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7.20 中国古代文学史之汉末魏晋南北朝文学（初）

中国古代读书笔记之东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

1. 总述

东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学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

①东汉末（曹操）及曹魏-------建安文学

②魏国末司马氏专权期---------正始文学

③西晋初期文学

④西晋中-东晋末文学

⑤南朝宋代文学

⑥南朝齐梁文学

⑦南朝梁陈文学

一般来说，在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北方曹魏文学优于南方；在两晋时代，西晋文学比东晋文学兴盛；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比北朝文学优秀。

从文学史发展历程上看，魏晋南北朝文学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隋唐的重要阶段。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所谓“文学自觉”，主要有以下特征：

I.作家创作意识更为明确，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显示自己的灵感与个性，文学的抒情性更为突出。

II.发现更多新的审美对象，开掘了许多新的文学题材。

III.作家更为注意语言的美感，或是追求语言的华美，或是追求语言的自然天成之美。

IV.大多数作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V.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

VI.独立的文学选本出现，文学理论专著涌现。

下文分述之。

2. 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创作高潮。建安文学出现于汉末大动乱时期，很多建安作家亲历战争，有的甚至直接被卷入社会底层大众之中。这使得建安文人视野广阔，拥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而建安文人诗内容充实，情感深厚。又由于大动乱导致的儒学地位下降，士人很少受到封建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建安诗人们得以自由地写作，不遗余力地在文学创作上争雄斗奇互相切磋。加之建安时期北方实际领导人曹操极为倡导文学，广招文人墨客并亲自带头创作，致使自由的文学创作得到政治支持，大大提升了文人们的创作积极性。于是，建安文人们广泛吸收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抒情小赋的营养，结合建安时期时代背景，与曹氏家族一起将文学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或是反映社会的离乱和人民疾苦，或是表现建功立业的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形成了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文学风格——建安风骨。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东汉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拓者，专擅五言诗四言汉乐府诗，著有名作《短歌行》、《观沧海》与《龟虽寿》等。

曹操之诗，有的反映汉末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有的表现其政治理想与积极进取精神，有的是纯粹的游仙诗。曹操诗质朴自然，语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比较直率地敞露了他的复杂的生命感悟与人生体验，形成了一种悲凉沉雄的风格。

曹操的儿子，曹丕与曹植，也是文学家。

曹丕，字子桓，魏王。其诗或写自己的贵公子生活，或写求贤征伐，或写征夫行役、夫妇别离，或写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著有名作《燕歌行》。诗风柔和婉转，平易清浅。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被誉为建安之杰，诗赋水准为建安作家之冠。

曹植的人生较为曲折。在曹丕称帝之前，曹植的生活非常滋润，无非在宫廷里寻欢作乐。他少有大志，胸怀天下，文学才能极为出众，很被曹操看好。曹操一度要确立曹植为接班人。但由于曹植不善于审时度势，缺乏政治头脑，太子之位终于被曹丕夺得。曹丕夺太子位后，曹植竟然更受曹操宠爱，这样曹丕大为光火。曹丕即位后，大肆打压迫害曹植，将包括曹植在内的同宗诸王强制遣往偏远的封地，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准他们私下通信，并专门派遣官员记录他们的行踪。曹植在诸王中更受苛待，先是被曹丕的朝廷使者认为是“醉酒悖慢”，要治他的罪，因而差点儿丧命；又是不断地被变更封地，在国内来回迁移。曹植因此常抑郁悲愤，英年早逝。

曹植的文学创作以曹丕称帝为节点，分为前期与后期。其前期作品主要写宴饮游乐，描绘宫廷的奢华生活；写文学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写自己的理想抱负。其后期作品主要诉说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遂的苦闷和抒发备受压抑的悲哀。

