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编22·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阅读：《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安东尼·瑞德
敬告：此篇乃本人读书笔记，既不作商业运营，也非专业性的解答，但保留著作权。因本人初学，文字间多有谬误，欢迎知友们批评指正、友好交流。特此告知。
如果问起世界近代史的分界点，《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会回答是1500年。这不是一个确切的年份，人类也不是一步就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这三百年里——随着地理大发现，地球上的多个文明终于彼此联系起来，世界性的海洋大国崛起，海上贸易日益熙攘。我喜欢称这段时期为近世。
近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改变：美洲高热量的食物出现，打破了古代社会的人口瓶颈；黑火药填充的枪炮出现，也悄然改变了人类的战争形式。在这一段时间中，东亚和欧洲，都进入了群雄崛起的年代——中国的明亡清兴，日本的战国时代，西欧的三十年战争，都如同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传统的陆地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而地处大陆板块边缘的东南亚——这个被阿拉伯人称为“风下之地”，中国人称为“南洋”的地方，随着海洋贸易的繁荣，逐渐成为了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集货市场——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某种程度上，近世的世界中心就在东南亚。
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是一部年鉴史学的作品，着力于从经济和社会结构层面，去解构东南亚贸易时代的宏大叙事。他认为，“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时代是“一个极具活力与决定性的”的时代。
不得不承认，地理因素在塑造贸易时代的东南亚，有决定性的作用。东南亚从地理上包括两个地缘单元，一个是中南半岛，一个是马来群岛。
我国横断山脉的自然延伸，中南半岛被纵向切成了三块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闭合平原，几个小型农耕民族在此孕育，并在15世纪起，开始了稳健的扩张，最终形成了五个国家并立的局面——缅甸，泰国（暹罗），老挝（南掌），柬埔寨（吴哥、高棉）和越南（黎朝）。
与中南半岛的农耕文明不一样，马来群岛则更为凸显出了海洋性，各个岛屿上小国林立，并且非常依赖贸易。这也就决定了，马来群岛极容易被殖民化，社会文化也深受外来文明的影响，相比中南半岛则文明的独立性更强一些。
东南亚地区的北方是东亚地区，主要有中国（明朝、清朝）、日本（战国、江户幕府）、琉球、朝鲜，再加上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组成了儒家文明圈，都以农耕民族为主，自给能力强，政府层面对海洋贸易缺乏热情。
东南亚地区以西，是印度洋-南亚地区，南亚最大的陆地印度次大陆上，同时存在多个体量惊人的邦国，最大的是占据大陆恒河流域的、蒙古帝国的遗物——莫卧儿帝国。
自1502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抵达印度，印度世界便普遍与欧洲人开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毫无东亚国家的关防与芥蒂，不仅仅在贸易上大开国门，还任用欧洲人来当国师，借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来玩远交近攻的游戏。因此很快葡萄牙（果阿）、英国（马德拉斯）、法国（本地治里）在印度建立了据点，成为了通向东南亚的中转站。
东南亚以东是太平洋。1493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第二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最早的世界性海洋大国，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让教皇仲裁，在大西洋画出一条线，以平分殖民利益，这就是教皇子午线。
教皇子午线以东海域，包括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等等，通称东印度，理论上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如果双方严格执行条约，东南亚不应该有西班牙人的身影。
但1521年，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本人是葡萄牙人）环球航行由太平洋方向登陆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也就是现在的马鲁古群岛时，西班牙人知道自己亏了，不仅要求教皇在太平洋西岸重新划界，还赖在菲律宾不走了。
西班牙人在吕宋岛修筑了马尼拉城，并且依靠赤道洋流，连接到了墨西哥沿岸，开辟了航路，源源不断地将美洲的白银运往中国，史称“马尼拉大帆船”。
