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澎湃的巨流河——从张作霖说到郭松龄
汹涌澎湃的巨流河：从张作霖说到郭松龄
“上将军”或“大帅”张作霖这个小六子他爹——关于张学良为什么作为长子要被张作霖唤作“小六子”，又是一个命理故事，他篇文章说，此就不赘了——，不管你怎么看，丫是个人才，人称“大帅”，老了叫“老帅”，又或部下嘴里的“上将军”，都是牛叉得很的称谓，特别是临死被日本人或有人反弹琵琶研究出来的苏联人，那么在皇姑屯狠狠一炸，登时专列被送上天好几节，丫的背影瞬间高大了许多，仿佛一下子就不是那个被赵尔巽招安的“胡子”出身了：
你还说，就是你当年把他惯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瞪着牛眼对已经等于退居二线无权无势的赵尔巽说。
但在小六子张学良的心眼里，老子张作霖一向高大，直到多年后唐德刚要采访他写《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回忆中曾经风流倜傥被人们痛骂只喜欢碰女人的张学良，满满的，还是爱的回忆：
我爹其实很蒋中正的，是英雄。
谁料在这部口述历史的《外编》中，唐德刚可不这么看：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的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相比......
在唐德刚的眼里，少帅的老子大帅张作霖可能是雄才，但很难说有“大略”，等于骂他老子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好比《水浒》《说唐》里的好汉，程咬金有余，徐茂公不够，干革命很有一套，如何安定人心，如何发展经济，所谓坐江山，恐怕就有点不欧克了，“他口口声声要解决长江各省”——恐怕真一旦解决了，就要“以暴制暴”了，这方面唐德刚很怀疑他张作霖，认为他即使拿下了南方也很难有个妥善的善后方案，比如江苏安徽，原来本是他的地盘，后来一个不小心，一九二五年秋天，又被孙传芳一伙给夺回去了。
真可惜了张作霖所谓奉系曾经那么大好的形势，唐德刚不是为他算过一笔账，这多少人那多少人，嗬，算下来三十七万之多，那可是当时全中国配套最齐全硬件最牛叉的“陆海空”啊，他小六子张学良不也是多年以后为自己昔日的辉煌无比自豪吗：
我们东北军要说其他也没什么，但我们东北军的“炮兵”，那可是杠杠的，杠杠的.......
这奉系张家父子，一个精明狡黠，一个少年得志，在当时的中华大地，那可真是比“鹰扬”或“虎踞”在中州洛阳的另外一位大帅吴佩孚，更是煊煊赫赫的人物，他们父子的举动或动向，比如四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又看上某位旦角了，向来都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黄金档”，焦点话题啊，稍有风吹草动，全国人民包括像尚秉和这样的著名易学家，也要为他们等于为自己的前途：
卜上一卦。
那时著名易学家尚秉和应该还在北京内务部，任第三科科长，当时的直奉战争震动全国，自然也是尚秉和们关心的热点话题，有一天大家吃饱了没事干，“在部中”，大家都想猜一猜直奉战争最后的走向，于是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午后，大伙公推尚秉和用《周易》来打一卦，算算这次大战交战双方的吉还是凶，哥几个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当时徐州大战尚未分出胜负，尚秉和起了一个坤卦，变卦山水蒙，尚氏论断：
本卦坤为土为柄为众，其位置在西南，这是西南方得民心之象。坤卦卦辞不曰：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尚秉和继续论断，这张作霖必定“失援势孤”，你看嘛，这山水蒙的反对卦是水山蹇，蹇的卦辞不也是曰：
利西南，不利东北——这张作霖的大局不利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你们再看，尚秉和继续发挥，这山水蒙卦的上卦为艮下为坎，艮为停止为终止，坎为危险为灾陷，这艮位（按后天八卦）在东北，而坎经卦又在内卦，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张作霖这次真正的危险，其实在他潜伏的内部，有第五纵队啊，这简直就是张家父子不自知的定时炸弹嘛。
尚秉和又开始发挥从西汉京房东汉郑玄就有，然后被三国虞翻虞仲翔乃至梅花易数的创始人邵康节大肆发挥的互卦理论，说：
哥几个再看这山水蒙的互卦，二三四爻互体为震卦，震为动，我看啊，张家父子的内患，很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尚秉和先生还真说对了，本来当时的形势是“倒戈将军”冯玉祥面对张作霖的优势要“力避其锋”，帮不了他随时都在变换的战时“同盟”吴佩孚多少忙的，但是：
不料当年十月初十日，奉军“陆大系”的郭松龄同志，突然毫无预兆也似乎理由并不充分的，学习他的前辈倒戈将军冯玉祥，也玩倒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鼓行出关”，先是攻克锦州，跟着就占据新民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几乎十股去了一大半，这就是尚秉和所谓：
艮止坎险之应。
尚秉和对当时大局的理解是，这吴佩孚本来是讨伐张作霖欺人太甚把持国柄的，谁料郭松龄突然倒戈，于是张作霖“失朋”而吴佩孚得朋，冯玉祥讨伐张作霖亦然，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不正是：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验证乎？
但是，张作霖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他真正的悲催是最后的皇姑屯，他的好兄弟吴俊升当场嗝屁，他本人伤重不治，嘴口流涎后事一交代后，才能嗝屁。
那时的张作霖，虽然有些不顺，但还没到穷途末路的最后，虽然已经有了点穷途末路的征象，或兆机；那局势，据说后来在巨流河边的沈阳城，张作霖拼拼凑凑，把什么军警特务这些非一线战斗力全部拼凑集结，那恶劣的态势，恐怕也只比当年胡亥胡二世用骊山囚徒好上那么一点点。
