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性侵后却遭万人指责，自救4年，凭一己之力挑战国家司法
2015年4月3日， 25岁的伊藤诗织与48岁的山口敬之 就工作签证问题相约进餐会谈， 却遭到对方性侵。 山口时任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 为首相安倍晋三写过两本自传。
之后的一年，伊藤诗织不断诉诸法律，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2017年5月，她召开新闻发布会， 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 110年不曾改变的日本《强奸法案》， 因为她做出了修改，法定最低量刑从3年增至5年。
2019年7月8日， 伊藤诗织再一次站在民事法庭上， 直面对方律师充满恶意的提问， 以及山口一方高达1亿3千万日元的索赔。 除此之外，山口还说她有精神病， 并试图用这个信息去操纵公众对此事的看法。
上个月，伊藤诗织带着 围绕性侵案所写的新书《黑箱》来到上海，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自述 伊藤诗织 撰文 倪楚娇
黑箱
那一天
我叫伊藤诗织，今年29岁，是一个记者和纪录片导演，也是《黑箱》这本书的作者。
“黑箱”这个词，我在调查和起诉的过程中多次听到。警察告诉我，因为性犯罪、强奸、性暴力都发生在门背后，很少能找到目击者，所以外人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我这4年多，也在日本的司法体系和调查机构中，多次感知到了这种“黑箱”的存在。
2013年，我遇到山口敬之的时候，正在美国念新闻学的二年级。他当时是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他告诉我，他们公司一直在找实习生。
2015年，我回到日本后开始找工作。我给很多公司发去了邮件，包括CNN等等，山口敬之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公司有制作人的空缺。于是我们就决定下班后见面聊一聊，看看怎么样能申请到去美国的工作签证。
我们就是在吃饭喝酒，他和饭店里好多人在说话，因为这个饭店他经常来。但是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头晕，便起身去厕所，这是我那天晚上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
我是在一阵剧痛中醒过来的，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遭遇了什么。
我想，所有的事情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我看着他的脸， 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事发后2天，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大的挣扎是，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去的酒店，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我也无法相信他会是强奸犯，我曾是那么尊重他。我当时还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他竟然给首相安倍晋三写过两本自传。
报警是在5天后。警察竟然说：“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我原以为，报了警，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我怀疑山口给我下了药，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一周，检验不出来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我内衣上他的DNA，旅店里的录像，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但很不幸的是，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一年后，检察审查会维持了原判。
山口敬之目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但是他声称，因为我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的曝光，导致他无法再工作。他起诉了我，要求我赔偿1亿3000万日元（约人民币860万），并公开道歉。
他要求的那个数额，我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我也损失了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算的。
就在上个月，我和山口的民事诉讼案开庭了。这是那天晚上以来，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此前，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在那一刻我没有崩溃。我看着他的脸，我很高兴我做到了。我们都回答了双方律师提出的问题。
我不确定结果会如何，我不敢说是乐观的。毕竟在刑事法庭上是这样的结果，说明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之前的刑事法庭做了什么样的讨论，为什么他们不起诉，我都是无法知道的。但民事法庭是更加公开的，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证人和证据。
我希望通过起诉，让大家看到，在我们寻求正义、公正的过程中，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错或者有缺失。
为什么非要是我
从小，我在我们家都是一个异类。我小时候就会质疑教育系统，16岁就离家去美国求学，因为喜欢《狮子王》，一直想去非洲拍东西。
事发后，我也很担心我的未来、我的家庭。很多人告诉我，如果我曝光了此事，我将无法在日本的媒体界立足。
但想要有所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