曹植是第一个大量写五言诗的诗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他上接诗骚比兴传统与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抒情艺术，又有自己的创造。他利用乐府形式广泛地抒发内心情感，使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诗转向以抒情为主；他以极为华美的辞藻，改变了汉乐府古朴醇厚的语言风格；他常用比喻对偶，注重诗歌的形式美。曹植虽然重视形式技巧与华丽辞藻，但由于诗歌内容非常充实，情感深厚，并不显得纤弱矫情，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一般来说，曹操诗悲歌慷慨古直沉雄；曹丕诗柔和婉转；曹植诗奇高华丽。三者风格截然不同。

建安文学除却三曹之外，又有建安七子。分别为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孔融。王粲在七子之中成就最高，刘桢与王粲、曹植并称，陈琳阮瑀皆擅长公牍文书，徐干善写情诗，孔融擅写散文，应玚无作品流传。

汉末还有一位叫蔡琰（蔡文姬）的女诗人，著有名作《悲愤诗》。

蔡文姬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在董卓之乱之被虏入胡，流落匈奴十二年，嫁给胡人，生有二子。后被曹操赎回，再嫁董祀。《悲愤诗》于被赎回国、重嫁董祀之后所写，全诗是一部自传，主旨在于述说个人不幸遭遇以抒发悲愤之情，反映了汉末人民遭遇的巨大灾难。

蔡文姬成功地结合叙事来抒情，因而推动了叙事诗的发展。建安诗人在继承汉乐府诗时主要分两条路：一为继承《古诗十九首》，专门以诗抒情；二为继承汉乐府民歌，专门以诗叙事。有的作家两路兼备，却无法统合。蔡文姬既叙事，又抒情，显示出其高超的文学创造力。

3. 正始文学

魏末，司马氏专权，极力创造高压恐怖环境，以杀戮手段清除异己。同时又虚伪地提倡名教，宣称以孝治天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采取消极避世之态度，以竹林七贤最为出名。

竹林七贤，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子咸、王戎、刘伶。

阮籍，字嗣宗，阮瑀之子。他生活在魏晋代易之际，既看到官场的黑暗与危殆，又不能不时时应付统治者的笼络与拉拢，因而总是采取一种与当权者若即若离的态度。阮籍极为厌恶统治集团所宣扬的虚伪的礼法，常以“自然”来傲视礼俗。

阮籍在政治上极为谨慎，发言玄远，从不把话说明，以求自保。但有话不得明说使得他内心极端痛苦，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辄痛苦而返”。

著有名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中最突出的内容是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极度矛盾、寂寞、痛苦乃至愤懑，例如：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为了解除内心的苦恼和矛盾，寻求超脱现实、遗世高蹈的情怀。在这些诗中往往有游仙内容，通过对神仙的追求来表现对黑暗现实的鄙弃，对理想的自由生活的向往。

又有一部分诗揭露黑暗政治，暗示时局的动荡不安；还有诗表现要求建功立业，情调慷慨激昂。

阮籍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写法上多用比喻象征和历史神话典故。往往能从诗的整体上体味到阮籍的大概意思，却无法一一确凿。这种曲折幽深的风格有其政治原因，但更多取决于阮籍的言外言更微妙，弦外音更淑清的美学观。

阮籍同曹植一样，亦大量创作五言诗，开创了“咏怀”这种随意所至，随感随写的抒情方式。

嵇康，字叔夜，同阮籍一样厌恶虚伪礼教，并且更为坚决。他甚至号召完全抛弃礼教，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性格刚直骨鲠，有言必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诗歌以四言诗成就最高，著有名作《赠秀才入军》与《幽愤诗》。尤其是在入狱后所作的《幽愤诗》，体现了其思想的极端复杂矛盾。诗人自称托好老庄，贱物贵身，但自己的性格又不允许他缄默不语，遇到必然“显明臧否”。在黑暗的专制时代，有才能而又刚直的知识分子往往虽欲“守朴”而不可得，终陷悲剧结局，嵇康就是个典型例子。

4. 西晋初文学

西晋初有一个短暂的安定繁荣时期。先有傅玄与张华，后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时称“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傅玄，字休奕，文学家。擅长乐府诗，上接汉乐府与建安风骨，大量创作关于妇女题材的诗篇。