真正的主力精锐，都在郭松龄那，张作霖这个驰骋一生的大帅，这个东北三省自封因为从来不屑于别人封或不封的“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或“大元帅”，拼拼凑凑，拉拉杂杂，竭泽而渔黔驴技穷般总算凑足了六万人，要与巨流河那边的郭松龄这个叛贼——决一死战。
胡二世用了章邯，虽然是囚徒，也没来个当年的牧野倒戈像对付殷纣王那样，倒是把局面给稳住了，而那边郭松龄呢，因为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原因，出了大问题了。
这就是尚秉和论断的那个坤卦彖辞：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也就是说，张作霖啊，你丫一时的困难是具体的，但这一时的劣势也是暂时的，说不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属于你嘴巴上常挂的东北人民，也未可知。
尚秉和先生生怕我们看不懂这一组卦的深刻意义，还继续添油加醋的说：
你看这坤卦二爻动了，那爻辞不也是说了吗：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行横行皆一望无际，不熟悉亦无不顺利，词意在尚秉和看来，正是天作之缘巧合之极。
还有，那坤卦上六爻也动了，这爻辞就更“玄机”了：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向来对于这句爻辞，易学家们是有争论的，比如南怀瑾一个说法，张其成又一个说法，估计李零或者闻一多，要不高亨周振甫还有李零的老师张政烺包括古人郑玄孔颖达李鼎祚朱子这些，应该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不管各家怎么理解，哪怕有人所谓就是阴阳交配，反正这个爻辞肯定对于主体即张作霖的奉系吉利，而对于郭松龄肯定就是动物凶猛，于是——“以数月之事，南方、北方之变乱成败，幽微曲折尽见于二卦之中，非《易》之神，焉能如此哉！”
于是，剩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特别是看过齐世英哲嗣齐邦媛的《巨流河》的，恐怕更是感触良多：
一个有理想的热血男儿，两口子好比老舍或傅雷夫妇一样，就这样殉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了。
这两年——前两年，齐邦媛教授那部《巨流河》的影响很大，先谈东北，谈张作霖，谈她父亲齐世英，谈他父亲追随的郭松龄将军，谈他们后来巨流河的惨败，然后，郭松龄夫妇惨死了，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呢，逃亡了，后来——后半辈子也一直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格格不入，等于郁郁而终了。
这个郭松龄反叛事件还搭上了一个人，就是曾经与徐志摩还有泰戈尔一起合影留念过的林长民。
这个人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许不熟悉，但在当年可是风云人物，他与晚晴乃至民国的风云人物兼大学者梁启超是朋友，还与辛亥革命著名的烈士林觉民是兄弟关系，他的女儿更是小粉红或民国控的最爱，那就是《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女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爱侣，也是逻辑学家金岳霖据说终生不嫁——错了，对不起，应是终生不娶的那个“原因”。
我不想暗示什么转弯抹角的蝴蝶效应，这里面没有这个，我只想说，作为一部自传，齐邦媛的这部《巨流河》还是有她的感人之处，我特别欣赏她后来在武大的求学经历，还有她与真正的勇士，也是现在你我都能坐在这里当键盘侠的原因的那个张大飞烈士的那段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爱情——那段悲欢离合。
但是，感情归感情，我们不能煽情，虽然我肯定齐邦媛女士对于那次巨流河之战，对于那些来龙去脉，肯定是充满了深情，她对郭松龄的评价很高，好比她对张大飞的爱，我们，似乎都应该抱有同情的理解。
但是，我们也必须发现，对于这次巨流河事件，如果你所持有的观点角度不同，是会有很大的分歧的，这里，什么费正清的《剑桥民国史》或有人新出的最新史料包括那些专门研究民国的各类专家的观点，我们就不过多征引了，我这里想先表达一下著名的陶菊隐的观点，这套书名气很大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于是拿来做个切入。
我先说，这本写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很多观点，我慕春都是不太感冒的，我只是觉得很有代表性，至于代表谁，大家自去对号入座；并且呢，这套书中讲述郭松龄的部分，似乎与齐邦媛教授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并且，这套书对搞民国史的包括张鸣这些人，都影响很深，于是我决定先替陶菊隐表达一下：
第一次奉直战争时期，奉军由于杨宇霆、姜登选建议搭设浮桥，得以安全渡过滦河，而老兵老将战败归来，暮气非常深重，因此新派军人受到重视，张作霖提拔他们主持战后的整军工作。
奉系新派又分为土、洋两派，士官系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洋派，保定系李景林、陆大系郭松龄则属于土派。
奉系军人不但新、旧两派形成对立，即使在新派中，土、洋两派也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好了，不当文抄公了，暂时就到这里。
话再说这陶菊隐等所谓“新派”，都是跟着少帅张学良走的，那张学良不经常向人表示：
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郭松龄本来就是奉天讲武堂的教官，张学良在这里当学生的时候就对老师郭茂辰即郭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个人好的简直要穿一条裤子了，嫉妒得老子张作霖都有点醋意大发：
好你这小六子，除了不跟郭松龄玩一个女人或交换玩女人（等于现在西方腐朽的换妻恶习）..........
