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刁亦男：拍电影要更勇敢一点

文 | 张颖

编辑|吴燕雨

五月初，在戛纳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南方车站的聚会》首映结束后，现场响起长达数分钟的掌声，观众给予了这部被称为“刁亦男美学风格的大胆尝试”的影片极大的认可和尊重。

《南方车站的聚会》

这是刁亦男又一次勇敢突破后的成果：

在2014年《白日焰火》上映之前，其执导的作品仅有《制服》和《夜车》两部个人风格明确的影片，但并不被市场和大众广泛知晓；《白日焰火》的出现让当时的媒体评价其为“从纯粹自我表达的作者电影向市场靠拢”，发生在导演刁亦男身上的变化和突破开始显现。

但事实上，在刁亦男看来，这种“靠拢”并不意味着妥协。“当我有了剧本想法，而这个想法需要更多的钱时，想要完成这部影片，就一定要为之倾尽一切努力做出改变。”为了让电影顺利完成，彼时已经近五十岁的刁亦男从原本两部极为独立自我表达的影片中跳脱出来。

这样的调整和变化并不容易，既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个性和表达，又能注入类型化商业化的严肃以被大众和市场买单，将这二者平衡好则难上加难——刁亦男迎难而上的勇敢也正在于此。“所以我蛮好奇这部片子在国内上映后观众的反应的，”刁亦男对毒眸表示，“有的人可能会很不喜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理解。如果电影能激起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疑问，这也非常好。”

而在刚过去的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中，作为评委会主席的导演刁亦男把自己对电影的要求同样传达给了年轻的创作者。“不要太多地在舒适区里，要更大胆地去拍摄一些需要更高驾驭能力的电影，不然永远无法自我突破和进步。”刁亦男说道。

作为评委会主席的导演刁亦男

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如何在拍电影更加大胆和勇敢？刁亦男与毒眸分享了自身的经验和看法，以下为访谈实录：

毒眸：作为本届FIRST影展的评委会主席，与这些青年导演接触过程中，您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问题和特质？

刁亦男：青年导演比较不成熟，刚开始拍肯定没有那么地老练，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发现他们选择的题材大多相对比较安全，好像是在一个舒适区里创作，不会出现特别失控的一些状态，这我也能理解，因为独立电影、处女作一般都会拍一些自我经历的题材，比较保险。但是从这一届来讲，大家还是在同一个题材上表达太多了，比如说家庭剧，我好奇家庭剧是大家的一个舒适区吗？会比较好驾驭吗？现在看基本百分之八十的片子都在拍这个题材，所以我不太满足，想看看一些更多样的表达。

但是好在他们特别有热情和活力。这是我第一次来FIRST，我能特别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活力，他们非常渴望通过电影来表达，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丰富、有趣很多；而且我没想到这么多人爱电影，以前我的印象中拍电影的人就那么几个，到了FRIST发现有很多很多青年人都在做这件事，这一点特别好。不管是暑期到这里来做志愿者，还是过来看电影的观众，或者那些一直在拍东西的青年导演们，他们让我觉得电影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毒眸：您会给这些年轻的电影人什么样的建议？

刁亦男：我觉得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多地在舒适区里，要更大胆地去拍摄一些需要更高驾驭能力的电影，这样不断尝试后才真的有可能拍成。总是拍一些大家都在拍的东西，很难超过已有的作品。勇敢是要敢于要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敢于探索自己独特的新的表达方式。这需要冒险，不冒险是永远做不成的。

毒眸：对您个人来说，从前两部作品很强的作者化表达到《白日焰火》，这也是一种“勇敢的冒险”吗？

刁亦男：也是必须要有的改变。因为如果这个电影需要一千五百万，那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电影的概念了，这个剧本就需要这些钱。当我有了剧本想法而这个想法需要更多的钱时，想要完成这部影片，就一定要为之倾尽一切努力做出改变，这中间的转变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做的转变。想找投资的话，就要被市场检验，对方人家要看剧本，不满意就不会给钱。

