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霸”到守护者，洞庭湖网围困境背后的民间抗争
墙倒了。终于倒了。
一根根整齐排列的水泥杆四米多高，延伸到视线的尽头。挖掘机的铲斗勾下墙头的钢丝网，一开始，钢丝网和水泥杆的连接处承受不住拉拽的力量，轰一声分开了，紧接着，又承受不住钢丝网本身崩落的力量，破竹一般裂开掉落。墙倒了。
水泥杆立在钢丝网崩落的哗啦声中，依然插在地上。丰水期时，这里是一片水域，浪声起伏。
南洞庭湖西岸，湖堤往下，枯水期的沼泽地被一面面钢丝网圈起来，留出一条五六米宽的泥埂路，直抵湖心。路两边的钢丝网五六米高，不到三厘米的细密网孔，挂着干枯的水草根茎。网围圈起来的面积800-30000亩不等，自成封地，切割了宽阔的水域。
丰水期水起，没过大部分墙柱，而后水落，鱼虾蟹贝全部困于其中，新世纪版本的竭泽而渔。
若遇汛期，密集的钢丝网汇集着附着物，影响泄洪。而水泥杆、槽钢、钢丝网密布水域间，争分夺秒的救援极易被重重阻隔。
“这里都被围起来了，渔民只能去东洞庭湖捕鱼了。那边竞争加大，又加剧了电打鱼、滚钩这些(非法捕捞的)事情。”张建雄说，他是南洞庭湖候鸟白鹤保护站的站长，也是当地的渔民，刚和邻乡的李迪辉在芦苇荡深处拆毁了一张面积约100平方米的鸟网——透明的鸟网支在沼泽地的草丛间，鸟只要碰到，就会被缠住，挣扎只会让束缚越勒越紧。
“政府说（12月）15号之前会把网围全部拆完。”张建雄在捕鸟网燃烧升起的黑烟旁说，身后就是一面蔽日的钢丝网。
▌终于拆完了
今年3月，在洞庭湖流域网围现象严重的沅江市，政府曾发布通告，决定于3月至12月在全市开展拆除洞庭湖非法矮围网围专项行动，禁止任何组织、单位、个人侵占洞庭湖国有天然水域。同月，湖南省也启动了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
11月16、17日，张建雄和当地其他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员组成调查小组，深入南洞庭湖，对网围展开实地调研，情况依然严峻。而2016年就快结束了。随后几日，同行的洪武发现，“单就一边(钢丝围)的长度就有近20公里，调查小组走完一边就花了近8个小时……两天的调研中亲眼见到了至少20个这样的网围，湖区深处车子开不进去故没法统计……但仍见有新的钢丝网在建设中……在实地访谈中了解到，这样的网围和矮围（一种用砖土围起来的水域边界，作用和效果略差于网围）在南洞庭湖不下100个，有的在6年前就已经建成。”
这一现状后来也被官方所证实。新京报采访沅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顺祥，对方透露，仅南洞庭湖的沅江地区就有网围、矮围、混合围72处，共计16.78万平方米。
被外界所关注的声音，是从洪武那里发出去的。他是湖南民间组织绿色潇湘环境快速反应中心的负责人，曾是湘潭一家大型企业的企划经理和公关部长，2012年开始专职做环保志愿者。11月24日，他把调研发现发布在社交网站上，新华社、澎湃、新京报等媒体很快联系他，并陆续到现场进行实地采访。
11月26日，湖南省政府再次开会，要求面积在5万亩以下（以县为单位）的矮围网围全部清理拆除。拆网并不顺利，因为涉及到相关承包合同和各方利益的牵扯，在12月13日沅江市人民政府展开的专项行动中，发生了承包者纠集社会闲杂人员阻工的现象，场面一度失控。
但终于，即使有牵扯和阻碍，沅江市官方提供的信息显示，截至12月16日，全市已拆除矮围网围66处，剩余6处因拆除未达标准正在进行扫尾。
▌“我曾经也是一个渔霸，后来吃不到鱼了”
何大明也在调查小组里，和张建雄一样，既是渔民，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东协”）会长。
九岁就开始捕鱼，祖孙三代都靠打鱼为生的何大明曾经是个渔霸，“说句实在话，那时候我在洞庭湖是非法大户。1995年，我家里都有十多万现金了。在洞庭湖的渔民里，我走在最前面，家庭经济状况可以排名前三。承包芦苇塘、承包湖、电打鱼……什么都搞，什么都比别人搞得好。”
现在再回想以前的打渔经历，何大明找到了原因，“那时候没办法，渔政的体制是以罚代治，要通过罚钱才能够维持工资。渔政把江上一个个点承包给渔民，然后又（以非法捕捞）罚渔民的钱，但又不没收工具。为了把钱赚回来，我就年年搞矮围。”
