰难，但是我很幸运：我仍然在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2016年10月2日刊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2019年7月16日译于杭州

原文地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stage/2016/oct/02/michael-clark-i-still-make-the-dance-on-my-own-body-first-interview-to-a-simple-rock-n-roll-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