清水洁记者的一段话在我的心中不断回响：“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2017年5月29日，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告诉公众我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新闻，我相信故事的力量。
我对那天的记忆不太多了。只记得那个房间不大，里面有好多人，非常热，到处都是闪光灯。坐在那么多记者前面，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曾经我是处在他们那个位置的。
记者会结束后，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反复说服我一定要亲自写一本书，也就是现在的《黑箱》。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韩语、法语、9月份瑞典的版本也要出了，明年会有英语版本。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我的编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很担心会被突然叫停。所以我是在英国写完了整本书。
写书的过程需要回忆所有的细节，这很难。有两个星期，我甚至都不能看一眼我的稿子。我告诉编辑：“这件事也许我要过几年后再做。”
但是她说：“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候。你已经撬开了一点点门缝，是时候把它踹开了！”
我也与BBC合作拍摄了这一案件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我选择BBC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传播回日本。我现在还在持续记录，包括我来中国做活动等等。未来，我打算再继续推出相关的纪录片。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在我第一次公开露面的那场发布会之前，一个我信任的记者对我说：“你应该穿一件白色衬衫加外套，这样看上去会更体面。”
但我说，不可能，我不想这样做，也不想给大家一种印象：“哦，受害者就该穿成这样。”受害者也该有正常的生活。
不过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猜，之所以我会受到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也和我的衣着有关。我被起了很多名字，比如婊子、妓女。说我只是想沽名钓誉，说我是一个靠和别人睡觉来找工作的人。
很多人在网上评论，说他们不相信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会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有人画了漫画，呼吁大家小心“靠睡觉上位的女子”。
也有人说：“每个人都会在工作中遇到不喜欢的人，如何妥当地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技能。”也有人说：“她在男人面前喝酒，还喝醉了，这本身就有问题。”最让我害怕的是，有人曝光了我家人的照片，对他们评头论足。
我受到了各种威胁，威胁我不能出门，不能坐公共交通……他们说我是在给日本抹黑。
我甚至觉得是我、是我们所有人一贯的沉默，助长了性侵的频繁发生，也导致了受害者的缄默。
在日本只有4%的受害者报警。我们都知道强奸案在发生，却很少听到过这类案子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日常，是被性侵围绕着的。
我10岁的时候，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里玩。有一个人过来抓住了我，我当时就僵住了。等他结束后，我马上告诉了我的父母和朋友。
一个朋友的妈妈对我说，那是因为我穿着比基尼，可爱的比基尼。我知道她是想安抚我，但是这一点让我很震惊，原来这是我的错误，原来是因为我穿了比基尼。
我上学后，性骚扰几乎是日常。尤其是我穿着校服的时候，尤其是在地铁上的时候。我的很多女同学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只能默默忍受。
当之前这些性骚扰发生时，我都没有站出来，所以才遇到了这个伤我最深的性暴力事件。这一次，我一定要说出来。
不要，就是不要
在日本，关于强奸的法律是在110年前制定的，一直到2017年我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它才有了改变。旧法规定：只有受害者可以去报警，其他人不行。最过分的是在过去，偷东西需要坐5年牢，但是强奸只需要坐3年牢。
现在的法定最低刑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案的控告方。
大家对“强奸”有太多误解了。以为强奸只会发生在黑暗的街道里，一个陌生人突然冲向你，你拼命反抗并且受了伤，这才算强奸。但实际上，约90%的强奸案都发生在熟人间。
如果你不曾哭喊求助，不曾反抗到受伤，日本法官会认为你是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但是瑞典的一份研究表明，当人们遭受性暴力的时候，70%的受害者会由于过度害怕，出现“假死”的状态，身体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
有警察在听完我的叙述后说：“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我父亲听到我被性侵后，也有类似的反应：“你干嘛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
之后，我也向精神科的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据说，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经受的伤害时，会采取一种跟朋友聊天似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叫作“解离”。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用最寻常的语气跟你叙述他的痛楚，他可能已经拼尽全力了。
山口敬之从来没有否认过他和我发生过关系。但他坚持当时我是清醒的，并且同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日本，女人说“不要”代表着“要！我喜欢！”那天晚上，我最初是用日语表示拒绝的，这反而让山口敬之更加兴奋。我不得不用英语，喝住了他。