“觉醒”发生在2003年，何大明在承包的水域里拯救了一对江豚母子。江豚是哺乳动物，需要浮到水面用气孔和肺呼吸空气。当时小江豚被渔网缠住，可能是因为挣扎，没了力气，开始下沉。母江豚则在它身下用嘴死死地反复向上顶，好让它呼吸。何大明跳下水解开了渔网，“小江豚约有80公分长，身上被渔网勒出了几道血痕，命悬一线。大江豚身长约1.2米，嘴巴已经顶得发白，流出了血，看样子已经顶了一个晚上。”
江豚作为长江流域食物链顶端的生物，是整个流域内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据中科院水生所普查，2012年长江江豚约1040头，其种群数量正以每年13.7%的速度急剧下降，现在已不足1000头。因数量少于大熊猫，且非正常死亡数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濒危野生动物，江豚甚至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被解救后，这对江豚母子跟着何大明的渔船，和他一起“相处”了四个多月。因为和江豚近距离接触，当地不少媒体对此做了报道，也吸引来了中科院和关注环境的基金会。熟悉洞庭湖这片水域的何大明给他们做向导，慢慢的就谈到了洞庭湖的生态变化。“他们在讨论（环境）这样（恶化）下去江豚会不会灭绝？鱼类资源会不会干涸？说今后洞庭湖很有可能只存在四大家鱼了。我就问他们，‘四大家鱼是什么呀？’他们说就是鱼市里面常看到的那些，青鱼草鱼等，其余的就没有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渔民吃什么呢？”何大明发现江豚的未来就是渔民的未来，“如果江豚在洞庭湖都无法生存了，渔民也无法生存。”他开始关注江豚了。
进一步的行动发生在2006年。那年洞庭湖大旱，七月的高温导致水草和湖水变质。一天孩子放学想吃鱼，因为没捕到鱼，何大明去鱼市跑了三遍，没有看到一条野生鱼。“那时候内心真的很痛苦。不单单是我，很多渔民都在买鱼。我们渔民一直吃野生鱼，岸上的鱼有一种气味，吃不惯。”
渔民之间的生活，就像村里屋子挨着屋子，只是变成了船挨着船。有好吃的菜，几家都端一起，在一艘船上吃饭喝酒，自然聊起了打渔。“我们心里都很伤心，靠捕鱼维生的渔民，现在自己都捕不到鱼了。我们的孩子都吃不到鱼了，证明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今后怎么办？我们的保障怎么办？如果洞庭湖以后真的不行了，就只能吃芦苇了。”何大明继续说，“我在心里面想，我们自己来保护吧！于是我说，我们都把渔民组织起来吧，从自己的亲戚做起，劝导他们不用电打鱼。我们自己做好之后，再去监督外地来的渔民，不让他们用电打鱼。”
▌“现在他们不再仇恨我们了”
何大明把自己的渔船改成了巡湖船，联络几个有着同样忧虑的渔民，开始在洞庭湖上巡护。一旦发现电打鱼、滚钩、网围、矮围等非法捕捞行为，就打电话给渔政部门。
据中青报的报道，洞庭湖的管辖权问题十分复杂，因此也导致渔政局监管的困难。东洞庭湖周围分布的行政区划主要有岳阳县、湘阴县、沅江市、南县、华容县等，但渔民是流动的，安徽、江西、湖北的渔民也会来捕捞。而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仅有100余名渔政人员，单靠渔政，执法相当困难。
除了联络执法机关，何大明他们和越来越多媒体取得了联系。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在协助他们的保护工作。2011年9月，何大明巡湖，同时看见二三十条电打鱼船在捕捞，“我是带着流泪的声音打电话给明星（新华社记者）的，我打电话给他说，你来救救洞庭湖，如果全国媒体不来关注洞庭湖的话，洞庭湖就没救了。”
记者让何大明先拍照保留证据，但何大明的手机是充话费送的，连照相功能都没有，无奈只能焦急等着。记者赶来后，走访洞庭湖畔，写了一篇名为“洞庭湖渔民含泪呼吁‘救救江豚’”的文章。