所以，这郭松龄其实是少帅的嫡系，正因如此，张学良也屡次在老爸大帅或上将军张作霖面前推荐老师郭松龄，团长，旅长，到了奉系重组时期，第二、六旅两旅联合办公，外面总称为“二六旅”，是当时奉系的精锐之师，这第二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这第六旅的旅长，就是郭松龄。
后来实际上是郭松龄掌舵的奉系第三军团，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张学良虽然聪明，但军队的实际组建等诸多业务，是放手让老师去干的，虽然后面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里，把自己形容得似乎早有远见似的，恐怕这个我们只能姑妄听之，但这个事情我们后面再说。
陶菊隐一个估计齐邦媛看到会很不爽的观点是，早在1924年日本举行秋操时，日本军部就有人向郭松龄示爱了，说什么如果“他有意于在东北发展自己的势力，日方愿意予以协力。这是帝国主义对付自己工具的一贯手腕，它们经常在现有工具之外多培植一个新工具，以便从中操纵。........”
所谓奉系背后是日本人，好比直系后面是英美人，这是凡研究民国史许多学者的常识，尽管具体的情形如何，需不需要考虑时间变迁而随时机动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如，张作霖是不是从皇姑屯往前倒推就是一直甘心“做日本人的走狗”，还是随时机动，不利了就示好，但原则性问题绝不动摇，这些问题不用说，肯定是有争议的，比如最后的皇姑屯事件，就有力的证明，至少在大原则或实质性损害东北乃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张作霖似乎也没有那么不堪，当然，我们这里是假定他是按照流行或一般说法被日本人炸死的，最近几年有人要翻盘，拒绝河村大佐的供述，说他是死于苏俄人之手，但即使他被有人所谓俄国人这个幕后真正的黑手给炸死，也说明张作霖还是有他“积极的一面”的，如果甘当张邦昌或刘豫，谁来害你呢？或，你又值得谁来伤害呢？
所以，陶菊隐具体的观点不管对不对，但是他的大方向的判断还是没有问题的，在当时的中国，好比隋唐大乱群雄崛起时期的突厥，那个时候的突厥就好比晚清民国时期的各国列强，无论英美俄日，都是要在中国培植或寻找“品牌代言人”的，但是郭松龄是不是如陶菊隐的判断受了日本人的蛊惑——这是一个问题？
陶说：
郭对这个诱惑不能无动于衷。
但是，即使郭松龄答应了，有没有虚与委蛇的可能？比如说，暂时利用一下，敷衍一下，尽管日本人的好处从来是烫手山芋好收不好放啊——一个不小心很可能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后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除了郭松龄的“新军”与新作风，似乎其他的奉系将领都不太给力，尤其是后来被他先扣押后枪毙的姜登选，最为郭所鄙视，但是郭松龄呢，在榆关九门口的争夺战中立了很大的功劳，由于“派系纠葛”，“几次发脾气要退出这条战线”，经张学良苦劝才收拾住，这个时候，郭松龄与其他奉系各派，已经有裂痕了，之所以还能维持，也主要是张学良对他的厚爱与包容，这个是一定的。
接着，杨宇霆以总参谋长的身份要撤换一个团长，郭力争，才没有实现，于是陶菊隐说：
从此，郭下了背叛奉系的决心。
他开始与惯于两面三刀一直很活跃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眉来眼去，似乎还订立了密约，他们决定：
一个回师北京推倒曹锟与吴佩孚；一个呢，回师沈阳推倒张作霖。
但是直奉之战很快结束了，郭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于是他回师沈阳的计划未能实现。
接着奉系论功行赏，郭松龄一直想得一个“热河都统”的位置，据陶菊隐说杨宇霆在老帅张作霖面前施了谗言，于是这事情就告吹了，于是郭松龄想退求苏皖鲁“剿匪”总司令或淞沪护军使，也都不能到手，而郭松龄心目中的“废物”纯粹吃老本的杨宇霆与姜登选呢，一人各得一省，还神气十足，于是郭松龄这口恶气，就需要找个恰当的时机来抒发表达。
这就是陶菊隐心目中埋下的“伏笔”，于是后来郭松龄与冯玉祥密议，还有另外一个最后拉进来的李景林，三个人好比三国时代的蜀国与吴国，还没灭掉魏国，已经在划分三家的势力范围要分享臆想中的胜利果实了。
他们仨议定，郭松龄军从榆关回师驱张，冯玉祥军呢，进攻热河以为旁敲侧击的声援，而最后被拉进联盟的李景林呢，把直隶与热河两地划给李景林，但是冯玉祥军队可以驻防保大，但是两地财政收入归李景林统筹支配；最后，黄河以北的直隶各县均由李军驻守，但应该开放天津海口以供冯军使用。
1924年11月22日，张作霖似乎察觉了郭松龄与冯玉祥等的勾结，电召他回奉天即今天的沈阳；张学良呢，他这位郭松龄昔日的好学生好朋友好兄弟，也劝他回沈阳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
