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戴季陶
庆龄与戴的往来，最著名就是她1929年10月所发表的谈话记录——《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那是奉安大典后她暂居上海时，戴季陶去劝说她与蒋合作后，她亲笔写下的谈话记录。谈话严厉斥责了戴以及他所代表的蒋，清晰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和观点，目前几乎所有关于庆龄的传记都会或多或少引用这份谈话。
但除了这份谈话，关于她和戴来往的资料好像就不多了。
前段时间看到一封戴季陶给庆龄的信，字字句句都有很深的感情在其中，不禁对他们的往来有了更多的兴趣。
夫人慈鉴：
自前年上海拜别以后，无时不起思慕之怀。
先生宾天而数年以来，我辈受甚深教泽于先生者，不能继志述事弘扬先德，安国家于泰山，出人民于水火，俾同志亲睦，团体坚固，主义昌明，国誉日隆，先生在天之灵得安，亦得使夫人稍得慰藉。
而今外侮内忧至于如此，夫人且伤心悲悯不忍居于故国。我辈在京负责之日，即夫人远游异邦之时，每念及前年面责悲泪之情，常俯首先生遗容之前，自责自励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一点微忱乃矢报先生教泽。
去年九月到沪切愿偕有恒同谒夫人，嘱周象贤先生相约（因闻周君不时到府，传达甚便之故也），周君回云夫人病不见客，咫尺万里不胜怅惘。后在京晤庸之，知夫人尚望贤等之往谒也。
此次湖州福音医院承三夫人之热诚慨助，计每年当可有二百贫苦重病患者浔沾三夫人之慈惠，而两太夫人之懿德亦得永留纪念。于是藉此缘至诚上书，藉达微忱，亦以谢三年不候与居之咎。
年来贤以昔年养生不善痼疾萦身，为公服务皆属勉强撑持。曾忆在神户时，先生见贤醉怒而见责后，即转甚深慈悲之音谓贤曰，汝今日再不养生，他年老时将不得了。我昔年少事事皆可抵抗，今衰矣，不复能与病抗。汝辈壮年当知养生为重。先生盛怒见责惟此一次，而慈祥诚恳爱及微躯。数年扶病撑持中，无日不念及先生之慈爱真与父母等无有异也。国难民苦忧危至极，伏惟珍重，敬颂慈字。
传贤敬叩
内子有恒附叩
三月四日
从信的内容推断，应该是写于1932年，大致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内忧外患之下，做为国民党高层对先总理遗孀的愧疚。“而今外侮内忧至于如此，夫人且伤心悲悯不忍居于故国”。“不忍居于故国”，指的是庆龄1927年后两次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7月才因奔母丧回国。
二是回忆1929年那场谈话，“每念及前年面责悲泪之情，常俯首先生遗容之前，自责自励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一点微忱乃矢报先生教泽。”——这也算是时过境迁后戴对那场谈话的态度。
三是表达自己一直牵挂庆龄，去年九月就曾希望能再去拜访庆龄，还曾经请庆龄的一个亲戚帮忙约见，但被庆龄婉拒了。
四是回忆孙对他的教导，既是感念孙，也是拉近与庆龄的距离。戴对孙的怀念也是他自觉愧对庆龄的原因吧。
这封信戴季陶是托美龄转交的，同一天，他在给蒋与美龄的信中说，“去年即欲致书，托庸之兄转呈，至今未了斯愿。今适此缘，特修书奉恳夫人代为转呈。书中所云，皆贤至诚日夕所祷于佛前者，与之无殊也。”——戴所表达的是：这封给孙夫人的信是我憋在心中好久好久的心里话！
庆龄在日本为孙做秘书工作到与孙结婚期间，戴一直在孙身边。吴相湘在戴的传记中说他“盖自民国元年秋任孙先生机要秘书，直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孙先生逝世时止，始终追随。”日本对孙的监视报告中，“戴天仇”的三个字常常出现在去探访孙的名单里。庆龄与戴应该相识于日本时期，戴当时也是孙的秘书，在经历上他们二人有某些相似之处。庆龄对早年的戴印象应该还不错，比如在1929年与他的谈话中，有这么一句，“你不再是青年时代那个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戴季陶了”，虽是表达对现在的戴的失望，但也能反映了她对曾经的戴的印象。
《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清晰地表达了庆龄的政治观点和个性风骨，但对戴来说，却显得很难堪。他也有过反驳其中一些内容的打算。他本来是通过中央社发表了一份声明，“孙夫人记载当日两人所谈各问题，与事实不符，尤其对于军事将领，从未有批评，其实英文报所载，纯是孙夫人自己所说的话。年来孙夫人以处境深受刺戟，致神经衰弱症，故出此云云”，还表示“颇原谅孙夫人个人之境遇”。但声明发出后，戴很快又要求撤销，“惟该稿既经发出，戴出又忽将之撤回，即晚由中央社通知各报馆，嘱勿将该稿登出。”——我是读胡适日记时从他收集的剪报中看到这条新闻的，可见当时这事还是蛮引人关注的。
最开始看到戴声明的内容，我感觉到的是一种深藏的恶意。他是想从庆龄精神上的衰弱，从而彻底否认她的谈话内容，这不是拐着弯骂人吗？但直到看到开头那封信，那种小心翼翼与诚惶诚恐，又觉得他可能确实是像声明中所言，是在体谅庆龄的处境。何况，他的声明发出后又撤出，应该确实是经过内心挣扎，选择了不与庆龄正面冲突。可是戴也太小看庆龄了，庆龄外表虽然柔弱，但一直清楚自己的选择，坚定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反而是戴自己，一生中时有彷徨纠结，甚至因对时势的绝望而自杀。戴其实比庆龄更需要孙这样的强人作为精神支柱。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戴与庆龄一样，他对孙也有着自己认定的忠诚与追随。但是因为个人理念与对孙理解的不同，他们两人在孙去世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庆龄气愤于戴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变化，而对于戴，看到庆龄公开发布的谈话纪录，也会相当尴尬。
戴对庆龄的个人印象一直很好，据30年代后期跟他有过来往的陈强立后来回忆，“戴季陶在政治立场上与孙夫人宋庆龄有分歧，但在私人闲谈中，他对孙夫人还是很尊重的。他说：孙夫人在其姐妹中最为贤淑。她除了帮助孙先生处理公私事务外，还勤奋地读书，几乎是古今中国无书不读。由于她的博学多才、贤德、美丽，当时就被日本舆论认为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
庆龄也没有因为戴做过蒋的说客而彻底厌恶他。抗战后期，她为杨孟东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那是一本收集了当时重庆名人题词、画、木刻的册页，取名《鸿雪因缘》，其中就有请戴题词。
从庆龄给杨孟东的信中，能读出她对这份礼物的重视与用心，“我现在正在做一些你可能会更喜欢的事。我保证它将会是一个大惊喜：它可不是件长袍”，“我总算为你完成收集名家题词册页，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喜爱它。这本题词册页掇集了当今最好的学者和诗人们的书法及诗作，望妥善珍藏。”《鸿雪因缘》从头到尾的作者是：沈钧儒，居正，戴传贤，于右任，陈树人，郭沫若，许崇灏，罗髫渔，孙伏园，钱辛稻，邹鲁，陈烟桥，林云陔，刘纪文，邓初民，陆幼刚，杜国庠，胡风，冯乃超。他们是庆龄精心选择的，是她信中所称“当今最好的学者与诗人”，其中有左派人士，也不乏国民政府中人，包括戴，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的庆龄对这些人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