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
前些年,当时的36团团长李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他及其夫人、女儿。李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多由夫人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上写了几个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颍。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12师36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说:“当时我在24师71团3连当指挥员,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一生中有光彩的一件事。后来他回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曾在一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P34)
郑连长带我到团部的一间房子里。2营营长廖快虎把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挂在墙上。一会儿团参谋长刘明夏进来,会议就开始。廖营长主持会,郑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讲完便由我表态。我简明扼要地谈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接下来进行入党宣誓,我们都站起来。我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而又坚定地宣读誓词:“努力革命,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入党仪式结束了。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这是1927年的6月中旬。(P39)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早期是镰刀斧头的。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搞清起义军的战略方向后,命令当时盘踞在两广的民革命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而汪精卫也命令张发奎火速追击。但张发奎没有追击叶贺军,却往广东去了。1976年我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曾专访过叶剑英,他说,当时他任第4军参谋长,张发奎召集第4军军长黄滇翔和他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张发奎很生气,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于“公谊私情,均无可谅解”,就想下令追击。这时,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还是放叶贺的部队去广东。叶贺部队到广东,李济深必然招架不住,就会请我们援助,我们便可以“援师”为名,趁机回广州了。
这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立即决定放弃追赶叶贺部队,率部改经吉安人粤。(P52)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潮卷来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的,有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作主席台,桌上放盏马灯,光线不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熟悉,我想起来,在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P56)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一单命”后期审査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做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师工作)闲谈,说到汀州的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会的内容。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1932年我和毛泽覃在江西富田碰面时,又谈起了这件事。(P57)没有想到，阳翰生这么老资格！
这一天,我们到龙溪中洞,第二天继续南进。刚宿营,老百姓说前面三十里处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有三门迫击炮。我一听便知是袁崇全叛部。王尔琢团长恨极了,黄昏后就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带2营的三个连去打叛徒。半夜过后把思训圩包围了。叛徒打枪,王团长带传令兵直往街上去,边走边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战士听到是团长的声音,不打枪了。那几个叛徒铤而走险,对着王团长一阵驳壳枪,王团长中弹牺牲,但三个连都归队了。叛徒袁崇全想拖部队走,结果一个班也没有拖成,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坚不可摧。
王尔琢团长的牺牲,是红4军的重大损失。他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活,勇猛果断,是朱德军长的得力助手。他和下级,同甘共苦,能团结人。由于对反革命缺少警惕,竟牺牲在叛徒的枪下,实在痛心。
第二天,我们开了追悼会,朱德亲自主持安葬,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代表了红4军全体同志对王尔琢的悼念与追思之情。(P94)
5军上山后,敌人“会剿”的风声更紧了,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守山的问题。当时有个说法,要留5军守山,4军打到外面去调动敌人。彭德怀军长每天都在搞调查,找老百姓谈,然后一条条路去看。开会讨论时他就说:“留下5军守山不行,兵力不够。”大家就说:“5军有六个连,加上本地武装,兵力怎么不够?”有的同志也说:“五个哨口做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彭德怀说:“上井冈山不止五条路,而是九条路。”他一条一条地讲出来。我们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他说的几条路有些连“山大王”王佐都不知道。28团党代表何挺颖对彭德怀非常佩服,对我们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我和5军没有接触,只在宁冈城听过他一次讲话,何挺颖说他是好军长,我们都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的时期,多一个好军长,怎么不高兴!(P97)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在遭遇战中常常敌情不明,一发现敌人,就要“争取先机之利”。我根据这个原则,遇到这种情况,给他个冲锋,因为他走前面的是尖兵排、连,人数不多,你自己虽然也不能多集中兵力,但以不大的兵力突然冲击敌人不大的兵力,只要打退敌人的先头,多半可以抓住几个敌人,至少收容敌方几个伤兵,敌情就明白了。等到敌大部队赶到,我或打或掩护撤退都行。这个原则给我很大启示,在指挥作战中,我常用这个方法。(P100)掌握好一个原则，运用好这个原则，往往可以百战百胜！
在宁都住了一天,又出发去东固。3纵队为前卫,毛泽东随3纵队走,朱德、陈毅随1纵队在后。在井风山时,我们就从报纸上得知，有一个叫李文林的共产党人在东固搞游击战争,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在离东固二十五里的南隆住了一晚,这里有我党领导的秘密政权,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但不打红旗,和白区通邮通商,人们自由往来,不像井冈山地区有赤白对立的现象。当地的同志向我们了东固红军2、4团的情况。这时我们才对东固地区的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南隆往西走就到了大山环绕的东固。这时,群众和游击队都到街上欢迎我们。他们没有打红旗,但那种热烈动人的场面真叫人感动,过去我们在井冈山眼光比较狭小,虽然知道井冈山以外还有游击战争,但不知别处有苏维埃政权。这次到东固,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这里是个没有公开打红旗的苏区。
到东固的第二天,在河边召开了大会,红军2、4团的代表也来了,陈毅主持大会,2、4团代表讲了话,有一句话我还记得:“我们2、4团有战斗力,打团把敌人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术叫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P104)