郭松龄觉得，计划似乎已经败露了，回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于是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他开始作张学良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跟着他一起用“大义”来“背叛”自己的父亲——小六子的爹。
我觉得，其他的不谈，在这个问题上，郭松龄真是有点天真。
他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陈旧，又被群小包围，现在的局势恐怕无法挽救。因此，他建议，“父让子继”，让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造福东北人民，等等，等等，这就是齐邦媛教授所谓理想抱负了，东北人民灾难深重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大小军阀又暮气太深，于是，逼得郭松龄出此险招，或狠招，或绝招——自掘坟墓的掘，这两个字，音同字不同而已。
陶菊隐认为，郭松龄这种“反父不反子”的态度，一来是由于他与张学良交情深厚；二来可利用张学良的名义起兵，减少奉系内部的抵抗。
陶先生这两个理由当然有道理，但到底是因为交情深厚还是减少抵抗，恐怕就不太好说，按照归纳法从过去推未来的原理，郭松龄假如真成功了，应该会善待昔日的好友兼少主张学良，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是不是会按照郭松龄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后来的郭松龄，是不是还是那个与张学良曾经除了女人不一起上什么都一起的郭松龄，恐怕也难以断言，所以，也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郭松龄这里也面临一个难题，借重张学良的名义，自然是“名正言顺”得多，否则，恐怕阻力重重，即使勉强打下江山，以张家父子在东北几近二十年的根基，恐怕这东北的江山也不太好坐。
更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他怎么会天真的相信张学良会跟着他一起倒戈自己的老爸呢？
这，似乎是郭松龄失策的地方，像他居然相信冯玉祥一样愚蠢，还有李景林，一个自己老婆外带老妈都在沈阳张作霖那的人，你觉得他会毫无顾忌就义无反顾的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吗？
于是哈姆雷特说得好了，死贴你还是假装死贴你，这尼玛真是一个严重问题。
张学良听了郭松龄的话，自然是吓了一跳，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大烟要抽，但抽大烟也不等于就不想问题，毕竟是“名父之子”，刀里来火里去的，看也看多了，学也学会了，于是张学良面不改色支支吾吾，等于唯唯诺诺，其实敷敷衍衍，这就是兵法上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要“兵不厌诈”了，心里绝对不同意，但人在屋檐下，先稳住再说，用陶菊隐的话，以免打草惊蛇。
当日分手以后，张学良马上打电话叫“少帅办公处”人员立即在河北总站上车，随后自己由特一区住宅到东站上车，即用双车头挂着三节专车，加速向关外飞驰而去。
早在这次商议之前，冯玉祥就对郭松龄建议扣留张学良，但郭松龄估计实在下不了手，于是张学良就逃出了天津。
从这个事情上说，郭松龄就有点左传所谓：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了。
郭松龄，从这些方方面面，我们看出，就不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倒不是我们非要逼着他玩厚黑或无情无义，而是既然你要走这条路，你就必须从真正的造反要成事成功的大局来考虑了，玄武门也好，烛影斧声也罢，唐太宗或宋太宗，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还有那个说上位就上位的肃宗李亨。
当然，我不是说这么作对，我是说这么作，才能成功，政治，从来只会把伦理道德拒之门外要马基雅维利的，郭松龄不懂或不愿，于是就是书生意气，就是思量不周，于是就自然不免后来巨流河的悲催。
果然，他找了后来为杜月笙写好文章的饶汉祥，“满纸僻典怪字”，文章自然应该是四六骈俪很牛叉的，文采盎然而讨张檄文，不过我们别忘了，当年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时候，请的那位骆宾王，文章也很好：
试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
但是成大事必要的过程呢？
盟友李景林，一个老婆母亲都在沈阳的人，最主要没看到必胜的苗头，否则也未尝不可以学高皇帝刘邦抛妻别子，顺便还分乃父乃母一杯羹，于是，当然是与张宗昌这个“狗肉将军”一道中立。
盟友冯玉祥，先是宣布“中立”，后来出兵喜峰口直奔热河，就开始中立不起来了，但是不是真的想与你郭松龄一起并肩站立，天知道。