东南亚地区东南方向的澳洲，当时还是不毛之地，直到18世纪才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还只是用来流放囚犯。
马来群岛的水路是得天独厚的四通八达。马来半岛横亘其间，成为了最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一开始有室利佛逝，继之而起的为巴赛、马六甲、柔佛、北大年、亚齐和文莱。受这些国家影响，在东南亚全境，马来语也因此成为主要的贸易语言。
通俗来讲，东南亚的贸易是这样进行：印度的棉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日本和美洲的白银输入东南亚，东南亚向欧洲和中国输出香料，以及向欧洲中转丝织品和瓷器，向中国中转白银。东南亚本身也是非常大的棉织品市场。
马鲁古群岛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丁香和肉豆蔻。但事实上，香料在东南亚贸易当中占比很小，但这并不代表香料贸易不重要。香料贸易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在欧洲，香料被营销成一种噱头，使差价利益巨大；而另一方面，对于产出地而言，可以获得前来寻找香料的商人带来的其他货物。
在东南亚，黄金比较丰富，而白银比较稀少。黄金一直是净出口：从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出口，用以购买印度的布匹；从菲律宾输入墨西哥，用以充作西班牙征服者强行征收的“贡品”；从越南南方出口，用以购买硫磺和其他进口品。至于白银，直到16世纪后，成了一度涉足亚洲贸易的日本人，以及握有新大陆白银西方人撬开东南亚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在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银元成为了东南亚最通行的国际流通货币。白银在东南亚也推动了城镇的扩展，扩大了商品需求，促进了社会的商业化。
陆地的稀碎，以及热带地区贫瘠的土地，种种原因致使马来群岛上缺乏扎实内向的农耕文明。海洋性、贸易经济塑造了东南亚诸国特殊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君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来攫取和保护自己的财富，使得生活在这个国度的私人财产总是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又不得不对海外商人宽宏大量，甚至在法度上予以让步。两厢一合力，就导致内部缺乏活力，民间几乎没有财富积累，而对外的过渡依赖，又丧失了扩张增殖体量的能力。
“所有风下之地的国家都是兵农合一，如果军队遭受损失，那么国家本身就会土崩瓦解。”因此，国王们的精力都集中在动员大量具有威慑性的兵力，在力量上压倒敌人，通过初胜来显示决定胜负的神灵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当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现有的人力，而不是将他们在血战中消耗掉。毕竟，所依附的人口越多，劳动力就越多，贸易就越繁荣，军事就越强大，君主们的财富也就越安全。而要养活这些人口，还是需要扎实的农业。
虽然稀碎的陆地，以及与其他热带地区一样贫瘠的土地，但稳定的高温和降水量，就已经满足农耕的基本条件——利用水稻种植技术，一年两熟不是问题，一季自然生长，一季则靠灌溉技术。
吕宋岛和爪哇岛便有相对广阔的产粮平原，不仅可以养活大量人口，还在整个东南亚掌握了一种可垄断的大宗商品——水稻。因此一早就被鸡贼的欧洲人给盯上。西班牙人在吕宋岛修筑了马尼拉城，而荷兰则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了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贸易时代，大城市是制造业的重要中心。这里王公贵族和富人云集，他们购买精湛的工艺品，出手大方，一掷千金；这里也是地方与国际贸易通道的交汇之处，各地各色的工艺品能够在此聚散往来、交易贩卖。所以，每个城市的郊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许多专业技工区。
17世纪中叶，“卢伍铁”仍然是望加锡向东爪哇出口的主要物品之一。虽然那时市场上来自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铁价格更便宜，但是爪哇短剑制造匠仍似乎更青睐于含镍丰富的苏拉威西铁，以便能在剑刃上锻造处波浪形图案。
由于战争和农业都离不开金属工具，五金铸造的过程便是产生权力的过程。“五金师傅”一词，在爪哇和巴厘语里称为“潘德”，在马来语里称为“潘戴”，在布吉斯语称为“潘惹”，最后演变成指在工艺或科学方面造诣高深的专业人士。
在东南亚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五金工艺的作用常常不可小视。“最重要的显贵名人，过去是铁匠，现在仍是铁匠。”哪里建立了国家，哪里的五金工匠们便被带往首都，以确保能够控制这批重要的权力资源。专门从事五金金属制造的村庄与郊区全都在皇室的严密掌握之下，这成为许多重要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
尽管拥有高度发达的专业技能，这些专业工匠们却没有发展成为资本雄厚的大规模制造商。有权有势的主顾常常优待工匠们，甚至给予他们很高的礼遇；但是，工匠们的劳动却被视为向国王或官僚商人缴纳的贡赋。因而，他们这种定期为主顾提供的服务所获报酬并不多。在有些独断专行、蛮不讲理的都城，这种制度大大妨碍了市场化生产。