“那篇报道出来之后，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就找我，说希望和我一起保护江豚，保护洞庭湖。”何大明自知仅靠渔民的力量太过渺小，保护洞庭湖也需要媒体的协助，最终12位渔民和新闻、教育、科学界等人士一起，组建了中国民间第一个江豚保护机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并于2012年年初签下了《守护江豚生死状》，上面写着“我志愿加入江豚志愿者行动，在行动中，听从指挥，团结一致，不违章，不喝酒，驾好船，穿好救生衣，确保人身安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在巡湖过程中，若有人出现意外伤亡，所有人都应尽全力救助他并抚恤其家属、子女……”并按上了14个人的红手印。后来因为理念与关注的领域不同，其中几个主要发起人退出了江豚保护协会，又各自注册了机构，继续保护洞庭湖。
“其实渔民也恨我们，都在用电打鱼、滚钩和网围，他们不用的话，就打不到鱼。”何大明叹气，在所有人都竭泽而渔的环境下，想要让部分人首先改变想法，太难了。甚至面临威胁。
民风彪悍的杨林寨在洞庭湖的上游水域，不时有团体取道入东洞庭湖，用电打鱼等方式捕鱼，7000伏的电流砸入湖水中，连贝壳都能打死。何大明曾被非法捕捞的团伙约架，只身赴会，到了对方的船上，“我就说，你们这样不行，鱼全都给你们赶尽杀绝了，以后还怎么办？”相互几番言语，何大明坚持不允，结果却被以酒相待。除了举报并协助渔政，何大明也用江湖的方式解决江湖问题。
外地渔民的流入，却印证了东洞庭湖水域的改善。现在依然在东洞庭湖上非法捕捞的，多数来自长沙、常德，甚至湖北、江西，因为当地渔业资源已经陷入危机，渔民不得不漂流到新的水域谋生。在东洞庭湖，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非法围堤了，当地渔民用传统的方式也能打到鱼。
在洞庭湖上，有一艘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船，是 “东协”在今年9月新设的流动保护站，有时候何大明和队友开船回到站点，发现船舷上有新鲜的鱼，“那是渔民丢给我们的，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丢的。”
东洞庭湖当地的多数渔民逐渐理解何大明等人做的事情，目前140多个渔民加入了志愿者网络，一旦发现非法捕捞，就向保护协会或者渔政举报。
▌“这里有新插的滚钩”
陈汉波也是“东协”的一员，12月8日，他驾着快艇，载何大明和绿色潇湘的成员一起巡湖。快艇在湖心的一处湖洲边停下来。沿着洲岸，是一串间隔排列的竹竿，连起来约有200米长，每一支竹杆上都绑着一只蓝色的塑料袋，和一盏红色的信号灯。
“是滚钩。”陈汉波慢慢把船靠近竹竿，确定是了。“前几天有从长沙开船过来放滚钩的老嗲嗲（爷爷），渔政把他的东西都销毁了。”
何大明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船头，放滚钩的人早已经离开了，或许到晚上才来收网。打完电话之后，不到十分钟，渔政的船开过来。几句寒暄，执法人员站在船头上开始打捞收缴滚钩。
“你帮我收咯，我的手指头上次都被勾穿了。”负责收缴的执法人员说。
滚钩可以捕到几十斤重的鱼。一条鱼线上，间隔三四厘米就绑上一根鱼钩，连起来几百上千米，埋伏在鱼群经过的主要水道上，大鱼只要挂在鱼钩上，越挣扎，被缠得越紧。也曾发生过江豚被滚钩困住的情况。
“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举报，然后等渔政的人来（拆除）。”陈汉波说。“东协”知道边界是什么，打击非法捕捞的主力，依然还是当地的执法部门。他们用“柔性劝导”和“协助打击”的方法解决问题，已经和渔政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双方都有彼此成员的联系方式，有时候渔政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会请他们帮忙。
他们本来就是民间自然生发出的自组织，在四望无际的湖面上能熟练导航，航道、暗礁，一清二楚。本身就是渔民出生，能和整片水域的渔民更顺畅的沟通。