冯玉祥也算一朵近现代史上的奇葩，人说梁启超一生善变，我看也变不过玉祥将军。
当月25日，他开始通电要张作霖下野了，这种“正义肯定属于我方”或“彼方罪恶必须声讨”，是包括民国军阀在内的很多人的惯用伎俩，我们不必太认真，但是电报中不叫“我哥”而改成“阁下”，并要揭露奉系残害工人、学生以及武力夺取地盘（好像他不这样似的）的种种罪行，丑行，还要“全部揭露出来”，还说张作霖有“帝王思想”，而且经常“轻举妄动”兼“愚蠢无知”，所以，应当及时引退。
陶菊隐先生最后的论断也蛮正大堂皇的：
十分明显，这是一篇讨伐奉系的檄文。
我只能来两声，呵呵。
后面的陶菊隐的叙述我看没必要纠结而有必要加快了，当年11月25日，已经有点日暮途穷的张作霖让张学良在葫芦岛设法收抚郭军，于是张学良乘军舰到秦皇岛，电召郭前来当面一谈，但是郭，肯定是不会去的，他也不敢去，于是他只能弄了一篇心念旧主要披肝沥胆的套路：
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拼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
这篇套路文章看似言辞铿锵，正大堂皇，实际也是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绝，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顾惜呢，自然是不成功则成仁。
顺便，将宿敌废物被他扣押的奉系“中坚”姜登选，一并枪决了，你说是义无反顾可以，你说是破釜沉舟，也可以。
其他忠于张作霖的高级将官，自然是扣押的扣押，看管的看管，不在话下。
张作霖真急了，我们知道后来他都连自己的小六子都不太放心，通电也是直接“张汉卿先生阁下”，落款却是老子张作霖与“老战友”王永江。
“我父亲喊我张汉卿先生啊，你说我难不难过，你说我难不难过？......”
老子对儿子都客气到这份上了，可见当时委曲求全的险恶局势，对于奉系张作霖，是何等的不利。
一切绥靖措施都用光了没戏了的时候，张作霖也只有硬撑了，悬赏80万元要郭的活口，如果提头来献，大洋8万元，郭的父母，自然也是扣押。
而这时候的郭呢，继续天真，希望“帝国主义”严守中立，还用了一个后来的汉奸殷汝耕这个著名的亲日派当外交处长，在陶菊隐看来，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妥协。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公道说，在当时的晚晴民国，包括后来的蒋介石，要想成功或稳住，玩曲线救国，恐怕对于“帝国主义”都难免要有点妥协，旅顺屠城是不是妥协，济南事变是不是妥协，没办法，当时帝国主义丫几个就是名副其实的“列强”，等于侏罗纪的霸王龙或甲龙，要大小通吃的，所以中华大地这边不管你是奉系还是直系还是皖系，什么什么系，丫几个通通都是都是：
品牌代理人——多多少少，不过就是一个程度不同。
郭松龄让“帝国主义”中立，怎么可能，东北，从来都是日俄异想天开总想一口鲸吞的势力范围，还好，老狗熊或北极熊在日俄战争元气大伤，需要一个养精蓄锐的复原期，那边欧洲也有问题，虽然现在是苏联，白俄还有他们背后的黑手也是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啊，恐怕也暂时顾不上了，虽然也有日后中东路事件，但是日本人可是一向把包括南满在内的整个东北划为自家“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尤其是日本的军部，向来与政府文官们的步调就有点不能协调，你郭松龄怎么会奢望他们中立？他们也怎么会选择中立？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要么你当日本人的走狗，要么，日本人另外扶持张作霖来当——至于张作霖愿不愿意，开不开心，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郭松龄不愿意呢，那就只有他了，至少张作霖在不涉及需要签名画押损害大原则的地方，态度还是若即若离不那么鲜明也不可能鲜明的，这就给了日本人很多比扶持郭松龄或中立，从谋取实际利益来说更好的策略或联想，遐想。
好了，随着日本军部也就是关东军的介入，再加上郭松龄自己内部的不够团结，再加上原先的盟友冯玉祥也好李景林也罢，也越来越不给力，越来越同床异梦或本来就包藏祸心，于是随着战局的胶着与时势的变化，让齐邦媛最痛心的巨流河事件，就只能是以悲剧告终：
12月20日，郭军占领新民，与张军在巨流河对峙。
接着，富双英与刘震东等各团，开始脱离郭军投归张学良，于是郭军开始如陶菊隐所谓：
以全胜之势转为瓦解之局。
23日，张军黑龙江骑兵穆春师5000余人，绕过新民向白旗堡郭军司令部施行突击。
24日，郭逃往新民，请求日本领事馆分馆转电沈阳吉田领事，表示向张投降，张叫奉天省长王永江代为回答：
郭军无知官兵呢，受其蛊惑，一概既往不咎，但是“元凶首恶”郭松龄呢，“为全军所切齿，不能保障其生命安全。”
形势越来越险恶，吴俊升部骑兵开始冲到新民来，郭松龄想逃到日本领事馆分馆，日方拒绝收容。
