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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仙境”，一个现实（下）：苏格兰芬霍恩生态村

食通社 2019-09-17 20:16:04

食通社说

“生态村运动”是在1970年代席卷世界的社运热潮中的一支。自那时候起，各色的生态村从世界各地冒出枝芽。本文作者先后拜访了美国和苏格兰的两处生态村实践，试图在比对中辨明：生活在“生态村”及“生态村”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上篇中>>两处“仙境”，一个现实 | 生态村探访笔记（上），本文作者通过记述美国亚高山地社区的变迁，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态村到底是建筑师的实验，还是社区居民的生活。在本篇中，作者前往苏格兰，看看这个似乎更为成功的生态村背后的发展逻辑。

两处“仙境”，一个现实（下）：苏格兰芬霍恩生态村

文/冯可慧

〇芬霍恩生态村的入口处。

〇芬霍恩生态村村口的展示牌。牌子上说，生态村在2017年实现了单个村民的碳排放总量只达到了全英国平均水平的57%。

在去芬霍恩生态村（Finhorn Eco Village）的路上，大巴经过了镇中心、树林、住宅、以及大海。虽然窗外下着雨，但还是能想象到，如果是大晴天的话，这里会有多美。不知不觉中我就坐过站了。匆忙去问司机能不能顺路在回程的时候把我带回去，她笑了笑说当然没问题。

巴士正要开动，车窗被砰砰地敲响——一个带着红帽子，围着彩色条纹围巾的女士大喘着气说：“等一下，等一下！”她拖着一个小推车，气喘吁吁地上了巴士，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在赶上了，好在赶上了。”

原来这位M女士就在芬霍恩基金会工作。她之所以那么急，是因为如果错过了这趟车的话，下一趟车就要等到一个小时之后了。

她要去镇子把她的画打印成明信片，在第二天的圣诞集市上出售。从口音就能听出来，她并不是苏格兰本地人。一问才知道，她出生在瑞士，多年前先来芬霍恩参加研习班，又在这里志愿服务了一段时间。最后，她决定要在这里住下来，生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风景，人情。也许是我的命运找到了我，”她说。

第二天，我果然在圣诞集市上又遇见了她，正在兴致勃勃地展示她的作品。我特别喜欢她的画，买了两张想寄给朋友。她很高兴，邀请我在集市结束后留在芬霍恩的社区中心聊聊天。

趁着等她的间隙，我到不算太大的村子里逛了逛。来此之前，我就听说“芬霍恩基金会”非常有钱。在村里随便走走，就能看到很气派的生态村内部专用共享汽车、专门供残疾人、老年人使用的扶道以及商品十分丰富的社区便利店。对比下来，我小住过大半年的美国“亚高山地”相形见拙。往深处走，还能看到村民们用集装箱改装成的冥想屋、小店铺、桑拿房。这些小空间没有遵循某一种特定的建筑的风格，似乎是村民们一拍脑门的举动，随性又充满了创意。

〇一个非常佛系的桑拿房。右边的图片上写着：“桑拿，今天开放”。

〇有的居民在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板。

〇几棵树干搭成的大门。

〇社区里的环境友好打印店。本来好奇想去问问他们用的是什么墨水，但无奈是周末，人家不开门。

除此之外，我还参观了芬霍恩生态村几个创始人生活过的拖车房子。在他们最初开始结伴种菜的时候，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小孩，就是挤在这个不太大的蓝皮拖车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

〇这个蓝色的拖车如今有个雅称，叫做Original Caravan，即“最初的拖车”。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了社区中心。满心想着，没有资金压力的社区建设的确就是不一样。相比“亚高山地”一到冬天就灌风的社区食堂，这个社区中心堪称豪华。它是一个仅供内部人员使用的大木屋。每天，来参与工作坊的学员和当地的居民会在这里用餐。除非有本地朋友，外人是不能在此停留的。

〇社区中心也提供餐食，门口放着非常细致的厨余和垃圾回收分类。

〇张贴在社区中心公告栏上的共识社区宣言讨论稿。

和M女士坐下来后，我不禁追问她，“命运找到了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很好奇她为什么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她自己的国家。再者，瑞士也有发展得不错的生态社区。从谈话中，我慢慢理解到，原来她留下来的原因并不只单纯是出于对这个社区的喜爱。