张华，字茂先，擅写爱情诗。

陆机，字士衡，作诗极多，大多拟古（模仿千人诗作），情感匮乏，少有佳作。陆机学曹植，追求辞藻华美，却学不得曹植的深厚情感底蕴，致使诗作徒有美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对后来的南朝诗文有消极影响。

潘岳，字安仁，与陆机并称“潘陆”。潘岳擅写爱情诗，著有名作《悼亡诗》，是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组悼亡诗。

张协，字景阳，著有名作《杂诗》，与《古诗十九首》一脉相承，多写闺情闺怨，游宦乡愁，感时叹世，自伤怀抱。

左思，字太冲，西晋时期水平最高的诗人，著有名作《咏史》八首，主要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表现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愤懑。他不仅看到了个人所受的压抑，而且能从现实和历史的高度，冷静地纵观古今，指出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与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普遍性，揭示出寒士不遇的根本原因。

左思的咏史诗对后世影响甚大，他总能在对历史的歌咏中体现自我的思想感情、个性与人格，形成了一种以史抒怀的表达方式。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他所表现的愤懑之情是寒门之士内心的普遍情感，是时代的呼声。他笔力直逼建安风骨，悲凉慷慨，情调高亢，雄健浑重，有“左思风力”之称。

5. 西晋中到东晋末文学

西晋在八王之乱中分崩离析，北方少数民族趁虚长驱直入，晋室不得不南迁，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东晋享国一百余年后灭亡。

玄言诗，在这段时期内霸占诗坛。在玄言诗之前，诗坛主流是游仙诗。在玄言诗之后，诗坛主流是山水诗和田园诗。刘琨与郭璞，是玄言诗之前的代表诗人；孙绰与许询，是玄言诗代表；陶渊明与谢灵运，是山水田园诗代表。

刘琨，字越石，在晋室南渡前生活放荡，但在国家危难之际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斗争之中，率兵北渡以收复失地，最终兵败被杀。著有名作《扶风歌》、《答卢谌（读作陈，确信，确实意）》。其诗蕴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情调慷慨悲壮，直追建安风骨。

郭璞，字景纯，游仙诗重要代表。在郭璞的笔下，仙境是与黑暗现实对立的理想世界，他一边渲染和讴歌与仙境，一边痛批黑暗的现世，很有愤世嫉俗的情怀。

游仙诗之后，紧接着玄言诗的兴起。游仙诗与玄言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二者都有对道家（道教）思想的阐释，区别在游仙诗力图歌颂道教的生活方式，往往借游仙的形式抒发愤世嫉俗与遗世独立之情，本质上是抒情诗；玄言诗则力图阐明老庄思想乃至道教佛教思想，通过对哲理的阐发表达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体悟，本质上是哲理诗。

孙绰，字兴公；许询，字玄度。二者均为佛教徒，常以玄言诗阐释佛理。玄言诗的样子，大抵不过：

仰观大造，俯览万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詘。

全无诗味，后世对玄言诗评价甚低。玄言诗实在是时代的产物，自正始文学以来，政治上的动荡变乱此起彼伏，文人面临着异常险峻的人生考验。嵇康阮籍等人只得隐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若实在咽不下去，则干脆口出“狂言”让权贵们要了自己的命，也不至在人间遭罪。玄言诗则意味着，文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不至于很痛苦的逃避现实的精神道路。

山水文学正在玄言诗当中孕育发展。孙绰许询都有一些描写山水的诗篇，意在用玄理观照山水，以山水描摹作为玄言名理的印证和点缀。

6. 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

陶渊明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二十九岁之前在家读书；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时官时隐；四十一岁到六十三岁隐居不仕。

第一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形成了两种矛盾倾向。一方面，他热爱田园生活，想清高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方面，他实在想学而优则仕，干出一番事业，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读作河，羽翼之意）思远翥（读作柱，飞翔意）”。