没办法，郭松龄只好偕同自己的夫人也就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韩淑秀女士，她的闺蜜就是冯玉祥的老婆兼燕京大学的“莫逆”李德全，包括林徽因的老爸林长民一起潜逃，林长民这位学者式政治家或搞政治的学者，文人，就是在这时中途中了流弹死了。
而郭松龄夫妇正如齐邦媛《巨流河》所述，找了一辆大车让他妻子“剪发易服”坐在车上，自己呢，化装成一位农人推车而行，走到老达房附近，被沿途追踪搜索的黑龙江骑兵营的营长王永清逮住，本来张作霖是想把郭松龄解往沈阳的，随后又怕夜长梦多郭松龄逃走，于是，临时改了命令：
把郭夫妇两人从汽车上拉下来就地枪决。
同一天，郭松龄军残部在参谋长邹作华的领头下，也向张学良投降；殷汝耕呢，躲在日本领事馆分馆得以幸免，以备后来华北卖国。
郭从起兵到身死，满打满算，不超过一个月。
事后，张作霖在沈阳举行庆功宴，一边如陶菊隐所谓虚伪的愿意隐退，让老兄弟吴俊升当带头大哥，主持东北大局，吴俊升当然要坚定谢绝，同时张作霖也不忘转过脸来狠狠地看着小六子：
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如果不是这些老兄弟出力帮忙，咱们父子俩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就是巨流河事件或郭松龄叛变事件的大概，齐邦媛教授作为当事人的后裔，用激荡满怀的复杂心绪描述过这个过程，包括它的前因后果，方方面面，还进行了一定的很能打动人心的引申归纳，确实很感人，并且就是站在学理的角度，我个人认为都比某人主编的七卷本《民国史纪事本末》相关章节强太多，至少从很多方面能够予以充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比如，我认为我也同意齐邦媛的主要观点，即郭松龄先生肯定是个理想派，并且对东北包括人民或包括东北人民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充满了正能量的感情的，这个我觉得不容置疑。
但是，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隐秘的动机，我们也要不妨听听张学良的说法，在他那本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里，晚年的张学良曾经这样描述他与郭松龄的种种过往。
比如张学良说郭松龄非常意气用事，而且，脾气很大，他甚至对唐德刚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的不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借钱未遂，而且我敢保证，张学良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带着无穷的惋惜与善意的，至少众所周知，杨宇霆包括常荫槐，都是被他张学良1929年1月10日擒杀，这就是所谓的“杨常事件”。
他一直认为，或在垂暮之年也一直自己应该这样认为，郭松龄是他的好朋友，真知己，优秀的干才与有学问的老师，同时他也一直认为，郭松龄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举止过于操切，为人又不够圆和：
后来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和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郭松龄根本就和杨宇霆不和，怎么不和呢？
杨宇霆当年当参谋长，郭松龄是少校参谋长，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回来后当上了中校参谋，他为借钱也不知为什么，两人就弄翻了。郭松龄这个人，性情非常暴躁，后来就不辞而去，走了，到广州去了。
为此，我与杨宇霆就多少有了隔阂。
接着张学良还讲到了当时奉系内部的派系，很显然郭松龄与姜登选包括韩麟春们，自然是格格不入，而且张学良还说郭松龄非常小气，小气得像个女人，甚至连张学良与姜登选、韩麟春们一块玩，郭松龄也会像个女人那样吃醋。
对于这些张学良在唐德刚面前的追忆，我们要谨记钱钟书先生的名言，有的时候，自传就是别传；而往往为别人所写的传记，其实呢，说的恰恰就是自己。
张学良这个人，众做周知的评价很分歧，方方面面这里我们就不引申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多年以后对昔日好友兼老师郭松龄的回忆，张学良也没有意义去大量的歪曲事实，毕竟，抹黑了郭松龄，也等于自家有眼无珠。
所以，所谓小气，换个角度，也许是执着，是一种眼里掺不得沙子的一根筋，从这个角度审视，郭松龄确实很有过于负气的一面，陈寅恪不有诗云：一生负气成今古，四海无人对斜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而且呢，也非常爱惜羽毛，对自己的付出应得的收获与回报，似乎有时候也过于看重。