我们太缺少性教育了，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充斥着和性有关的内容。
直到现在，才有一些便利店决定把色情杂志撤下来。在过去，色情杂志很容易买到。有时候里面也会有强奸的主题：女性一开始不愿意，后来慢慢顺从到最后很享受。如果大家的性教育都从这种书里获得，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同意”。
有效支援系统的缺失
我很难给受害者一些建议。为了日后的调查，尽快报警、取证，是比较好的。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活下去。
去年我在一次讲话的开头介绍自己为“幸存者”。当我说出“幸存者”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天都还是煎熬。
这种痛苦很难形容。我之前在南美、非洲进行拍摄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危险，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但我已经很难想起这些事了，而那晚的事一直在持续折磨着我。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哭，还是会恐慌。我也无法接受一段恋情，因为我不能想象我会成为他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会有很多人告诉你，你应该忘记这件事，把日子继续。但这件事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忘记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责怪自己。
性是人最基本的东西，它就像一所房子。当它倒塌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伙伴、甚至整个社区。所以在战争时期，强奸会被当做武器，最便宜的武器，因为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根据BBC的纪录片，我的案件发生时，日本差不多有259500个警察，但只有8%是女性。在东京，只有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强奸救援中心，为1300万人口服务。
而当我打电话过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对方却问道：“您能前来面谈吗？”我解释说，自己只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甚至不愿意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
如果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页面，把它置于搜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
2018年，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决定把她被财政副部长性侵的事情曝光出来。她说，她是受了我的鼓舞。
其实在日本，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可能她们觉得站出来也没有用吧，依旧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应该一起建立一个有效的支援系统、一个能够互相理解的社会氛围、一套健全的法律，来帮助这些人……
我们都在经受“精神割礼”
在性别问题上，不同的地区、国家有不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非洲拍摄关于割礼的纪录片，跟拍了几个女孩。割礼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如果你想做一个好女人，你就需要把阴蒂割掉。
最让我震惊的是，割礼都是由年长女性操刀的，也就是说这个传统是受到女性支持的。
《黑箱》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就来自一个女性，她说她为我感到羞耻。她用词非常礼貌，但说了很多很糟糕的话。
我以为，每一个女性本该是互相理解的。每一份伤痛、每一份挣扎，我们都能感同身受。但观念的改变太难了。
我在一个日本大学说起非洲割礼的事情时，其中一个女同学对我说，她觉得她经受了精神上的割礼。在日本，虽然没有人要阉割我们的身体，但社会也有对女性的一套要求。
在新宿，我们发现这本书的读者大部分是男性。有些男性说，他们很难想象性暴力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们能明白被强权控制是什么感受。
我很确信每个人都感受过这种被权力控制的感觉，无论是学校、公司还是家庭中。
如果在中国，这个案子会怎么判？
孙本雄，法学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政策学 发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同意之刑法解读》 等论文20余篇
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会有什么不同吗？在法律上，到底什么表示性行为的“同意”，什么是“拒绝”？我们采访了法学博士孙本雄。
Q：如果伊藤诗织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判罚？
A：我并没有掌握和实际了解所有的证据，所以比较难判断。但基于《黑箱》这本书的内容和网上的诸多报道，我的判断不是很乐观。
首先，受害人在案件发生后没有及时向警方求助，导致证据未能及时得到固定，这对案件的查处和证明十分不利；其次，案件发生后，受害人多次与行为人联系，但主要内容大多是关于工作及签证等问题，这对裁判者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存在不利影响；最后，案件行为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加上受传统男权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没有确实充分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此类案件中舆论更倾向于认为“在男性面前大量饮酒”即为同意。
Q：如果发生了性侵事件，我们该怎么做？