第二阶段内他曾三次出仕：第一次，出为江州祭酒，不久便自行解职归家，居家务农，积劳成疾；第二次，再出为荆州刺史恒玄幕僚，却发现恒玄很有造反篡权的政治野心，陶渊明怕引火上身，“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于是决定借着母亲去世的缘由回家，一去不复返；第三次，作彭泽县令，因为“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自解印绶去职，作《归去来兮辞》。

第三阶段，隐居，再不出仕。

陶渊明性格刚直，个性真率，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读作午，忤逆，与“逆”字同意）”，痛骂他所处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要与时代决裂。陶渊明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他面对大自然，感慨“此中有真意”，即是如此。“真”于陶渊明，是一种人格追求，也是一种美学追求，陶渊明追求的是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结合。

然而田园生活当真充满诗意？也不尽然。陶渊明当真体会过作农民的辛苦。“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陶渊明最伟大在，即便他发现了田园生活充斥苦泪，他也依旧热爱它。

陶渊明受儒道两家影响，道家思想更重一些。他追求真实朴素的人生理想与审美理想，他鄙弃官场、傲视世俗的为人作风，他高逸飘洒、简静闲淡的人生格调，他的无君理想——都与庄子有关。

陶渊明主要写田园诗，咏怀诗与咏史诗。

陶渊明将田园自然看成是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是一种黑暗现实、浑浊官场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因而他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人生人格理想对象化，使田园与自我精神融合为一。（这很类似于郭璞的游仙诗。郭璞是把一个从不存在的仙境看作与黑暗社会对立的理想世界，并让仙境与自我精神融合为一，因而他总站在仙界的立场上愤世嫉俗）

前文已提，田园生活并不永远地充满诗情画意，田园的真相是困苦劳累颓圮荒僻，这就需要陶渊明用他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思想把田园点缀成理想世界。在陶渊明眼中，那宅旁的十余亩田地、八九间草屋，房前屋后的榆柳桃李，远处的袅袅吹烟，近处的鸡鸣狗吠，是那样的充满无限生机，又是那样的恬静和谐。它们才是“真”，才是自生自称，自在自为的无伪万物；它们纵然再坏，也要比“伪”的官场好许多。陶渊明又有一部分田园诗是写邻里交往的，“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种真诚坦率、不拘形式的自由交往谈吐，与官场的勾心斗角、装腔作势比起来，哪一种更符合人性之自然，完全不言自明。

陶渊明极为强调劳动对于人生、对自己隐居的重大意义。所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劳动场景，例如：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熟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读作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读作惯）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桃花源诗》是陶渊明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它表现出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描绘了一个人人劳动、生活富裕且“怡然有余乐”的理想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秋熟靡王税”，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王朝更迭。陶渊明的桃花源已经不仅仅是隐士躬耕的小天地，而是一种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政治理想，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否定。

陶渊明的咏怀、咏怀诗的情感基调与田园诗截然不同。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我们会以为他内心平静而达观；一读咏怀、咏史诗，才知道平静与达观只是一种表面的或暂时的现象，悲怆才是他的真实内心，例如：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年轻时以出仕为建功立业的唯一途径。无论他再怎样从隐居生活中掘出真善美来，他定有人生价值的失落感，甚至而还会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

陶渊明的性格当中极其刚烈的一面也在一些咏史诗句中展露无遗，例如：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可见，陶渊明的思想极为矛盾复杂。

陶渊明又作有辞赋散文《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

陶渊明以自己的人生选择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个耿介正直、孤高伟岸的人格模范，具有相当动人的示范力量；陶渊明的真率性格也成为后世士大夫效仿的榜样。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

7. 南朝文学

南朝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三阶段。宋代，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当中彻底分化出来，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齐梁代，形成讲求声律的永明新体诗，代表作家有沈约、谢朓（读作挑）。梁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描写女性身体之美和宫廷生活的宫体诗霸占诗坛，代表作家有萧纲。

