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族与女性欲望：早期少女漫画对男同性恋的消费的复杂化

BL漫画与同性恋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至少，许多批评家、学者与少女漫画家（少年爱往往作为其的一种子类型存在），长期以来都在否认“真正的同性恋”与这种描述美少年之间的浪漫关系和（或）性关系的故事之间的联系。尽管他们赋予了这种由女性创作、为女性而创作，以美少年为主角的少年爱类型作品多种多样的机能，这种否认是一以贯之的。然而，许多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蔷薇族》这本面向“男同性恋”的杂志的女性读者进行考察，从而对同性恋和“少年爱”类型之间所谓的脱节加以质疑。与此同时，我想要动摇（而不是想当然地确证）少年爱与其他男同性恋形象的女性消费者一定是异性恋这个广为人知的观点。通过研究20世纪70-80年代这一类型的全盛时期的男性杂志的女性读者，我证明了这一类型的一些爱好者确实将它与男性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了，从而成为了日本与全世界更广泛的“男同性恋”形象消费的一部分。在《蔷薇族》上刊登的信件表明，许多少年爱漫画的读者和其他女性不仅利用了少年爱的荒诞不经的形象，而且（错误）理解了男同性恋的“真实”生活，以此作为批判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中的强迫性权力的方式。对某些人来说，男性同性恋的“真实”和“荒诞”的形象帮助她们认识与确证了自己的同性欲望以及边缘化的性别认同。简而言之，我认为，这个领域成为了模糊同性恋生活与少年爱漫画，少年期和成人，喜欢其他女性与喜欢美少年的女性的空间——正如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展示的——在“百合”与“蔷薇”之间。

少年爱与Girls' Love

第一部商业出版的少年爱漫画是竹宫惠子的《サンルームにて》（1976），其最初以《雪と星と天使と…》为名刊登在1970年12月出版的《別冊少女コミック》第5期上。与大多数早期的少年爱漫画一样，这部作品的主角是相爱的美少年，故事发生在欧洲。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许多职业女性漫画家都创作了少年爱相关的作品，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少女漫画彻底转型的核心。此外，这些作品也为现在的新风格“bl”/“boys' love”与“yaoi”漫画和动画的创作和消费打下了基础。这些之后发展起来的流派同样描绘了美少年之间的浪漫和性爱关系，以供女性消费。

石田美纪的《密やかな教育―“やおい・ボーイズラブ”前史》也许是最权威的关于少年爱漫画起源的历史。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在该流派的创作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人的深度采访。其中有一位是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的小说家与音乐评论家增山法惠，是她一开始设想了描绘两位美少年之间的爱恋的少女漫画，并鼓励竹宫惠子与萩尾望都这样的先锋漫画家为她的想法注入生命。增山认为，少女漫画需要从轻浮的娱乐转变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她协助引导竹宫和萩尾开始创作，她们的作品扩展与延伸了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描绘的那种青年男性之间的强烈关系性，以及稻垣足穗的作品歌颂的美少年的色情身体（1968年的《少年愛の美学》可以称是少年爱这个类型的起源）。增山在少女漫画的少年爱以及稻垣的作品中发现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这与三岛由纪夫和涩泽龙彦的作品描绘的那种需要实在男性身体的“同性恋”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美少年角色的纤细、美丽，而且通常是欧洲式的身体往往与阳刚无缘。举个例子，当一本少女杂志的编辑拒绝在封面上使用少年时，增山坚持认为这幅画实际上是少女，因而确实是合适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美少年终归“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第三种性别”，断言称“只是人们的思维受到了性别二分法的约束，错误地将不是少女的人指认为少年”。然而，对漫画家的采访表明，尽管这个角色可能是女性化的，但美少年形象在她们心中的原型始终是一个男性，无论他有多么地“娘”。

批评家和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少年作为少女读者发挥认同的场域而存在，将男性而非女性角色、同性关系而非异性关系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可以使女性读者规避对她们施加的隐性限制。著名的少女漫画评论家藤本由香里认为，少年爱的典型男—男关系并不是“真实的”同性恋，而是发挥了一种将爱情从“污秽的男—女异性恋框架”中净化出来的隐喻功能。此外，越来越多的性叙事为读者提供了安全地将自己从真实生活中剥离出来体验性爱的机会。正如竹宫所阐释的那样，少年爱的叙事服务于“将少女从我们（作为女性）所受的性限制中解放出来”。藤本认为，这种性别偏移的认同与体验是有必要的，因为少女读者们无法“积极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性欲”。