M女士是一位舞蹈家，现在已经70岁了，她一生游走于许多不同的地方。早些年的时候，她在非洲塞内加尔和意大利丈夫生活，因为特别喜欢那里，故而给自己改了一个非洲名字。后来，她又到了法国成为了一个能量疗法技师。“我现在已经不经常回瑞士了，因为那里也没有我的亲人，我回去的话还要自己张罗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毅然来到“芬霍恩生态村”定居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别的后顾之忧。”

她在20年前和丈夫离了婚，膝下也没有子女。在朋友的邀请下，2009年她来到芬霍恩生态村，一直居住于此。“我是独生女。从小到大，在任何程度上我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个集体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芬霍恩会吸引我的原因。你要知道，最开始在生态村生活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单独居住的房子。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如何在一个社区中去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去运筹帷幄，都是我在不断学习的事情。从体验周开始，我经历了要加入这个社区的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坊。我在厨房、客房中心都当过志愿者。我敢说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M女士自豪地说。

如今，虽然她还常常参加芬霍恩的各种活动，但遗憾的是，她已经不住在生态村里了，而是选择了镇子外围的一个公寓。“这里的房子都是给基金会内部的工作人员和有钱人居住的。许多来参加工作坊并决定留下来长期生活的人，其实找不到办法租用，更别说购买生态村里的房子，因为太贵了。许多有钱人买下这些改造的拖车，不但没有自己居住，反而把它们作为假日旅社出租出去。所以生态村里的房子有好多都是常年空着的。”

M女士在陈述这些事实的时候很平静，但她说，她也曾因为这个事实感觉到五雷轰顶。用她的原话说是：“参加工作坊的那段日子就是你和这个地方的蜜月期，一点点吸纳朴门农法、可持续生活方式知识的过程是非常美妙的。可一旦进入到真正的生活，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很快我就发现，没有什么村民在用工作坊里学到的方法生活；我也没办法负担起这里的生活，房租本身就是道槛。我曾因此感觉自己被推进了地狱。”M女士放弃了在法国打拼了20年的一切来到苏格兰，这是她所没有意料到的结果。“但我不想带着愤怒离开，”M女士说，“到我感觉到真正的平静，并在心底与这个地方和解的那一天，我会去寻找我下一站要停留的地方。”

〇在芬霍恩生态村入口处右侧专门为游客设置的接待前台。

〇一个新介入的政府背景基金会按原有皮卡屋的设计，新建了一大片皮卡屋专供游客居住。这些屋子在冬天空置着。

和M女士聊天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芬霍恩之所以起源于“种植”的理念，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这里的三位创始人在当时都被企业解雇，他们出于节省支出的目的而开始自己种植食物，这也恰好是他们的爱好。他们一起向政府申请了一片当时还是荒废的土地，靠着对自然运转规律的学习和对于种植的热情，在环境恶劣的苏格兰北部用贫瘠的土壤培育出巨大的圆白菜。他们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访客和慕名来学习的人。为了方便一起耕种，他们仅凭不多的材料，暂住在拖车房里，一点点地搭建起了自己居住的小木屋。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小社区。

当社区慢慢扩大之后，取得了国际上的声誉，他们便像企业一样地成立了议事机制，也逐渐地有新的管理团队加入进来。创始人之一的Peter Caddy十分擅于募集资金，曾是军人的他在执行方面极有行动力，有点像“芬霍恩生态村”的保罗·索莱里。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虽然芬霍恩生态村有商店、医院，甚至还有专门学习生态相关知识的“芬霍恩大学”，但这里也没有在食物上实现自给自足，而是靠附近的四个有机农场长期供货。

〇荒废的种植大棚。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冬天，能被种植的蔬菜品种没有那么多。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芬霍恩生态村的情况不能被归类为“没有实现自给自足”，那是亚高山地的境况。准确地说，是芬霍恩没有选择自给自足。靠着外部的农场供货，一是能让生态村融入当地更大的社群，二也是因为现在在生态村居住的，并能施行朴门农法的居民只有个别的老人家。新近买房住进来的居民其实并不太会种菜。所以，组织大规模的食物生产并不现实。源此种种，跟生态种植相关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到了短期的工作坊和线上教学的相关的课程里，而不是芬霍恩社区每日的生活中。

