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昨天早上在健身房，看到一个女同学在跑步机上用iPad看《小欢喜》。最近这部电视剧真的还蛮红的，周围人都在讨论，我自己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在看。今年早些时候，题材类似的《少年派》也火了一阵。不得不说，“高三”、“家庭教育”、“亲子关系”这些话题还是非常吸引电视观众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戳中了大家的“点”。
在此之前，我还看了一部教育纪录片《中国门》。片中，无论是西部县城还是一线城市父母，各种阶层的家长，都对孩子有着强烈的“教育欲望”，希望孩子取得“教育”上的成功。
在中国，教育作为公共话题被大众热切地关注，我们重视教育，有时甚至有着严格的教育纪律。Kipnis很早以前就开始在邹平做田野调查，2001年写过论文专门讨论邹平农村地区居民严格的教育纪律。从农民“严格的教育纪律”到这本书的“治理教育欲望”，讨论的话题更宏大，也更深入。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这种教育的欲望来自哪里？（ where does this desire from?）这是Kipnis的疑问，也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因为教育是实现阶层上升的快速通道？这些原因肯定都有，但单一的解释，无法完全地阐释这种现象。
Kipnis对这个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他提到，Michael Fischer认为，这种狂热的教育现象是“一种声望的制度”（a system of prestige）。
Kipnis本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他2001年的论文The Disturbing Educational Discipline of Peasants里，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是特殊身份的象征”（mark particular identities）。他在山东邹平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从城-乡结构的维度去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城市偏见、摆脱“农民/土”的标签，都使邹平农村的学生和其父母，希望他们能通过教育离开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生活的轨道。当然，“1978年以来，邹平的机会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变，潜在职业范围不断扩大，教育纪律与最终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经过了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80、90年代，当地父母对于教育带来的阶层流动有直观的感受，他们由此更加希望孩子们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流动。
当然，Kipnis还提到了Power Laden symbolic forms（Yen 2005）。
经过数年的思考，Kipnis把讨论的范围扩大，不再限于邹平的农村地区，他希望能通过对邹平的研究，进而理解中国人的教育欲望。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governing desire”。用的是福柯“治理”那一套（见福柯《主体与权力》），由于对福柯的理解不是很到位，此处借鉴了一位豆瓣网友的解释：
“福柯的主体概念的两层含义： 1.通过控制和依赖而屈服于（subject to）某人 ；2.通过良知和自我知识而受制于（tied to）他的自我认同。 另参考《文化理论关键词》一书提到西方文化批评理论，故意以主体取代自我概念。主体一词，有主动和被动两层含义，我吃了一头熊，和我被熊吃了。因此，这里面有一种双重含义，有一种模糊性。批判理论利用了这一点，意在指出，我们表面上自由主动，实质上乃是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的建构。
福柯反对的不是主体化，而是反对的是国家权力对主体化的治理（government），国家所强加的一种主体性，而我们就受制于这一主体性身份。他希望，我们能够从这种被他人治理——所谓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重塑一种新的主体性，新的自我，自我主宰的自我。”
当然，关于这一套理论在中国人身上适用与否，Kipnis为自己做了一番辩解。他的文献梳理中也提到了很多别的观点。
以上是我对看完这本书的一个梳理和便于记忆的总结，以下则是我记录的一些对我有启发的段落（关于城-乡，关于高考，关于平等）：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量农村学生进入中国教育的竞争游戏。在文革期间和更早的时候，反对应试教育的主要是来自最“红”的阶层——党内精英的子女。如今，以“红色”来衡量大学入学资格已不再重要，农村大学申请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整个游戏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尽管大学招生名额不断扩大，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申请人才库，以及城市工薪阶层失去稳定工作，都扩大和加强了应试教育的水平。上世纪50年代，城市中产阶级儿童之间的竞争，如今已演变成一场涉及大量中国儿童的游戏。正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关于“文凭病”的论点所预测的那样，当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的就业地位和薪酬出现急剧分化，教育成功成为获得城市就业的主要手段时，教育体系必然会变得更加以考试为导向。
“因此，国家很难在改变应试教育体制的愿望和为农村学生争取平等机会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邹平市的素质教育改革将小学和初中与应试程度较高的高中分开，提出了在不影响农村学生机会的前提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一种方式。然而，农村对这些改革的抵制表明，即使是这一战略也存在一些限制。一方面，如果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限制应试教育纪律会对UEE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那些抵制素质教育改革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将会在UEE上获得优势。这些阻力的成功将削弱人们对全面改革的热情。另一方面，如果素质教育改革成为农村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发展的技能和能力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借口，改革将严重限制机会平等。
“与逻辑相悖的是，一个更狭隘、更应试、更注重记忆、扼杀创造力的教育体系，似乎将为农村学生提供最大的社会流动机会。另一方面，进入大学，那些不需要应试教育纪律的路线似乎更有利于城市学生。如果大学录取是基于大学招生委员会的决定(就像在美国一样)，而不是基于UEE，那么人脉广泛的城市学生肯定会比农村学生更好地利用这个系统。如果UEE本身开始强调memorization-oriented话题,比如创意写作,那么农村学生是弱势群体,数量有限的农村教师可以教这些话题好,预期审查员在寻找什么,和这些老师会吸引到城市学校。最后，加强目前不公平的大学配额制度只会使农村学生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
“农村学生在死记硬背方面具有基本优势。由于缺乏其他途径进入城市就业，加上农村户口的耻辱，大量农村学生不得不费力读完许多人认为枯燥乏味的材料。UEE越是依赖于死记硬背那些与通过考试无关的无聊事实，通过UEE获得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渴望就越是成为激励学生进行必要准备的一个因素。对于一些农村学生来说，想办法让UEE的准备变得更有趣、更有趣、更相关、更多样化，就像为一支擅长在雨夹雪和泥泞中踢球的足球队提供美丽的天气和条件良好的场地一样。
“当然，如此狭隘的教育体系促进了农村社会流动，这一简单事实不足以成为支持农村社会流动的理由。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农村学生明确地希望有一个更枯燥的课程。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必须服务于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人，以及那些进入大学的人。对于高分农村学生来说，应试教育可能是最能增加机会的教育形式，但对于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应试教育作用甚微。
“为生活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大学教育。
“然而，素质教育改革对社会流动性的潜在负面影响应该引起一些警惕，因为所有人都可能愿意加入素质教育的行列。最后，农村教育学科对考试成绩优秀和一般的农村学生的利益划分的方式，也许是其最令人不安的含义。在邹平这样的地方，在大学录取的竞争中，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社会分化将会加剧，甚至可能最终取代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