虽然藤本由香里认为，鉴于其女性化的外表，美少年“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一种青春期少女为了“解放自身的欲望”而提供认同的“装置”，但她支持在普遍的对美少年的喜爱这种前提下引入男性主角，这样的故事将会比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少女漫画更受欢迎。心理学家渡边恒夫将少年爱漫画解读为“自恋空间”，其中美少年的形象“同时是（读者）对爱的渴望以及她们对认同的渴望的完美客体”。他在竹宫开创性的作品《风与木之诗》（1976-84）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的“顶点”。

即使漫画家、批评家和学者们往往是这一作品类型的爱好者，帮助塑造了大众对少年爱漫画的理解，但他们缺失了最后一个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这些作品的广大爱好者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是读者自己对少年爱的看法，也不是她们如何对待这一类型的透明窗口。我们必须考虑到在一个同性恋杂志的场域里，女性读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同性恋读者进行表演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她们的言辞并不是出于对真实欲望的表达，而可能是经过故意选择以吸引她们的读者，也就是那些对她们而言很有吸引力的同性恋男性。但是，考虑到前后达二十年的跨度，我认为这些信件总体上是真实的。我们还必须记住，《蔷薇族》的读者只占20世纪70-80年代的少年爱漫画读者的一小部分。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限制，我还是建议对这本杂志上刊载的女性读者来信进行考察。这有助于纠正和扩展读者们对少年爱作品的利用以及解读的认识，以及该类型与同性恋和读者自身生活的关系。

蔷薇族与女性读者

《蔷薇族》于1971年开始出版，由伊藤文学担任主编。虽然伊藤称自己是异性恋，但他始终非常同情男性对其他男性的性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冲突所导致的困境。《蔷薇族》也承认这种痛苦，尽管它赞颂了从约炮到鸡奸这些各种各样的男同性恋欲望和性行为，一直到更平等与稳定的性爱和浪漫关系。除了这种对性爱的美化和对性、浪漫和友谊的追求外，还有一种男性间的团结和自爱的自称，在其书页中各自不同地被称为“gay”、“homo”或“barazoku”——也就是“蔷薇族”的成员。

随着《蔷薇族》的出版，“蔷薇”一词指代男性同性恋的用法开始普及，“蔷薇族”成为其出版物的标题与男同性恋的集合名词。几年后，这种称呼与“百合”和“百合族”作为女同性恋的代称的说法开始深入人心。20世纪70年代末，少女漫画的读者和创作者们开始广泛使用这些术语，尤其是在《JUNE》（1978-79，1981-）、《ALLAN》（1980-84）和《月光》（1984-2006）。这表明了少女漫画和同性恋文化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种交叉使用部分源于《蔷薇族》的女性读者，她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少年爱漫画的爱好者。实际上，针对少年爱粉丝的杂志内容有时明确地建立了这种联系，并向读者传授了日本同性恋群体以及国外男同性恋者的知识。例如，1983年，《ALLAN》在东京著名的homo区（新宿区）举办了一个特别活动，称新宿区挤满了“像少女漫画世界里那样美的少年”。1988年6月，《JUNE》与同性恋杂志《SABU》（1974-2002）的编辑人员进行了圆桌讨论，打算向《JUNE》的读者介绍“Gay吧”。应当注意的是，《JUNE》一开始是由与《SABU》相同的出版商サン出版发行的。《JUNE》、《ALLAN》和《月光》偶尔会展出木村べん和内藤ルネ这些活跃于同性恋杂志的艺术家的作品。此外，《蔷薇族》和其他日本的同性恋杂志，以及欧美的同性恋杂志有时也会在这些杂志的内容中出现，以吸引少年爱漫画的爱好者。

然而，第一部少年爱漫画出版于1970年，也就是《蔷薇族》创刊前一年。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女性对男同性恋的兴趣并非源于这本杂志。事实上，第一部以男同性恋关系为主题的女性向小说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森茉莉的几部作品。在这之前，表达女性对男同性恋的兴趣的文章就开始在女性杂志上受到欢迎。到20世纪70年代，更多的关于男同性恋和异装癖的文章（经常不区分这两者）表达了一系列的兴趣和担忧，包括对异装癖者的美貌的嫉妒，对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可能是同性恋的焦虑，以及有时对男同性恋者淫亵的爱慕，这些都明显早于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同性恋热潮”。

