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鉴证稿》概述之《长恨歌》（上）（还原创作语境之于批评的重要性）
开始读《元白诗鉴证稿》。两个晚上，概述了书的1—7页。
一、【引入】
《与元九书》记：“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陈寅恪说，自古文人作品，流传最广的未必是作者本人最自得的，但白居易不一样，《长恨歌》乃白居易生平得意之作，同时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作品，以至于千年后仍熟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虽然如此，人们对此诗的理解还不切当。
二、【方法】
陈寅恪认为，想理解《长恨歌》，先要理解两点：一、当时文体之关系；二、当时文人之关系。
第一，当时文体之关系。
1.【观点】陈寅恪认为，《长恨歌》不是独立的一首诗，而是当世小说《长恨传》中的歌诗部分。其诞生场景如下：
（话及此事，相与感叹。）王质夫举酒於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陈鸿《长恨歌传》）
（据《文苑英华》本，题为《长恨歌传》。《太平广记》本止作“至宪宗元和元年, 盩厔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 冠于歌之前, 目为《长恨歌传》”，题为《长恨传》。《白氏长庆集》与《文》本接近，传附于诗后，并于“乐天深于诗”一句前有“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题为《附长恨歌传》。）
2.【创作环境】陈寅恪认为，《长恨歌》与《长恨传》的关系，不是序文和本诗的关系，而是一个整体。（唐人有用散文和韵文合写一个故事的风气，两部分内容一致，倾向相同。）理由是：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传奇这种体裁“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陈寅恪认为，包含了《长恨歌》的《长恨传》，正是这样一篇传奇，白居易的诗是其中的韵文，陈鸿的传是其中的散文部分。换句话说，陈传就是其中的“史才”、“议论”，白诗就是其中的“诗笔”。
【传奇体裁风行的原因】
（1）【下：科举需要】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备众体”的体裁会风行一时呢？据《云麓漫钞》，乃是由于科举温卷之风盛行，即举人要先通过名人使自己的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不断献上自己的作品，那么，如何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展现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呢？传奇这样“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体裁就被举人们采纳了。等到了进士，就以诗为贽了。因此，传奇之风盛行，与科举的兴盛有关。
（2）【上：君主爱文】科举经过一路发展，在德宗时盛极一时，加上德宗是个爱好文词的人，德宗以后的君主又特别希望以文粉饰苟安之政局，所以贞元元和之世，文章之兴盛可谓空前绝后。当此之时，韩柳元白涌现，古文运动也兴起了，陈寅恪认为这不是偶然。
（3）【更好地描摹人生之需要】唐传奇也起于此时。其中优秀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古文运动中的中坚人物。陈寅恪认为，二者之间有其关系——古文之兴起，是由于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最后成功了。古文乃是最适合写小说的文体。
因为陈寅恪见近些年发现的唐代小说，其文体，骈文已腐化，散文也已公式化，所以已不能很好地表达人情世态了。在此，陈寅恪列举了两个公式化例子，分别见《芒洛冢墓遗文四编》的《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说明当时这类叙写人生之文的文体，已经可笑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陈寅恪认为，想要改进，一要革去既不适合叙写人生，又已经腐化的骈文；二要改用既灵活又便于创造的古文。
而改革之初必须尝试，墓志之体过于尊严，不适合尝试，小说则可以极逞驳杂无实俳谐之能事，又兼备宣传条件，所以韩愈很爱写小说（而小说在张籍眼里是“驳杂无实之说”，他劝韩愈说“此有以累令德”，“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据《唐摭言》五 切磋条））
因此，唐代小说与唐代古文是同一原起，同一体制。以小说投献与以古文诗歌投献无异。所以，小说这种文备众体的体裁成为了在贞元元和年间的新兴文体（他们的当代文学）。（虽然长恨歌、传，莹莹歌、传并非投献之作。）
3.【澄清误解】
【观点】由于人们一直把《长恨歌》看作独立的诗作，忽视了创作环境，所以容易对这首诗产生误解。比如，很多人都夸《长恨歌》结尾收得好，如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价《长恨歌》：
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令作收束。
陈寅恪认为这种赞美不得其道，因为白诗与陈传是一体的，白诗的真正收结——议论与对作诗缘起的交代——在陈传中。即前文所引《文苑英华》本中《长恨歌》的诞生场景。
【以诗互证】
（1）引用《莺莺传》《莺莺歌》结尾为证
元稹《莺莺传》结尾：
……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李绅《莺莺歌》结尾：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
陈寅恪认为，莺莺歌也没有作所谓收结。原因是，《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故《莺莺歌》又可名《会真歌》，诗中的“与郎相见”就是“会真”。换句话说，《会真歌》以“会真”作结，其结构正与《长恨歌》以“长恨”作结相同。至于二诗的真正结尾——陈寅恪认为是议论和对做事缘起的交代——各在其传文中。陈寅恪认为，这种巧合正说明了二诗诞生之初，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同为小说中的歌诗部分，
因此，沈德潜所谓的“戛然而止”乃是当时该种体制风行一时的结果，之所以采用该体制，主要不是出于艺术效果的考虑，而是出于创作环境。因而沈德潜的赞美是把诗歌意外收获的客观效果，不做分辨地归功于作者的诗艺。
（2）引用韩愈的小说为证
《昌黎集》中《石鼎联句序及诗》，就是当时流行的具备众体的小说文体。序中有：
道士奋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即又唱出四十字为八句……
此四十字即《石鼎联句》的结尾：
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撜。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顾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此物”指“石鼎”，以结局之词义为全篇之题名。这正与《长恨歌》《莺莺歌》结构相同。由此更加确定，此种结尾方式，是体制风行的结果，不能“妄事评赞”。（抛开客观效果不论。）
最后，关于该诗，陈寅恪还附录了两段话，来表现朱子对当时文章体裁了解之深：
洪氏（未知为谁）《韩公年谱》认为，诗中的道士名为轩辕弥明，轩辕暗含“韩”字，弥明暗含“愈”字，“盖以文滑稽耳”。且盖道士形貌丑陋，亦是韩愈自娱。
朱子同意洪氏的看法，说《石鼎联句》的句法跟韩愈很像。轩辕反切近“韩”字，弥字意类“愈”字。韩愈做这样的手脚，亦合张籍所讥的“无实驳杂”之说。至于形貌丑陋，是韩愈有意以资笑谑，乱其事实，使读者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