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电影节与政治无关

昨天，《中国电影报》报道了一则国家电影局的通知，暂停内地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一年前的金马颁奖典礼上，某获奖导演在领奖时发表的“台独”言论，令台下的金马当值主席李安和评委会主席巩俐都尴尬无比。政治因素，终究还是对这个华语地区最具权威的电影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怀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让艺术的一切都归于艺术，最好与现实当中的复杂政治少一点关联。但事实却是，作为艺术当中最具大众传播度的电影，从来都与政治有种种或明或暗的关联。如今为人熟知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更是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创办于193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其举办形式，也被后来的其它电影节效仿。威尼斯电影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部分，在创办之初，也是为了促进电影的发展，表彰优秀的影片。

然而30年代的意大利正值墨索里尼当权，威尼斯电影节正是由墨索里尼一手创办的。在二战爆发前，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就叫“墨索里尼杯”，是在战后才取消了这个奖项，把最高奖的名称改成了“圣马可金狮奖”。

1936年，墨索里尼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希特勒结盟。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就邀请了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出席。戈培尔本人是著名的利用电影进行政治宣传的高手，他的出席，也就意味着此前旨在表彰电影的威尼斯电影节，已经成为了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宣传工具。

和戈培尔一样，墨索里尼也认为电影是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工具，是一种值得重视并善加利用的宣传方式。当时的墨索里尼政府，对意大利电影的管制，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墨索里尼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电影制作机构，拍摄了大量新闻片和纪录片来宣传法西斯主义。所有的电影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法西斯认可的，就是“好电影”，被政府大力倡导。而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则被严加禁止。

1938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颁给了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亚》——一部明显的法西斯宣传片。在此之前，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更加著名的《意志的胜利》，她本人也被希特勒本人钦定为拍摄1936年拍摄柏林奥运会的人选，是元首最信赖的电影人。

《奥林匹亚》的获奖，让以法国为首的自由国家极其愤怒，他们意识到威尼斯电影节已经彻底沦为了法西斯的宣传工具。于是在1939年，法国人决定在自己的地盘上举办一个电影节，来抗衡威尼斯，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戛纳电影节。

1939年9月，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定于威尼斯电影节的同一档期拉开大幕，这个举办的时间点，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戛纳与威尼斯对峙的目的和决心。遗憾的是，9月1日开幕的当天，正是纳粹德国闪电入侵波兰之时。由于全国警戒，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刚放完开幕片《巴黎圣母院》，就不得不匆匆叫停。随着二战开打，威尼斯和戛纳都停办数年。

二战结束之后，威尼斯和戛纳都重新开张，依然在相互竞争的双方，都拿到了最高的A类评级。

1951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第三家——柏林电影节创办，当时叫西柏林电影节。西柏林电影节对外宣称的创办理由，是扶持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德国电影业，但世人都知道背后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冷战格局开启后的西方阵营，想要通过这个在西德举办的电影节，向东德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阵营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柏林电影节的创办动机之不纯，从第一届的入围影片就可见一斑。包括东德在内的所有的东欧电影都被排除在外，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方国家则一定会有一到两部影片入围，在战后临时占据西德的英国和美国，更是得到了一点优惠的“特殊待遇”，可以有三部电影入围。

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是主办威尼斯和戛纳的意大利和法国，出于同行间的彼此竞争关系，都拒绝派出影片参加柏林电影节。“三大”之间彼此的“勾心斗角”，也一直在持续。而柏林电影节背后的这层政治因素，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甚至逐渐成为了它最瞩目的一个标志。那些具备政治因子和话题的影片，总是在柏林备受亲睐。

西方世界有“三大”，东方阵营自然也会想要举办自己的电影节与之匹敌，于是便有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电影节。

1946年创办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最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里安温泉举行，从 1950年起改在疗养胜地卡罗维发利小镇举行。这个举办地，显然是有意对标同属度假胜地的戛纳。

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对外宣称的的主要目的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但和西柏林电影节一样，它更明显的真实目的，是与西方阵营展开斗争。1948年，捷共当政后，开始为共产主义宣传而服务。

无论是参选影片的甄选、奖项的颁发还是参赛嘉宾的邀请，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此后的数十年期间，卡罗维发利的各大奖项基本都颁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电影。西方世界的影片自然无法入围，而捷克本土诞生的米洛斯·福尔曼、伊利·曼佐等更艺术水准出众、但具备相当自由精神的导演，也无缘入选。福尔曼等人甚至在“布拉格之春”后不得不流亡国外。

1959年苏联创办莫斯科电影节之后，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电影节开始轮流举办。大概是因为两个电影节的功能过于趋同，入围的影片也相差无几，原本每年举办一次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改为两年一次。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了苏联解体，政治，始终是卡罗维发利和莫斯科电影节最关心的因素。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这样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不必再高举政治大旗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变得开发包容得多。在1990年的电影节上，多部此前被禁多年的捷克电影得到展映，米洛斯·福尔曼等著名本土导演也陆续回归。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从此开启了一番新的面貌。

回顾以上这些著名电影节的创办历史，不难发现背后往往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动因。电影固然是艺术，但也是根植于社会现实的艺术，从来无法和政治剪断关系。每当出现政治意见相左的时刻，电影和电影节，都会或主动或被迫地被牵连进政治立场的交锋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电影不被政治影响和左右，但我们也必须正视电影本身自带的政治因子，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一切艺术表达，最终都难免关涉政治，而我们期望的则是，政治的交锋只是暂时，艺术正有助于这种包容与谅解。

（原载于凤凰网文化频道“洞见”栏目，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