然而，《蔷薇族》的许多女性读者明确表示，她们是在成为少年爱漫画的爱好者之后才开始阅读这本杂志的。这些读者偶尔写信给《蔷薇族》，说她们从漫画中了解到了“homo”或“蔷薇”，经常直接声称或者暗示漫画给予了她们对homo的特殊同情和/或兴趣。例如，希尔薇（笔名）“希望嫁给一个同性恋者”，她创作了关于少年的“同性恋小说”和漫画，想要在《蔷薇族》上发表。她还向男性读者推荐了一些少年爱漫画作品，包括竹宫的《风与木之诗》和萩尾的《托马的心脏》（1974），以及诸如《魂断威尼斯》（1971）等电影。竹宫和萩尾这些漫画家在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明确区分似乎与希尔薇这样的读者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似乎很多开始阅读《蔷薇族》的少年爱爱好者，只保留着他们从漫画和相关杂志学到的知识，从而对日本同性恋的生活产生了一种蔷薇色的认知。这一点起码得到了一部分女性读者的承认，例如，14岁的阳子写道，“少年爱永远都是不可能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梦。”一些女性读者直接表达了她们对在《蔷薇族》看到的，远不如漫画里那么美的世界的惊异和/或失望。另一些人则对同性恋所享有的被认同的自由表示了极大的羡慕，以及传达出对自己成为同性恋的渴望。《ALLAN》和《月光》的一些读者也表达了这种欲望，这与上文讨论的少年爱漫画产生共同理解的机能产生了呼应。例如，在1984年出版的一期《蔷薇族》中，一位笔名是“动画生活”的20岁女性称自己“如果生而为男性，绝对想要成为一名同性恋”。

这样那样的女性读者，包括那些对“真正的”男性不感兴趣，或几乎不感兴趣的读者，都想要在《蔷薇族》的书页中表达自己，而《蔷薇族》杂志的编辑为她们提供了这样做的空间。

自己的“百合族的房间”

女性读者在《蔷薇族》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来信可能是在1972年9月第7期，以清水顺子之名发表的题为《我是一个无法爱上异性的女人》的四页文章。她声称，她可以把这些内容和自身联系起来，并感觉到与杂志中表达的内容类似的焦虑。十四个月后，《蔷薇族》刊载了一封题为《女孩子们也有话说》的来信，这封信来自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她解释说，她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研究”同性恋。她称她不是一名“lesbian”，也不是像“希尔薇”（三年后她的信会刊登出来）那样想嫁给同性恋的人。虽然第二封信是杂志的前十年中女性读者的来信里比较典型的一封，但像清水这样的来信这样最让伊藤忧虑。

伊藤对女性读者，尤其是那些因同性欲望而困扰或希望赞颂同性欲望的读者的同情，唤起了他对男同性恋相同的感觉。他承受住了来自《蔷薇族》的大部分同性恋员工的压力，也抵制了某些男性读者要求停止刊发女性读者邮件的要求。而且，尽管写了第二封信的读者明确表示她不是“les”，但伊藤还是就读者如何与当时成立了两年的女同性恋组织若草の海取得联系发表了评论。这是证明《蔷薇族》的读者中，喜欢女性与喜欢同性恋男性的女性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的第一个迹象。事实上，虽然以来信判断，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女性读者表面上都是异性恋，但在专栏和编辑评论中，伊藤还是以相对频繁的频率推荐若草の海。他还欢迎女性（无论同性恋与否）光临他的酒吧“雏祭り”，并在1985年帮助《蔷薇族》创办了“女士酒吧”リボンヌ，这间酒吧虽然主要面向的是女同性恋，但也欢迎那些“おこげ”（喜欢男同性恋的女性）。

