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道路——《论语与孟子两本书的区别》笔记
“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王夫之《俟解》）《孟子》喜欢谈人性，但《论语》讲的都是习俗。人性是天命，不容易懂，而习俗是人的努力。
在《子思论》中，苏轼分析孔子之道“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的原因，是孔子之道得益于“皆出于”天下人所能行，世人没有非议而圣人之道不废。反推孟子“言性”，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结果是“论立而争起”。（何立明《中国士人》）
《孟子》在宋朝之前并没有后来那样高的地位。在唐、五代道教、佛教的强烈冲击与巨大影响下，儒家学者感到必须对道教、佛教所讨论的那些激荡人心的、“玄妙”而充满“终极”意味的问题做出答案。他们在《孟子》中找到了福音，看到了儒家的《新约》。而韩愈，就是传播《孟子》的彼得。如果说，以《礼记》、《论语》、《孝经》为中心的儒学的重点（《论语》）在于培养人的习俗，那么，《孟子》就象船山说的一样，讨论了很多心性、天道的问题。这些，就成了此后几百年中国思想界的核心问题。
《论语》不是一部讨论哲学的书，而《孟子》却充满了哲学趣味。《论语》中，孔子只讲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却绝少长篇大套地摆事实、讲道理。与《论语》不同，《孟子》的主要篇幅都用来讲“为什么”。孟子认为，只要道理讲明白了，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弃恶从善、筱然而化了。所以，他非常看重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其内在的完美。
从宋儒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探讨宇宙的建构与天、人、命、性之间的关系上。宋儒学的目的在于建立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毕竟，任何或者绝大部分政治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这意味着人性分析是政治分析的出发点。（殷冬水）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西方没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中的主要的部分，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当权者是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首先，它过于原则性、理论性，过与抽象，难以变成具体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被广大的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心声。
故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重要的不是不断出现新的思想，不是不断地建立高深的理论体系，不是“与时俱进”，赶超什么先进，而是踏踏实实地把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风俗习惯切实变成社会与政治的现实。这是孔子的道路，是《论语》给我们的启示。
邓晓芒《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背后，有相似的对立和争论。前者执着于logos，政治就是正义；而后者相信nomos，政治就是治术。考察古今中外，《孟子》与《论语》分两边，表现大有不同：或逻辑与历史的对立，或真与善的两分，还有就是汉宋之别，也许更有“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不同选项。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人性（，所以孟子不可信。）通过人性来认识社会听起来很逻辑、很切近，其实很困难，几近于不可能。因为，我们并不容易知道到底什么是人性，不知道这个人性到底是怎样的样子。人性这一点上，古来一直就很聚讼。所以不能轻易谈人性，还是谈风俗、习惯、道德等等比较实在。不要害怕不谈人性就不能对终极做出解释。不能解释终极，这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不多的人性中间的一个。人不是神，不是造物，不能去扮演上帝的角色。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就是《论语》与《孟子》的区别。
（此文主体引自张钊：《〈论语〉与〈孟子〉这两本书的区别》一文，见关天茶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