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上映,你的考点搬上了荧屏!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改编成影片并于今日正式上映,从书本走向荧屏,斯诺及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近年来一直是各大高校考研真题的常客,今天阿匠专门开设一个专题版块来聊聊这位传奇记者的故事。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写《毛泽东自传》的作家,是第一个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观礼中国国庆庆典的外国记者。

1928年,埃德加·斯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经历天灾人祸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斯诺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红军。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只有斯诺如愿以偿。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其实早在1932年,他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在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做出详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陕北苏区考察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也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年6月,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斯诺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斯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战争。
陕甘宁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了这位登门造访的美国朋友,还赠送给他一套灰色红军军装。此后斯诺就一直穿着这套红军军装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在陕北》摄影作品,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在陕北苏区访问考察的近4个月时间里,斯诺成功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中的关键人物,最终采访的成果汇集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之后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以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素材,记录与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的对话及感触,真实地展现了红区革命生活的全景。并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性质、动力及其必然性,给外部世界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概况。
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主要报道了中国红军长征这一壮举,其中“大渡河英雄”是画龙点睛之笔。斯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饱含情感的笔触把中国红军的英勇和胜利后的喜悦之情描写出来。斯诺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和红军战士在一起的日子,他接触了很多普通的士兵,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宣传的红军部队;他们不是“土匪流寇”、“不法分子”,而是一群受过正规训练的具有热爱祖国和家乡的英勇战士。

在斯诺看来, 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是亲如一家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 为家庭、土地而战斗;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哀愁。个人的喜怒哀乐成了一个集体的喜怒哀乐,在消除了人与人间的差别后他们忘却了个人的存在,而与他人同在患难之中。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单行本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10万册以上,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该书第一次以外国人的视角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运动史,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作家拉奇曼概括这本书的意义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
毛泽东也曾评价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我们情况、介绍我们党政策的书。”正是斯诺这种探索和报道, 如划破黎明的曙光一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面貌,也极大地鼓舞带动了之后像海伦·斯诺、卡尔森上校等一批外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探寻。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
回国后的新闻活动
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如今,斯诺的墓静静地矗立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遗孀露易丝·维勒·斯诺在《斯诺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斯诺给我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我还希望有一部分留在哈德逊河边,在这里,哈德逊河汇入大西洋流向欧洲和其他人类的彼岸。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我结识了几乎每一片大陆上杰出的人们’”。

除了埃德加·斯诺以外,抗战时期还有一些著名的外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正是这些外国记者,利用各种途径走向抗日最前线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追寻中共足迹过程中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从不同视角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始终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并赴各地进行采访。希特勒上台后, 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来华。1936年冬,她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无线电台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鹊起。
抗战期间,她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报道。同时,她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史沫特莱十分关注中国革命,撰写了《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影响很大。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主要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的革命历程),影响深远。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著名的新闻记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倾向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因获得英国西塞尔·罗得斯奖学金到燕京大学进修中国政治,与埃德加·斯诺夫妇交好。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邀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打破新闻封锁,与当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无线电台通过英文把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外传播。
与此同时,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1937年在英国出版。该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在中国出版时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的新生———西安事变的真实记录》。正是他,传播出中国人民的心声,红军是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记者,一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她在美国各大报纸如实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同时,她高度关注延安的“红色理论”,通过纽约《亚美》杂志,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推介,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待斯特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
为延安拍摄了影像片的瑞士记者博斯哈德
瓦尔特·博斯哈德,瑞士人,1931年来华,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在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帮助下,1938年4月,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斯蒂尔跟随一支美国物资运输大队到达陕西。与其他外国记者相比,博斯哈德不仅是位优秀的文字记者,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
在延安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 还将从西安到延安沿途所见所闻拍摄制成视频资料, 留下了长达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其中,既有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 也有抗大女生唱歌、边区百姓吃饼、士兵操练等场景。这段纪录片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为研究延安时期的中共,积累了非常宝贵而又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
最后,考研复习之余也可适当放松一下,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去影院看看这部影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