南朝梁代被北朝西魏消灭时，梁国使臣庾（读作雨，意为敞口的粮仓）信正在西魏首都进行访问，因此庾信不得不滞留西魏，毕生未得机会回到南方。庾信因而成为了进行南北诗风统合的重要诗人。

谢灵运，出身于东晋高门氏族，青年时代接受到良好教育，极有才名，热衷于政治。宋朝建立后，实行抑制氏族的政策，致使谢灵运内心非常不满。后出任永嘉太守，却不理政事，很块便辞官归隐，逸情山水。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担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用极尽富丽堂皇之辞藻描绘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风光，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功，例如：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谢灵运诗，多名言名句，却无一佳篇。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所有山水诗都有在最后加一两句阐释玄理故作高深的话，即便跟他所写得山水无任何关系。而且，谢灵运从来不会情景交融以景抒情之类，他笔下的景，丝毫不带情，这导致了情景割裂。谢灵运写多山水诗之后，便形成了“记出游-写景物-发玄理”的作诗套路，千篇一律，绝少变化。即便谢灵运诗有诸多不济之处，他也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某些新领域。

颜延之，字延年，与谢灵运并称“颜谢”，文学造诣不如谢灵运，鲜有佳作。

鲍照，字明远，少有才名，功名心极强却出身孤贱。

鲍照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诗歌的重要内容，就是反映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例如：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读作鞋，蹀躞，小步走之意）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贫且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还有些诗，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鲍照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鲍照也写了不少。

鲍照“才秀人微”，宋代虽然对高门氏族有所抑制，但社会上仍然注重门第出身。作为一介寒士，要想凭借才能而得到重用，是极为困难的，鲍照感叹道：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壮志抱负与严峻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使诗人感到痛苦、压抑和愤懑。鲍照又生活在南北长期对峙的政治形式下，关心国事，向往通过军功得到重用，故而抒写边境战争，歌颂将士的爱国情怀。同时，出身寒微的鲍照对下层百姓的悲惨生活有深入了解。

鲍照诗直逼建安风骨，笔力雄浑，感情充沛，音节错综。

上述因素使得鲍照在整个南朝文坛上的地位极为突出，显得极为卓然超拔、身手不凡。鲍照还大量地创作七言乐府诗，有的甚至是完整的七言诗，鲍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七言诗的诗人，为后来唐代刘希夷张若虚创立的七言歌行体奠定基础。李白所擅长的歌行体诗，完全可以追溯到鲍照身上。

谢朓，字玄晖，谢灵运之后，故称为“小谢”。谢朓发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在景物刻画方面不亚于谢灵运，并且注意改进大谢山水诗的缺点。小谢诗注意情景交融，取消玄理，追求语言的自然平秀。但是大小谢诗均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是南朝高门氏族诗人的通病。

沈约，字休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倡导将声律与诗歌结合的诗人，开创了初成体系的诗歌声律学说，为隋唐后的律诗（近体诗）的行程开辟了道路。

王融，字元长，鲜有佳作。

至于梁陈两代之诗，以梁太子萧统逝世、萧纲继为太子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萧统，编有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萧统大抵是第一个发现《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价值并对陶渊明的文学作品进行高度评价的人），所录诗歌大体以雅丽为准，但凡绮靡冶艳之作皆不采用。萧纲则与萧统截然相反，编《玉台新咏》，但凡素净雅丽平实自然之诗作皆不录，只录绮靡冶艳之诗。萧纲此举直接导致了南朝诗风的大转换，宫体诗从此大为盛行。