〇为生态村长期供货的农场之一，这是他们张贴在社区中心的海报。

在芬霍恩，大部分的居民还是老人家。从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了解到，有许多退休的有钱人会到芬霍恩买房居住，其中有很多皇家空军的退休官兵，因为皇家空军在离芬霍恩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据点。我有幸和住在芬霍恩的一位年轻的妈妈Amanda聊起她的生活状况，她的故事不失为“芬霍恩生态村”的另一个切面。

Amanda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儿子生活在生态村，她是少数的能够买得起生态村里房子的年轻人。Amanda曾在伦敦当销售，工作了五六年。后来她怀孕了，也想借这个机会离开大城市，到离母亲更近的乡野生活。正好，孩子的父亲能够负担得起生态村正在转卖的一栋房子，于是她便在五年前搬了进来。住到生态村之后，她幸运地在当地的精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便如此生活了下来。但是，Amanda并没有参与过芬霍恩生态村的任何工作坊，也不太常参与到社区内的活动中去。而仅只是因为喜欢乡野，支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居住在这里。所以事实上，在芬霍恩生活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与生态村运动完全没有关联的人。而真正心系运动，为之成长贡献过一份力量的人，比如说前文提到的M女士，却因为买不起房子而被迫到几英里外的公寓居住，每天为了赶上一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沿着山路一顿好跑。

我以如此的口吻去叙述，并不是要去苛责“芬霍恩生态村”没有恪守其初衷。因为以短期教育的形式将朴门农法等生态观念传递下去，仍然是符合其最初理念的实践。但我们也要看到，能在芬霍恩生态村定居下来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的机会是留给资本持有者的。生态村本身依靠的外部力量或许成就了这个地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过度商业化的现实，已经让生态村和其标榜的理念有了一定的距离。而反观亚高山地，虽然它商业化程度不高，甚至可以说很纯粹，聚集了一大批想要在建筑领域施展拳脚的专业人士，但缺少外部力量支持的现状也的确让他们难以为继。

撇开这两个生态村在融资方面各异的表现，我想借这两个例子追问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资金无关，而是：“生态村运动”的实践，究竟是要以长期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展开项目，还是要以村子本身为基地，去提供短期但更有传播效益的教育性、观光和服务工作？这两者矛盾吗？

〇贴在芬霍恩生态村接待处窗口的宣传单，上面有关于7日体验课程，短期参观，以及一日停留的服务选择。

〇2019年6月份在生态村举办的音乐节的宣传单。

在这个问题上，亚高山地和芬霍恩生态村做了同样的选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长期居民的利益，而把重心放在短期停留的访学游客身上。芬霍恩甚至还放在了更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身上。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选择，会在长期的实践中，拉开了这两个地方和它们所标榜的“生态村”定义的距离。因为这个选择所产生的结果，会将“如何让旅客获得更好的体验”变成大家的工作重心，而忽略了如何让参与建设并有所贡献的长期居民能在这个地方以可持续的方式继续生活。要知道，对于最终离开的居民来说，少了生态社区的基建支持，要在城市中恪守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社区的管理层也必定有其理由——从管理层面考量，如何让把社区的理念当作种子，播撒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受益，也许是更重要的事情。这也的确无可厚非，只不过会越来越让“生态建筑”“灵性社区”等词汇，变得像任何有能力提供游学体验的组织都能用的广告标语。

离开亚高山地后，我仍然和琳达保持邮件联系。她告诉我说，在几个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新的食物温室已经有了第一次收获。即便如此，她仍然对管理层感到不满，认为他们不给年轻人机会，只是一味地宣称自己的权威。就连这个新的温室计划，也是在做成了之后他们才松了口风，允许大家继续用那一块地来种东西。邮件末尾，琳达附上了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在《东方之行》中写道的一句段话，我觉得用来给此文收尾也很应景。

柯布西耶在年轻时游览东欧国家的一篇游记中写道：“一种令人不安的中庸让我们一天天走向老年的宽容，却错误地估计了现在的形式。是什么让人衰老，是什么让日常的杂事占据了我们主要的精神活动？又是什么让我们，无视真正有意义的活动正变得萎靡不振，战战兢兢，且由于过度频繁地向后张望而显得憔悴不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