东南亚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受到三个决定性因素的影响。
一是，稀有资源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这样控制人力资源就成为衡量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标准。“他们的财富全部在于奴隶，如果他们的奴隶被杀掉，他们自己也就会变得一贫如洗。”
二是，人口买卖都是以货币形式来体现的。东南亚人已经习惯于把他们自己视为有价值的财产。
三是，因为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和财产保护，所以恩主和依附人都需要对方的保护和支持。
这三个因素造就了一个以债务为基础的依附制度；在该制度中依附人对主人非常忠诚，而且两者关系也相当亲密，但同时这种忠诚也可以转让，甚至买卖。
但是，如果将东南亚的社会经济制度定性为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欧洲的这两种制度的核心都在于政府和教廷都承认的那种法律契约。在中世纪欧洲和古代罗马的城市里都存在着法律认可的自由身份，这一点将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这种积累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制度注重人情味和货币化。忠诚比法律更重要，每人都各侍其主。货币可通过免除一个人的债务来购买他的忠诚，但却买不到他们的临时劳动力。积累资本即使有可能，但也很危险，除非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依附人去保护和使用这种资本。
每一个东南亚君主都懂得自己不是该地区唯一的统治者。他们史书衡量一个君主伟大与否的标准是看港口里是否停满外国船只，宫殿是否坐满外国使臣。
中国的朝贡制度对东南亚各国都有影响。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承认中国比他们更大、更强，在15世纪都愿意用中文致信中国表示臣服。
在东南亚地区内部也有仿效这种朝贡的做法，但那不过是表面上向贸易大港表示臣服，从而换取贸易机会。婆罗洲、南苏门答腊和小巽他群岛的小国家经常向爪哇朝贡，而马来半岛各国则经常向暹罗贡献金花以示效忠。
东南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是权力与贸易的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个个经商，官方文献都承认贸易兹事体大。然而，私有财产所缺乏的明显保障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固定资本的积累。成功的商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掌权者，要么与现存的宫廷结盟，要么另起炉灶，取而代之。
专制主义所面对的不是封建主义，更不是立宪主义，而是那些还没有被纳入国家发展进程的独立家族、部落和商人。君主的贪婪，使得本国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却给了外商机会。
相对温和的华人依照这些个君主的规则，探索出了包税制度。直到17世纪中叶，东南亚国家都是将税收部门交给官员负责，除了一定比例的截留与各类额外礼物和收入外，所有税收都应该上缴国王。与此不同的是，包税商在提前向国王交纳一定数目的税款后，就可以保留港口税、市场税或者盐税、鸦片税和赌博税。包税商制度比较方便有效，确保统治者从华商那里提前获取税收，而不必亲自为贸易的细节而劳神。然而，由于它赋予了华人包税商巨大的经济力量，这种制度使得本土商人更加边缘化。
而欧洲殖民者，则采用了更加赤裸裸的掠夺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无论走到哪里，都迫使国王们与其签订条约，从而实行贸易垄断。他们所依凭的：一是更先进的火器，特别是装备于战船上的火器；二是堡垒，他们将其修建得坚不可摧；三是亚洲同盟者。
1619年扬·彼得松·库恩被任命为公司总督时，荷兰人的政策日趋强硬，转为战略性地运用所能集中的武力在各处建立据点，最终实现贸易垄断。
1621年，库恩率领一支由12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征服了班达一带的五个小岛。这些群岛上政府多元化特征非常显著，由一个贵族组成的议事会领导，每个贵族都代表一个生产肉豆蔻的岛屿。库恩对于同这么多人谈判感到厌烦，于是决定将他们一起干掉。大约15000名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带到巴达维亚沦为奴隶，或被就地隔离活活饿死。然后，库恩将荷兰种植园主及其奴隶重新移民到这个世界肉豆蔻之都，这些人再将所有的产品提供给荷兰东印度公司。
当荷兰人的垄断建立之后，生产者的价格被固定在最低水平，所有亚洲中间商和中转港口全部被排除在外，不得染指利润分红——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也就落下了帷幕，进入了黑暗的殖民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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