尽管一开始很少有女性来信，但从1974年左右，女性来信以更高的频率出现在《巴蔷薇族》杂志的不同版面中。1976年11月，由于这类信件数量不断增加，伊藤决定为该杂志的女性读者创建一个专栏，他称之为“百合族的房间”。这个专栏在第二年消失之前出版了六期，在1983年年中又出版了两期。第一期是20岁的“う”写的两页信，她想和一名同性恋结婚，也对异装癖很感兴趣。还有前面提到的“希尔薇”写的信，信中称杂志读者为“少年爱的大家”，但很明显说的是男同性恋，这将男同性恋与少年爱，还有鸡奸者（他们所说的“少年爱”有不同的意思）混杂起来。在之后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离婚的女同性恋“君”表达了对《蔷薇族》的深深感激，称其为那些因同性恋问题而困扰的女性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同时，她“也想要成为一名爱着女性的男性，过上一种更正常的生活”。在六年之后，“百合族的房间”专栏短暂回归，1983年7月和8月的专栏总共包含五封来信，其中四封来自表达对其他女性的欲望的女性。这反映了杂志的其他部分中女性读者关系的变化。

尽管一般认为“百合”一词与女性同性欲望有关，但至少从本专栏开始，如上所述，在1976年至1977年间，大多数发表来信的人似乎都是男同性恋和/或少年爱的爱好者。然而，使用百合作为蔷薇的对应这件事，也强化了喜欢女性与喜欢同性恋男性的女性之间界限的模糊性。“百合”也常出现在少年爱杂志《ALLAN》，尤其是1982年至1984年的女性交友广告栏“百合通信”中，之后类似的专栏在《月光》中继续出现。然而，在《ALLAN》中，虽然百合这个词明显表明了少女之间的强烈依恋，但没有暗示使用这个说法的人的同性性欲的意思。从一本专门为同性恋制作的杂志移植到一本由男性编辑，但大部分内容都不仅是由，并且是为迷恋“同性恋”美少年的女性创作的杂志上，百合这个词不断变化的意义和用法证明了琼·斯科特所描述的“用以赋予、抵制或接受身份的，一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过程”。

与所有的身份抗争一样，问题不仅仅是百合这个词词义的不稳定性。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投稿者明确表达出她们对其他女性的兴趣，声称这引发了她们对男同性恋的关注，但从早期开始，一些人就表现出了对女性的渴求与对男同性恋的兴趣之间的矛盾关系。例如，一位读者在题为《我希望也有一本les杂志》的信中，强调她有多么喜欢男同性恋，最后总结道，作为一名女性，“即使我可以成为一名les，我也不能成为一名男同性恋。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我想应该没有les杂志，这有点悲哀。”在同年的晚些时候，一位自称是艺术学校二年级学生，是欧洲和日本著名同性恋作家让·吉内特、奥斯卡·王尔德、稻垣足穗和三岛由纪夫的爱好者的读者，反复思考着“如果我生下来就是个男人，我会有多自由”。她写道，她不能（强迫自己）嫁给一个男人，并且哀叹自己不能成为一名女同性恋，并在信上这样签名：“我是个读到每一期《蔷薇族》都会哭的女孩。”另一位自称是同性恋的女性呼吁同性恋者同情那些被男同性恋吸引，但永远也不能成为男性的女性。十年后，一位读者来信说，她从《JUNE》那里了解到了《蔷薇族》和类似的杂志，并决定去新宿二丁目寻找它们（gay吧）。她解释说，她确实从《蔷薇族》这里得到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喜欢（男性同性恋）的漫画，图片与故事。然而，由于她没有解释的原因，她直接得出了女性应该对女性之间爱的可能性敞开心扉的结论。类似这样的信件说明，漫画家与批评家所声称的那种少年爱与真实生活中的同性恋经历（无论男女）的尖锐区别被掩盖了。这同时也展现出了读者们“误读”的能力——无论是吉内特、三岛还是王尔德。

除了那些希望自己能和男同性恋者结婚和/或成为男同性恋的女性，一些在来信中称自己是男性或少年的女性，进一步使《蔷薇族》的“女性”形象复杂化，并进一步模糊了蔷薇和百合之间的界限。一位读者说，她“非常有男子气概”，连喜欢美少年的男性都想要在街上勾引她。如上所述，《蔷薇族》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男性类型，从阴柔到阳刚无所不包。尽管这似乎促进了女性对性别差异的开放程度，但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在《ALLAN》和后来的《月光》中比在《蔷薇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蔷薇族》中最明显的对女性男子气概的表达，与《ALLAN》一样，是在其个人征友广告中。