在东固住了一星期,赣敌李文彬率三个团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此时我们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率红5军突围下山,正向赣南活动。本来我们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
前委开会研究,“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这个决定有重要意义,原先我们都有一种在固定地区作长期斗争的思想,认为只有“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才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决定,实际突破了红军初创时期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为以后在闽赣两省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以至最后创立中央苏区,打开了一条道路。(P105)
我们占领了城西门,向两边延伸。各部队也纷纷爬城而上,攻下了宁都城。这是红4军下山以来第一次攻下的有敌人据守的州城。(P108)
这个战法,我是从《三国志》上学来的,曾国藩说过:“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此次我为进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城前,先包围,弄清城壕深浅、城墙高低,准备好过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据军部指示,开始几天从容作准备,万勿“初气过锐”。准备好了,不在早晨、黄昏、夜晚攻击,而在将近中午,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一鼓而进,登上城墙。(P108~109)
“七大”前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有前委就不要军委，还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我们读了后都不高兴。要不要军委,是织组形式上的问题,哪里说得上是“无耻的阴谋”？
刘安恭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很不合适,如他“把4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如:对“党管理一切、一切归支部”的提法有意见,认为支部不能管得太细。“党管一切”和”党管理一切“有没有区别?指导和领导有没有区别?行政上的事,管得那么细,有什么好处?等等。
1929年6月19日,第三次打下龙岩后,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时任4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都发了言。大会在通过《红军第4军第七次觉代表大会决议案》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P110)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大的方面,如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是一致的。但当时朱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一些影响。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P110~111)为什么萧克后来没有成为大将，而只是上将，有人评价说，就是这一次他站错了队。
越城岭在五岭山脉西头,处于湘桂两省之间。西延是越城岭地区唯一的县城。山高路险,形势雄壮,是湘桂两省要冲。我们进至两延城,有居高临下之势。但广西敌人近来经常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影响我军行动,部队对敌机愤恨极了,虽然没有防空武器,有个连的干部战士,同心一致,用步枪射击,打下一架飞机,落在行军道旁。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我俘虏。武器装具和用品全部被我缴获。从此敌飞机来少了,来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大家说:“不要怕敌人的飞机,来了就打,看它再来不来!”(P173)
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干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符坚的大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优势也很少,要取得主动,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贵州东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六十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P178)萧克是战术家，与粟裕不同。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锋。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有直接责任。(P179)
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用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出来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67年不幸病故。(P198)
过金沙江后,开始翻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要我们带衣服、辣椒和酒。那时已是4月底了,天气很热。我们也不懂,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原始森林中走。那些树又高、又粗、又密,我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我们定了条原则,绝不能在山上过夜。那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上下一百五十华里。(P209)
1946年8月间,热河的战局基本稳定了,军区调我回张家口,负责平绥铁路东线防御的任务。我从承德北面,经围场、多伦赶回张家口。路上经过大草原,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色,心情激动。当小学生时候我就读过那首“敕勒川”的诗,很想亲眼看看大草原的苍茫和辽阔。没想到,这个愿望竟在戎马倥偬中实现了。
我们驱车前行,晚上就借宿在蒙古包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群众,烧了热腾腾的奶茶招待我们,还点起了明晃晃的电灯。当时我们挺奇怪,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怎么能发电?蒙古族同胞告诉我们,他们是利用风力发电,很方便。我们赞叹不已,感到蒙古族真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P295)
对于蒋介石蓄意打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有高度的警惕。6月19日,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P296)毛泽东此时还是幻想联合政府的。
在集宁失守、大同撤兵、敌主力进攻平绥线情况下,对于张家口这一解放区人口最多、政治影响很大且有些现代工业的城市,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坚守,还是放弃?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在大同撤围的那天开会讨论。大家分析了战略态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为部队经过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补充、整顿,当前的态势不利于我坚守张家口。(P299)
记得中央局开会,在决定放弃张家口时,聂荣臻提议举手表决，我首先举手。之所以如此,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我认为敌三个主力军,全部美械化来进攻,我必须避强,只有避强,才能集中兵力去击弱;另一方面也是对聂荣臻领导的支持。1944年9月晋察冀边区曾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某些同志受延安“审干”运动的影响,在会上对边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使他的领导威信受了影响,在高干会开了不久,前方有位高级干部到延安,他说前方的同志认为聂不能回边区了。我当时就感到是高干会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对当时和以后工作是不利的。我们离开延安前,刘少奇曾对我们说,边区高干会在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批评是不好的。后来毛泽东也同我说过,聂在晋察冀的工作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的问题,不该上到“路线”上去。尽管这样说了,但高干会所造成的影响还在。(P299~300)