但是，休谟说过，一个人本能地想做好事，与他实际上做了好事尽管心里未必那么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其实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无论郭松龄私下里的性格如何，并不与他或许真心想改造当时东北政治生态与国计民生的用心相违背，只不过我这里主要想提醒的是，郭松龄的巨流河悲剧之所以发生，与他有时候政治上的过于天真，处理问题上的有时意气，缺乏政治谋略，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这种天真，这种意气，与他个人的种种性格脾气处事作风，也是比较能够对应的。
有时候一个哪怕其实本性很良善的人，也会有睚眦必报的一面，我以为。
事实上张学良就讲了一件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事情，就是协助他讨厌的姜登选攻打先前自己没有攻下的山海关的事情，这件事情据张学良说，让郭松龄有点负气，觉得先前自己没能攻下，现在居然要帮着姜登选们协攻，一气之下想不开，居然让手下士兵走回头路等于开了小差。
这可把喜欢脱了衣服光屁股睡觉的张学良急坏了，先给他打电话，郭居然连长官的电话也挂了..........
没办法，张学良简直是冒着被叛杀的风险，跑到郭松龄在九十里外的驻地，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店找到郭松龄，让他赶快纠正错误，否则，就把他张学良毙了吧。
两个人你来我往说了很多，感情线充沛十足，最后郭松龄还哭了，或许两个人都哭了，于是才又在张学良的督促下回了师，于是郭松龄反而激发超常的力量或发挥很超常，一下子拿下秦皇岛直围山海关，把吴佩孚的军队打得稀里哗啦不说，以至于俘虏的人数多过把他们俘虏的人数，有个被张学良从团长破格提拔的都统还打电话给张学良变相卖弄功劳，说什么少帅你快来，我们这边光俘虏就是一万多人，一个不小心不用枪光用嘴巴咬人，也能把我们给咬死了........
这就是晚年张学良的回忆录：
郭松龄，一个有时宁折不弯的人，但一旦发怒，很可怕。
宁折不弯的人，我慕春也一向喜欢，但面对马基雅维利定义的那个政治，恐怕就有点不够欧克了。
张学良还说，他对郭松龄最后的举止很遗憾，就那么狼狈地被人拖出来给枪毙了，言外之意是很不男人，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可以见仁见智，蝼蚁尚且贪生，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脆弱？是吧？——我们要看待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人性化一点嘛。
最后，我们再来看下唐德刚在《外编》中对郭松龄的“盖棺论定”吧。
唐德刚承认，在奉军系统中，郭松龄具有最现代化的头脑与最干练的将才。
但对于一九二五年的这场有关郭松龄的巨流河悲剧，唐德刚认为是一场闹剧。
闹剧，当然就是带有贬义成不了气候的意思，尽管他也是“昙花一现”要“功败垂成”，而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理由呢，唐德刚的几点解释是：
第一个理由就是奉系内部的必然矛盾，唐德刚很有意思的把张作霖的奉系比作“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个帝国内部，有元老派，也有像郭松龄这样的少壮派或理想派或现代派反正不是蛋黄派。
两派新旧势力的矛盾，是必然的，理想抱负云云，不过是这个矛盾迟早爆发的一个理由，一个催化剂而已，否则为什么不想大家和衷共济一起去实现理想抱负，据我看来，无论杨宇霆或张作霖，也未必不想把东北搞好，是的，他们肯定有旧官僚的旧习气，但私德有亏，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建设东北或繁荣东北的用心，是吧。
另外，唐德刚说，冯玉祥很明显是受了苏联的好处，而郭松龄跟着冯玉祥受影响，自然也就多少“赤化”了，所以，后来日本人对他郭松龄那么拒之门外，设置重重阻碍，无论是针对他的军队还是后来他日暮途穷的个人，也是有个国际大气候的。
这两点，我认为唐德刚看得很准，也很有道理。
这是郭松龄巨流河事件发酵的内因或大环境，我们再看唐德刚的分析郭松龄为什么要失败。