百合族的回合

从1981年4月开始，“百合族的角落”开始作为一个小部分定期出现在“蔷薇通信”个人广告栏的末尾。此后，女性读者对其他类型的贡献几乎立即消失，几个月过去了，除了个人广告外，没有任何来自女性的作品被刊载出来。虽然并非所有的百合族个人广告都来自那些想要和其他女性建立浪漫或性爱关系的女性，但大体情况不会相去太远。这些广告的出现以及杂志中其他栏目女性声音的减少意味着，在写信给《蔷薇族》的女性读者中，对女性的浪漫和性吸引力最终超越了对男性的爱。随着这一变化，杂志上对“百合”的理解也开始从喜欢男同性恋的女性转移到指代女性的同性欲望。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蔷薇族》中公开的女异性恋读者的下降。首先，同人漫画蓬勃发展，其中的各种男同性恋的表达可能吸引了一部分读者。尽管同性恋女性也在阅读这些文本，但《蔷薇族》个人广告栏的广告，以及《ALLAN》和《月光》之间的差异，表明继续写信给《蔷薇族》的同性恋女性比20世纪70年代给《蔷薇族》写信的异性恋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要更年长，对浪漫和性关系也更感兴趣。此外，这些女同性恋中的一些人利用这个空间开创与建立了百合族和/或女同性恋社区。

当然，20世纪80年代也有几本非商业性的女同性恋出版物，其中也有那些包括个人广告版面的杂志，这些版面可能会吸引一些《蔷薇族》的女同性恋读者。然而，由于女同性恋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几乎是匿名的，她们很难了解这些群体的存在。尽管伊藤推荐了若草の海，尽管若草の海在《ALLAN》和《月光》投放了广告，但对女性来说，购买、向朋友借阅或站在商店里阅读《ALLAN》甚至《蔷薇族》也许比订阅一本可能会被家庭成员截获的女同性恋杂志容易得多。

事实上，对少年爱甚至是男同性恋的兴趣，可能会相当容易地掩盖另一个不可接受的欲望，无论是对家庭成员还是对个人本身。在1977年“百合族的房间”的一封信中，一位来自东京的中年读者推测，实际上很少会有普通的女性《蔷薇族》读者对男同性恋感兴趣，与之相反，她们有一种“心底里的”同性恋倾向，这将她们引向男同性恋。基于她自己后来在信中表达出的同性欲望，她的这种假设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她显露出的迹象：一些女性并不是利用男同性恋的形象来理解她们的同性欲望，而是通过消费有关男同性恋的文本以及参与爱好者群体来实现这种欲望。

考虑到宝冢歌舞剧中男役的流行，以及男役和漫画中的美少年角色可以轻松地被解释为男性、女性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这种对“真正的”男同性恋的利用似乎是合理的。朱迪丝·巴特勒在讨论真实生活中的变性经历时认为，“幻想的一部分功能，是假定规范的可能性，甚至是规范本身的另一个未来”。在《蔷薇族》中，我们正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被广泛存在的性别偏移和男性同性恋的表现所启发的幻想正在被女性用来认知，以及，至少在想象的范围内，去实现那些看似无法成真的欲望。

结论

正如发表在《蔷薇族》上的女性读者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无法简单地解释，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的少女与年轻女性开始喜欢阅读和创作那些一开始是关于少年，后来是男人之间的浪漫和性关系的故事。虽然我们能够准确地追溯到少年爱的原始文本并解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但这些信息对研究读者认知与利用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没什么帮助。对《蔷薇族》女性读者来信的研究破除了认为少年爱漫画是与同性恋世界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描述这种广为人知的说法。对一些读者来说，少年爱不仅仅是对日本父权制下的浪漫主义范式在想象上的逃避或纯粹的批判，而是作为男同性恋形象消费的更大场域的一部分。在这个场域中，个人和集体在意义和欲望上的斗争得以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斗争既与欲望本身的意义有关，也与指向它的，像“少年爱”“蔷薇”或“百合”这样的术语，以及“美少年”这样的视觉符号这些特定符号的意义有关。正如 Kath Weston 提醒我们的那样，“没有人比那些通过或反对现有文化范畴来构成自己的人更关心术语冲突的结果。”我还想补充一句，不仅仅是术语，符号也是一样。虽然批判性的文本分析以及漫画家们自己的话语提供了对少年爱漫画的重要见解，但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文本对读者的意义，并进一步了解它们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有必要借助于由少年爱漫画爱好者们自己创作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