我们党当时对日本投降后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十余万人,占军区全部军队约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P303)聂荣臻应该对这一切负主要责任。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者达四分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成员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两三千匹马在体息。(P347)
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期,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北方人,一到湖北,水土不服,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五万军队敢于打他八十三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致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已。(P347~348)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在宜沙、湘赣战役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自8月1日起,除48军在江西发动赣西南战役之外,全军转入休整。在休整期间,发动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应性战术训练;还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增强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以利于部队继续行军作战。同时急电东北调来一千五百吨豆饼(东北很快用火车送来了),掺和在铡短的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换过来。部队穿布鞋,不适应多雨的季节,我们就要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就地取材,教部队打草鞋。这种手艺,红军干部大都会,到部队一示范,战士们很快也会了。我曾致电驻来阳之46军军长詹才芳,驻沅陵之47军军长曹里怀,要他们开办打草鞋训练班,老兵当教员。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部队(主要是46军和47军)鞋子不足的问题。另外,还注意改善部队的伙食,尽量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以保持体力。(P348)
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举20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三十万军队,只有六个参谋,照样能打仗。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事过二十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优良传统。(P349~350)
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四万七千余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135师没有接到停止命令而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由于发现敌人撤退,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而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侯，不能不说到林彪。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P352)衡宝战役是有争议的。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一过分自尊,仍没有改。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军全部加46军之38师,一个是第7军全部加38师一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彪就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军全部及38师。几天后发现敌38师仍在全县附近,但他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后,又不改正以保面子,太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林任红4军1纵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就是这次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便认为他一贯正确。(P353)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年6月中句,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南局会仪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月1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刋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P353~354)
1950年2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词,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或夸大其词,加以指责。1952年冬对改变全军军训计划的批评,1958年军队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后的所谓批“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超乎常情地对我进行指贵。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始终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即便被无端指责,也泰然处之。当然,也无可奈何。
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间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对这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还是用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P354)萧克对林彪的意见，放在毛泽东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呀。所以我说，他的说法有欠公允。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1950年代初期,苏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P368)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学;中国人学,外国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砰石打了一。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用。
1930年8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五六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人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思想就比较自觉了。(P372)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地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P372~373)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不能当军事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P374)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P385)开成批斗会了。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P386~387)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地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未曾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P390)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P393)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在海南岛农场时，我曾遇到一件事。(P400)