第一个原因，还是我刚才强调的，唐德刚说郭松龄手下呢，尽是一些文人墨客当谋士，比如饶汉祥，骈文大家；比如林长民，泰戈尔这种诗人的好朋友；而所谓的盟友冯玉祥呢，手上可是黄郛这样的真正的懂政治有操作经验的实干家，于是他郭松龄等于着了倒戈将军冯玉祥的道，冯玉祥整个“西北国民军”，他呢，就来个“东北国民军”，结果只学到了冯玉祥的皮毛而忽略了冯玉祥的里子，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他不愿意冯玉祥实质性的东北地区的支援，但冯玉祥呢，也并不真心支援他而只想浑水摸鱼。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诚然如唐德刚所谓，其实并不太喜欢张作霖父子，是的，我也认为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在真正涉及国家民族的大义时，他还是有底线的，但鉴于形势他也只能与日本人玩太极唠八卦，日本人其实并不感冒他们张家父子，但相较苏俄支持下的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与郭松龄的东北国民革命军，日本人当然更恐惧苏俄势力的渗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是相对支持张家父子而排斥郭松龄，这也就反证了陶菊隐所谓郭松龄与日本人的秋波媚眼，即使有，恐怕也未必是发自真心的，很可能也是权宜之计，很不彻底。
第三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吃张家饭不能打张家人”的观念了，这个问题你别看它封建，无论在那个本来就讲究这一套的时代，就是放到现在，我认为即使郭松龄有“大义灭亲”的理想抱负，处理的方式是不是也无需那么操切与激烈，那么不讲策略，比如说，以他与张学良的关系，还有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必然的定位——上位，再加上他们的联手与张学良一直对他的言听计从，甚至在枪毙了他也还是至少在观念上把他当朋友甚至生平知交的作风，我个人认为，郭松龄或许用心很好，但实际上起了很大的反作用，不能充分利用并预估当时的种种形势。
我认为，如果张作霖不行暮气沉沉，那么，等张学良接班以后他郭松龄再来实现他的改革东北计划，或许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有效假设。
唐德刚呢，是这样说的：
张作霖雄才而大略不足，但他有恩于士卒，同时也有礼于士大夫，他与东北奉系的将帅士卒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情感，而郭松龄以“偏才之将”，恐怕离间不易，同时唐德刚还说他“疑忌成性”，还想利用少帅去打倒老帅，但对少帅本人呢，也有点口是心非，所以，郭松龄的司马昭之心，当时东北奉系的将士，又何尝不是洞若观火。
郭松龄是不是口是心非，是不是司马昭之心，假定他如果造反成功，后来的局势会往什么方面发展，我们不好论定，只能揣测，同时，鉴于唐德刚对于张学良父子一向的好感，对他的理解，我们也必须要多个心眼，毕竟历史可以假设，可以揣测，但无论假设与揣测，也未必就是日后肯定发生的事实。
谁知道呢？
但反过来说我还是以为，在当时形势非常微妙的环境下，郭松龄突然就这么来一下，还非要小六子在老子与朋友之间作等于说是克尔凯郭尔所谓“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他给张学良出的这道选择题，委实难做——除非张学良不是张学良，是隋炀帝杨广或唐太宗李世民，或肃宗李亨，要不干脆就是安庆绪或史朝义。
但是，张学良以上谁都不是，他是小六子，是张作霖这个我认为并不讨厌的“上将军”心目中其实最疼爱的：
小六子，或“小留子”。
因此，不知道唐德刚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他在种种分析之后，给郭松龄臆想出的主意是“西安事变”：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应该效法他的小东家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两三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
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
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于是，小可仿效尚秉和，也来一组卦：
主卦天风姤，互卦乾卦为天，变卦泽风大过，批语为：
主卦金克木，互卦乾为天，变卦还是金克木，全组卦除互卦比合，主卦变卦都是用克体，大凶，且全组卦虽天风姤有所遇合，但整体看都是金多易折，又动爻为上六坤多，又1925年为乙丑，众土生金，还是金多易折，虽变卦为泽风大过有大水来泄金，可泽风大过卦象不吉，体卦巽木弱而无帮扶，上卦兑金处事太过而首级难保之象，又兑卦为二，郭松龄恰为四十二岁寿龄，泽风大过为金克木，等于死于枪下。
假如你把这组卦各经卦依次相加，乾卦为一为十，巽卦为五，三乾卦相加为三十，再加两巽卦为四十，兑卦为二，恰为四十二；而泽风大过为大坎，坎为陷为险，正是巨流河。
啊，我仿佛重新翻开了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再次听到了齐邦媛先生笔下那奔腾呜咽的巨流河声，而为之掩卷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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