也会和学术机构交流。因为江豚有固定的捕食地点，且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此便于统计数量。今年水生所又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束后，打电话询问何大明的观察数据，“我说我统计的有120头左右”。
“东协”实习生夏懒介绍，自2015年协会成立至今，已经协助劝解大型非法捕捞船七八十起、小型船一百多起，协助拆除滚钩5000多米，举报一起面积达两万亩的大型非法围堤，后被拆除。同时洞庭湖的江豚数量开始回升，从2012年的90头左右，增加到现在的120头左右。因为民间和政府合作，洞庭湖是目前长江流域少数几处江豚情况明显好转的区域。
▌河流守望者
东洞庭湖以前也有大量的网围、矮围，慢慢在政府和部分渔民的共同努力下，几乎已经被全部拆除。但是问题远未解决，电打鱼、滚钩这些更易操作、流动性更大的非法捕捞方式依然存在，洞庭湖上无计划无节制的采砂船继续轰鸣。湖水被搅得浑浑，湖底的自然生态遭破坏，被翻起之后又慢慢沉淀的泥沙盖住产卵期的鱼卵，水生生物繁衍的难度增大。湿地滩涂也难免被破坏。
南洞庭湖的网围刚拆，东洞庭湖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渔民在陆续的政策变化中不断适应，失望、仇恨、阵痛、转变……各色遭遇。越来越清晰明确的，是对环境的保护。因为环境保护的背后，直接就是人们的生存机会。
还好洞庭湖有江豚，它处在食物链的上端，能让人类借以同理自身的遭遇，水污染或是食物短缺，都能迅速映照到人类自己。同时它必须出水呼吸，在浑浊的江湖水中，能让未知而好奇的人观看到因破坏而导致的“罕见”现象。相比深处游弋的鱼，缓慢生长的植被，江豚的出水似乎更能表现出守护的效果。观光船里一阵惊呼，“看！那里有江豚！”
志愿者提醒大家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保持船两边的平衡。看见江豚了，所有人都很开心。
何大明、洪武、夏懒、陈汉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河流守望者。2014年，绿色潇湘将原本的“湘江守望者行动网络”拓展到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采用“本地问题本地人解决”的策略，招募在地守望者，并在2015年获得南都基金会的资助。由此，各地守望者可以联动起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湘江水经洞庭湖汇入长江，一旦洞庭湖被污染，下游共饮一江水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极易受影响。
“南都基金会资助的钱，并不是用来给我们去做某个具体的项目，而是让我们去突破发展的瓶颈。”绿色潇湘副秘书长孙成说。为期三年的资助，可以让绿色潇湘在“河流守望者”这个事情上有更大胆的探索和更稳定的拓展。如今，已经有44个“东协”这样的团队，成员遍布湖南的62个区县。
到现在，洪武每月都有一两周的时间和“东协”日夜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协助支持。绿色潇湘也计划将张建雄纳入“河流守望者”，相比已经好转的东洞庭湖，现在南洞庭湖正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绿色潇湘正在做的，是为河流守望者们提供知识和资源方面的支持，帮助这些绝对民间的机构对接基金会、资助企业，撰写项目书，完善组织框架，引入专业人才。
“我们希望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有守望者的地方就有在地支持。”孙成说。明年，绿色潇湘计划将“河流守望者”单独注册，慢慢在全国形成守望者网络，保护各地水域。
洪武拍到过一张江豚跃出水面的照片，身姿优雅，灰色柔和的圆弧形，江豚标志性的笑脸向着水面，吻向汤汤湖水。
墙倒了。不知道江豚和渔民们什么时候再回到南洞庭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