海南岛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已种七八万亩，当时农垦部提出要在海南岛开荒三百万亩种橡胶,过了不久又提出再开荒三百万亩,加在一起就是六百万亩,而海南岛全部耕地当时只有六百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不到这个数目。有一次开会,我看到女生产科长与会,据说,她是懂得橡胶树的栽培和橡胶园的经营管理的,但她在讨论时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会议休息时就问她:“讨论生产计划你为什么不发言呢?”那位女科长很为难地说:“生产计划不能实现。”我了解到她是从澳洲回来的华侨,一位有经验的农艺师,就说:“你认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嘛!”她说:“现在是只能说多,不能说少。说少了就是‘右倾’,我怎么说呢?”听了这话,我也不再说什么。的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挺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唯心主义横行,动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我这样的“待罪”之人,又能说些什么呢？(P400~401)
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农垦系统,不了解情况,处于盲目状态。随着情况逐渐熟悉,头脑慢慢清醒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针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两五、一六”的计划。在海南岛农场时,那位女生产科长对开荒植胶六百万亩的指标不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向她详细询问了橡胶种植的情况。她告诉我,橡胶生产周期长,在海南岛一般要六七年才能达到割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裁到大田。开荒六百万亩种橡胶根本做不到,就连定植一百万亩也做不到,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P401)
这位女科长的话使我感到,部里的计划和指标与实际相差得太远。后来,我又跑了几个橡胶农场,发现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农场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茅草长得比橡胶树还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都很低;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园;有的农场只开荒不植胶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挫伤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本来是想大干、快干,结果欲速则不达。(P401~402)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从“大跃进”以来,整个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亏欠约五亿多元(大跃进前已有亏欠,但不多)。这么巨大数额的亏损,当时农垦部本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有如实向中央汇报。次年春,我直接去找周总理,向他反映我们几年来欠了农场职工大笔账。周总理很吃惊,说:“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亏损?”他马上把有关人员找来,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也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先从国家财政拨五亿元,把欠账还上,但下不为例。这样亏损还了得啊!”(P406)
五亿元发下去后,我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下年又发现还有亏空。我就和管财务的处长管文彬一笔一笔地算,发现很多数字是虚报的,实际还差两亿多元。我只好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五亿,现在又出了两亿,还有没有啊?”我说:“我们查过了,但虚数大（？）多，也很难保证没用。”总理又批了2亿，这样一共补贴了七亿。后来果然又查出一些虚数，但数目不大了，就采取紧缩的方法，总算把欠职工的账还了。(P406~407)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做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蛮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全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有气泡,像个“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有暖气,使桌子稍有收缩和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最后说:“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却不好意思麻烦我。(P427)
从叶帅那里回来不久,又接到让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的通知。当时,参加中央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以及1958年强加给我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大帽子,无形中被摘掉了。会议期间,毛主席约我和苏振华谈话。虽不知谈什么,但有个感受,认为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们等了两天,汪东兴来说:“主席有别的事不能来了,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话。他说,你们恢复工作了,今后要好好工作。”
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P442)毛泽东当时有什么可忙的？
由于江青“一·二四”“一·二五”两次大会的煽动，师干读书班一个学员(原空军某师参谋长),公然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事情发生后,我们都非常气愤。我说:“这是干扰大方向,我们军政大学不能要这样的学员,应该开除。”当时我就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报告,并请示能不能将他开除。叶副主席说:“你是校长,你有权处理。”叶帅当时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不好明确说同意,但话中的意思很清楚,是支持我们的。于是,我们召开大会,开除了他的学籍,理由是他反对周总理。“四人帮”也只能哑口无言。我们还把这个情况书面向周恩来、叶剑英做了报告。(P449~450)
还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些同志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其中有攻击周总理的内容,一位领导同志不加分析,以为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就在学校里进行传达。周总理当时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江青却大造反周的舆论,我感到这件事不对头。但由于江青还是“权威”,我们也难以公开抵制传达她的讲话,我就直接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最近有人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内容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这个讲话在军政大学执行起来很难啊!
总理说:“批林整风是中央决定的,以中央文件为准,不要听信外面传抄的东西。”
总理的话,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抵制传达江青的讲话。(P450)这种事，直接请示周恩来，是让周很尴尬的事，但是他的回答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