A：第一，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而不是洗澡和洗衣服，以便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包括身上的伤痕、残留在衣物及身体上的生物证据等；
第二，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如及时向律师寻求法律咨询，向医生寻求医疗救助，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等等；
第三，如果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还应通过与对方再次交流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第四，做好再次被害的预防，以防止加害人再次加害。
Q：在判断强奸案是否成立的过程中，什么是核心？
A：我们的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在判断强奸罪是否成立的过程中，核心和难点是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由于“意志”本身多受女性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又因为这类案件经常发生在私密的空间，少有目击者，如果缺少精斑、毛发、身体上的淤青、指甲里的皮屑等证据，法官就只能借助被害人的证言和嫌疑人的供述。但因为证言和供述的易变性，法官在裁判时更主要是依据经验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比如，凌晨4点女性主动邀约男性回家，和中午2点女性主动邀约男性回家，这两件事就不太一样。又比如，同样是发生在夜里10点的案件，那在夜生活丰富的城市和冷清的城市，又会是不一样的考虑。另外，案件中是否牵扯到利益，比如经济利益、职位晋升等，也会作为重要的考量。
Q：强奸罪中判断被害人是否同意，有没有标准？
A：英美法系国家至少存在三种模式。第一， 假定同意模式。先假定被害人同意性交，如果在过程中，被害人没有表示反抗，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她反抗，则认为她同意。第二，肯定性模式。先假定被害人不同意，除非在过程中，被害人表示同意(或身体或语言)，则认为她同意。沉默不是同意。第三，协商模式，即要求性交以前，男女双方进行了协商。
Q：那我们国家的标准是？
A：至少存在以下观点:
(1)应该以被害人是否有反抗来认定同意与否。 (2)不能只看妇女是否反抗，还应该考虑妇女是否有反抗能力。 (3)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以行为人采取的手段为主要依据，结合妇女当时的心理、表现、与行为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
Q：您认为哪一种更为合适？
A：第三种更合适。对于“是否反抗”来作为同意与否的判断标准，我认为不科学。有学者通过对71个强奸案件的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被害人在被害时有20.4%进行了反抗; 有40.9%的被害人在受到加害人的性攻击时，没有进行反抗（即便有反抗能力）；有 11.3%的被害人在受到加害人的性攻击的初期进行了反抗，之后放弃了反抗；有24.7%无受害心理活动；有约1%表现为认同心理。故以是否反抗来确定被害人是否同意是不合适的。
Q：是否可以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说如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我之前论文里面写过一个案例。一对情侣是在外地打工，男方有事上夜班，女孩就约了一个同乡小A去外面喝酒。喝完各回各家之后，女孩刚到家就打电话给小A说：“要不你来我这儿再喝一点？”小A想着：“哎呀，半夜三更，孤身一人，能叫我去，那肯定是有点想法。”就去了。
凌晨5时，小A试探女孩，能不能在她床上睡一下，她同意。小A认为这是强烈的性暗示。所以趁她熟睡之际，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惊醒过来想反抗，但手脚都被小A压住。女孩立即要求小A住手。他以为这是女孩的矜持，继续与她发生性关系。
在小A准备离去之时，女孩的男朋友回来了，她便告诉其男朋友自己被强奸。
本案中，要认定是否同意，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1. 两人是老乡。 2. 两人均喝了1瓶多烈性白酒。 3. 喝酒行为由女孩发起。 4. 发生性关系的地点在女孩的住所。 5. 小A进入女孩住所经过女孩同意。 6. 小A趁女孩熟睡之际与女孩发生了性关系。 7. 女孩惊醒之后，对小A与其性交的行为予以反抗。 8. 性关系结束后，小A准备离开之际女孩男朋友回家。
女孩对小A所实施的强制性行为持排斥态度，形式上不构成同意，应当成立强奸罪。但是从强奸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状态等角度来看，女孩之前的一系列行为让小A对是否同意的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干扰，具有形成错误认识的高度可能性。
故我们认为，该案件应当认定为强奸罪，但是刑罚上应当予以特别从宽处理。
关于性侵你必须知道的事
去年6月，一条曾经发布过《性侵，你必须知道的10件事！》一文。当时采访了从事心理咨询的隋双戈博士和资深律师徐维华老师。今天再做简单摘录，希望能再次提醒大家。
1.性侵的报案率极低，中国大陆只有7.3%。而国际平均约10%。
2.性侵85%以上是熟人作案。
3.未成年人性侵56%是家庭成员作案，15%是邻居。
4.被性侵者大多数衣着保守。
5.大多数性侵都是有预谋的。
6.年纪大，一样有被性侵的危险。河南曾发生过一个案子，最大的受害者95岁。
7.目前男性被强奸还没有被列入强奸罪的规定范围内。男性被性侵后取证更难，但伤害往往比女性更大。
8.被性侵后，容易抑郁、自杀，有些甚至变为性侵犯的实施者。
9.醉酒不是免罪的理由。
10.如果被性侵，千万不能洗澡。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包括能取到的精液、内衣内裤、身上的伤痕等。如果有可能，手机收集录音，也能作为很有效的证据使用。之后，应该尽快寻求法律援助和必要的心理咨询。作为家人，不责备是底线，被害者在此时最需要的是家人的依靠和理解。
封面摄影：渞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