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摘抄》

我之过着人的生活只是因为我不断地向前“投射”（projecting）自己，不断地认识到和实现着存在的种种新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我从来也不与自己完全同一，我总是一个已被抛弃到我之前的存在。我的存在从来都不是我可以作为已经完成的对象而加以把握的东西，它始终是新的可能性，始终是悬而未决；而这就等于说，人是由历史或时间构成的。（66）

我们必须向作品被动地开放自己，使自己屈从于文本那神秘的不可穷尽的存在，让自己接受它的质问。换言之，我们在艺术面前的姿态必须具有某种奴性，就是海德格尔提倡的德国人民在元首面前应有的那种奴性。看来，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专横理性的唯一替代品就是奴颜脾膝的自我克制了。（68）

现在只有经由过去才可理解，它与过去一起形成一个有生命的连续；过去则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在现在之中的片面观点被把握的。当我们自己的种种历史意义和假定的“视域”（horizon）与作品置身于其中的“视域”相“融合”时，理解这一事件就发生了。我们就在这样的时刻进入艺术作品的生疏世界，但同时也将其带进我们自己的领域，从而达到对于我们自己的更加全面的理解。伽达默尔说，这样我们就是“回家”而不是“离家”。（76）

诠释学无法面对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无法面对这一事实:人类历史的这一不中止的对话至少半数时间乃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刚刚本想打权势者结果打成了诠释者，这么一想也挺对。）或者，即使它的确是“对话”时，对话双方——例如，男人和女人——也很少占据同等地位。它拒绝承认，话语总是被某一可能绝非仁慈的权力所抓住。（77）

也许外在之物也这样或那样的是内在之物，而异己之物也是切己之物，所以男人才需要如此警惕地守卫着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这条绝对边界，而这只是因为这条边界始终是可以被越过去的，始终是已经被越过了的，而且也远不如它表面看上去那么绝对。

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从这种二元的思想习惯中弹入某个超形而上学领域之内。但是，通过以某种方法来解剖文本——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文本——我们可以开始把这些对立拆松一点儿，证明对项中的一项是怎样秘密地内在于另一项的。（141）

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社会现实“自然化”，使它看起来像自然（Nature）本身一样单纯和永恒。意识形态力图把文化转变成自然，“自然的”符号则是它的武器之一。向旗帜致敬，或者同意西方民主代表“自由”一词的真正意义，于是就都成了天下最无可怀疑的和完全自然而然的反应。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乃是一种当代神话，是一个将自己的暧昧之处和选择可能性全部涤净了的领域。（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