刁亦男的第二部编剧导演作品《夜车》

毒眸：这些“钱”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刁亦男：有一句话叫，占有就意味着被控制。占有的越多，被控制的就越多，投资越大，被束缚的也就越多。但是我还算幸运，我的制片人、资方在我的创作上给了我极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也在资金上提供了极大的保证。即使以后如果有干预因素出现，我也想办法把它化解。因为如果这个电影是你的孩子的话，你一定想让他安全地生下来，这个时候你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为他想办法，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

比如《白日焰火》时，我会回头重新审视我的剧本故事里的什么东西是更吸引人的，仔细研究后反而发现很大的宝藏，很多元素和表达可以进行调整、优化，让整个故事既商业性一点，又能更吸引人一些。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限制并不是坏事，当遇到一些限制的时候，反而可能后退一步、柳暗花明，一个新的天地又出来了。

还有就是更加地职业一点。作为一个导演拍完电影了，就要想办法让更多人看到你的电影，这样你做的事情才更有效，否则你想传达的东西是无效的。《白日焰火》正是这样改变了我的想法，主要是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识和我的创作方法。至于需要资本和钱，这并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永远是你下一部要写的剧本。也许我下一部剧本的投资只有两千万就够了，也许需要两个亿，这完全取决于电影的剧本本身。

《白日焰火》

毒眸：您的作品多以悬疑、犯罪类型为主，为什么会对这种类型有所偏好？

刁亦男：这种类型片都是以非常有戏剧性、吸引人的故事作为前提，这样的电影拍出来会保证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因为类型片，包括恐怖片、黑色电影、警匪片，最古老的标志都是“好人抓坏蛋”，坏蛋越坏观众会越爱看，这个过程还要很艰难、有各种牺牲，这样戏剧的效果让电影拍出来有观众和市场，不会惨到四处求人帮忙发朋友圈动员大家去买票。

观众多了，电影想传达的思想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电影本身从最早被发明的时候，就是让市面上三教九流的人都能看的，哪怕不识字也可以看，所以电影是有它的大众性的，因此我们拍的电影不被观众排斥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也要有自己的表达、对人性的表现，这就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毒眸：作者表达和类型商业化之间的平衡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怎么实现这一点呢？

刁亦男：以《寄生虫》为例，它就是非常有商业感的电影，里面有恐怖片的元素、喜剧片的元素，有侦探悬疑片的希区柯克的元素，有家庭伦理剧的元素。我说了四种类型，通常意义上都可以把这四种类型看作商业片，但它把这四种类型结合得非常好，还注入了自己的一些批判和人的思考。

我不认为商业的东西就是妥协，因为我说的这种“商业”是一种类型片的概念，但很多类型片都是可以做到非常作者、非常严肃的，通过看影史发展过来的类型片，都对很多大导演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商业片的概念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样做是最难的，它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拍很个人的艺术电影，可能并不难，很多有能力有个性的导演都可以做到。但是拍那样一个浑然一体的、厚实的、有市场、有观众，同时又很严肃、很艺术的电影是很难的，越难越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要勇敢地去尝试。

《寄生虫》

毒眸：这可能是非常成熟的导演才可以做到的，年轻导演应该如何平衡？

刁亦男：对，所以大部分青年导演也不可能全都成为职业导演。因为刚开始拍的一两部片跟导演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比较容易完成，也不用考虑市场，只要很有个性地表达就可以了。但是真正要走上艺术道路的，是要写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拍没有经过的东西，而且还要跟真实发生过一样，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我们看到的那些伟大的电影，都是导演亲身经历的吗？当然不是。今天这么多青年导演，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走到最后，总有一些人就放弃或者转向了，最后可能就是两三个有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人留下来继续往前走。但是拍电影作为一种生活，会在青春成长过程中留下重要的印记，会锻炼青年人看待人生、社会的目光，或者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至少它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这一点是可以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