第一阶段内，著名作家有江淹，吴均，何逊，阴铿（读作坑）。

江淹，字文通，以模拟他人诗作著称。

吴均，字叔庠，出身寒门，受左思与鲍照影响很大。

何逊，字仲言；阴铿，字子坚。二人并称“阴何”，是继大小谢之后的重要山水诗人，对永明新体诗研究极深，作诗极讲究声律对偶，有些诗作已基本接近唐代律诗（近体诗）。

第二阶段的宫体诗主要是南朝君主、贵族声色娱乐生活的反映。主要诗人有萧纲，陈后主等。格调不高，沦于色情。

宫体诗对诗歌的贡献在开拓了描绘女性身体美的创作领域，并且继承发扬永明新体诗追求声律的传统。宫体诗中已经大量涌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体诗。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重要诗人。他把南方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带到北方，又吸取了北方文化中刚健的精神，创造了新风格，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之趋势。著有名作《拟咏怀》，表达思念故土，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庾信可以被称为唐代格律诗的直接开启者，为唐代七律与五律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因为庾诗既有南方的婉转绮丽，又有北方的雄浑壮阔，大大开拓了诗歌的多样化意境，为唐诗的繁荣做了必要准备。

又有王褒，字子渊，与庾信同时滞留南方，著有名作《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8. 南北朝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大抵可以分为三类：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神弦或来自吴声，或来自西曲，故而可以不单独分类。

吴歌主演产生于以建业（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西曲产生于以江陵（今湖北荆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汉江两岸地区。

南朝民歌大抵反映爱情。篇幅比较短小，大部分系五言四句，这种形式一经固定便成为了唐代的五言绝句。语言明白晓畅，清新自然。情感清纯真挚，幽柔婉转。正如北朝民歌有《木兰诗》，南朝民歌也有一旷世名作《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鸭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读作就）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北朝民歌内容要比南朝民歌丰富，有写大漠沙洲之景色的，有写战乱流离之痛的，有写贫富对立的，有写民族斗争的。北朝爱情诗要比南朝豪放直爽得多。北朝民歌的体裁也比南朝民歌丰富，有五言四句的，也有七言四句的，还有杂言的。北朝民歌的七言四句体一经确定便成为唐代的七言绝句。

北朝有名作《木兰诗》，与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叙事诗双璧。

9. 汉末魏晋南北朝辞赋

汉末魏晋南北朝辞赋非常发达，出现了诗赋合流、骈偶入赋的趋势。

建安时期，王粲与曹植是极为接触的辞赋作家。王粲有名作《登楼赋》，曹植有名作《洛神赋》。正始时期，阮籍辞赋极为出名，有名作《猕猴赋》、《大人先生传》。及至西晋，辞赋发展达到高峰。陆机，潘岳，左思均有赋传世。南朝辞赋名作有鲍照的《芜城赋》，谢慧莲的《雪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恨赋》、《别赋》，萧纲的《采莲赋》、萧绎的《荡妇秋思赋》、沈炯的《归魂赋》等。及至南朝梁陈代，辞赋已经完全走向了抒情化与骈偶化。

梁朝被西魏灭亡后，南方大量的辞赋作家流入北朝，名家有颜之推和庾信。颜之推有《观我生赋》，庾信有《哀江南赋》、《小园赋》。

10.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章由散文逐渐向骈文转变，骈文取代散文，几乎独占文坛。骈文，也叫骈俪文、骈偶、骈体、四六，大体特点是全篇文章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而且大抵以四字或六字为一句。骈文与散文由以下几点不同：

骈文以骈句为主，散文以散句为主；骈文以句子对称平衡整齐为美，散文以句子错综变化长短相间为能；骈文注重声律词采，以读之铿锵有声为美，散文则或雄浑磅礴，或阴柔舒缓；骈文以平淡为高，骈文以秾（读作农，意味花木繁盛，同葳蕤）丽为贵；散文灵活，用途广泛，骈文因受格式声律限制，难以叙事。

最先无骈文而有骈偶的修辞手法，被汉大赋作家们广泛使用。这种修辞手法随之影响散文。至魏晋时，文学自觉的风尚使得文人们认识到文学应追求词采华丽，骈偶手法就在一些散文之中被大量地运用，乃至全篇都用骈偶——骈文便诞生了。不过此时的骈文对于对偶声律要求不严格，直到南北朝末期才有严格的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