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两句死人的坏话

最近刚刚死了的巫宁坤，在翻译风格上，是最不讨好读者的那一类，很多人到现在依然很不喜他翻译的风格，不喜欢他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他的翻译比其他大多数人都更准确。

前几年死了的杨绛，最近我在仔细比较堂吉诃德的翻译，一方面深深佩服，一方面又深深不佩服。深深佩服的点是语言真的很流畅，而且真的非常准确，比西语出身的董燕生要准确；不佩服的点是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把堂吉诃德中的不熟悉的地方熟悉化，绝不冒犯读者的语言习惯。想起来钱钟书和杨绛名利双收，不是没有理由的。两人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既没有遭太多的罪，也没有手上沾什么血。一方面是两人真的很聪明，一方面是真的是运气好，活得也久，再另一方面就大概是这两个人真的不那么坚信也不那么坚持某些东西。

一直以来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这种不那么相信某些东西的人活得最好，想想巫宁坤的经历，大概就知道了。无论你相信的是什么东西，是使命，是真理，是崇高，甚至是美，在中国近代史上，太执着地相信某些东西，都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