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历史

最近拜读Gilbert Rist的《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觉得很有趣，值得记录一些心得。这本著作从思想路径追踪“发展”在西方的演变，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批判地审视“发展”。本书原文是法语，在写作完成时，第三世界的中国尚未实现经济腾飞，而书中关于中国的讨论也仅限于70年代后的一些运动，并且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知识语境。但基于这本书完成后的新的具体的历史，Rist对于发展的批判也充满了再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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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development）一词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下的产物。

从Aristotle起，“自然”（nature）概念中就包含着增长的含义。在Augustine那里，历史的前进是在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之间冲突的框架下得到解释的。在Fontenelle的理解，人类的知识基于所有先前的总和，而科学知识于总量的跌落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因此在17世纪，西方的知识图景发生了一次转向，“进步”（progress）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主流。

欧洲开始殖民扩张后，Buffon认为欧洲各国最终会尊重殖民地的独立，并传播获得福祉的真理，发展合作因此继承了启蒙的意识形态。社会，知识，财富的发展与“nature”的概念对应，奠定了一种宏大叙事：事物的秩序——即进步——是不能被阻止的。发展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历史的宿命。

然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发展”主要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产物。欧洲在二战期间为了摆脱纳粹，将自己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而美苏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对保护殖民帝国没有兴趣。对纳粹暴行和种族主义的谴责及反思使得二战后新的世界宣言强调人人平等。二战后，欧洲亟待重建，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重振其经济，为自身提供市场，同时对抗苏联势力。1947年苏联封锁柏林，北约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力通过欧洲舞台操碎了心，也将南方推进了新的冷战背景之中。而“发展时代”（development age），由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的“四点演讲”（point four）中提出，并首次使用了“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一词。

这一概念不仅是语义上的，还激进的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发达/欠发达的二元关系，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致，体现了国家系统之间的全球化关系。它取代了殖民关系之间的等级，而表达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即便实际上并非如此。受殖民者和殖民者之前处于对抗的系统中，而现在，“欠发达”和“发达”则成为了一个家族：一些成员可能落后于另一些成员，但他们总是可以迎头赶上。“欠发达”并不是“发达”的反面，而是一种不完整，一种初级形式。于是，加速增长是弥补差距的唯一合理道路。这个关系或多或少建立了一种量化的模式，在这种对比下，每个国家都是为自身考虑的。“发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即便它可以获得一些外部的援助。进一步地，那些受到他人“领导”的概念不能进入这一语境。至此，世界不再是一个不同要素相互依靠的结构，而是一个由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集合。于是一个人可以理解机会平等的意识形态，和“自我造就的人”的含义（也是一个特别“现代”的概念，比如唐吉坷德）。通过辛勤工作，一个工人可以变成老板，一个小男孩可以晋升为主管，一个电影明星也能成为国家元首。

1955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集体的政治诉求的开始，这些诉求在后来不断影响联合国采取各种相应的国际措施。其中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权和自决权内容也为联合国吸纳。会议的基调清晰：“发展”是必要的，并且要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角度上发生。在形式上包括国家之间互利的经济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助。在整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行动使得世界秩序在概念上发生了变化，但大部分地区没有发生预期中的发展，而8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穷国来说是“失去的十年”。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Brundtland report和Rio Conference被提出，但其中的发展是永恒的这一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矛盾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也包含实践层面的。同年，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会，这一机构即是联合国发展署的前身。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美国经济学家Rostow所贡献的“发展阶段”理论。他试图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历史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经历的留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Rostow把发展比喻成一架具有线性轨迹的起飞的飞机，但这一理论显然无法广泛的套用，而更像是塑造了一种关于发展路径的想象。另一位学者Francois Perroux不相信抽象模型，而指出强国通过垄断主导了一种不对称性。Dudley Seers强调解读特殊案例所具有的限制性，西方大学中的经济学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案例，因此不能适用于发达国家。如果不批判地审视北方的财富，我们也无法正确的认知南方的贫困。

二战后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概念，这种诱惑对于北方来说，意味着优越地位的延续、国内增长、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对于南方来说，它意味着一个对新的主导身份的可能以及西化的方向。而在南方的拉丁美洲，有一群松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dependency school”（依赖学派），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反对美国政策，拥护“第三世界主义”，但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实际政策。他们的主张可以和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形成对比。Rostow强调历史的哲学，而他们强调真实的历史；Rostow把国家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主权的实体，而他们在全球结构及国际秩序下理解国家；Rostow将殖民主义理解为对现代性的偶然觉醒，而他们视其为事物的分裂开端；Rostow认为内部的不公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竞争将达到最终平衡，dependency school则认为这些恰好是问题的根源，并要求正确的国家干预；Rostow认为发展意味着对于新经济体的联合，他们则认为需要从剥削的结构中分离。

1980年后，国际机构对于南方的政策一言以蔽之：采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结构性调整，以非洲大陆为代表的一众国家收缩政府公共职能，支持自由市场，但被更深的卷入了北方资本主义下的全球化格局，也大都没有实现发展。发展概念的建构基于一个“不发达”的对立面出现，使得一个世界各地均能走向繁荣的想象出现。实际上，发展的本质不仅包括生产消费者使用的大众商品，还包括产生不平等和排斥性。“发展”并没有弥合鸿沟，而是放大了它。有两点启示是不得不面对的：第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真相可能是：有权力者，不管他们怎么叙事，都没有兴趣改变自己的位置，而想改变的没有办法强行改变秩序。第二，不要相信关于援助和国际合作中的“善意”，但在发展概念之外，我们仍然需要重新组织生活的可能性，在现代化之下，虽然有痛苦，但也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关于南方的发展，显然需要更多关注和研究，但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框架，而一旦用“常规科学”来定义就有发现不了新东西的风险。“科学”并不比其他“信仰”更加荒谬或者真实。然而通过研究去发现细节和差异仍然是有价值的，尤其是通过人类学的方法探索新秩序的运作逻辑。

虽然贫困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充斥各个历史时期，但因为“发展”，我们开始想象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就好像约翰列侬的《imagine》中所歌唱的世界）无论我们对实现这一目标抱有多大的同理心，都值得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被塑造成相信这个目标。消灭贫困有三种思维方式：第一种基于起源于宗教责任的慈善逻辑；第二种基于维护法律和秩序，伴随着对于犯罪和疯癫的消灭；第三种是通过使贫困者“有用”而限制贫困。但贫困概念本身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二分法，类似的比如：白人/黑人；男性/女性；富有/贫穷。这些“问题”是由强者提出和设定的，而弱者在其中被定义为“问题”。西方人来到一个地方，认为其贫困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不属于他们概念中的“富有”。国际机构在定义贫困的时候使用很多维度，也将自己的干预变得无孔不入。从真实的历史看，这些帮助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效果。批判的看待发展概念非常重要，并且必须放在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首要位置上，而人类社会动机的多样性使得普遍适用的理性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