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消亡史
圆桌派谈论关于“亲子关系”的问题，周轶君说“孩子是成人的祖宗，你能从他身上看到你的过去，甚至人类的过去。”
前两天，一个亲戚在群里发了一段他们家孩子小时候过家家的视频，奶声奶气的模样，扮演着成人的琐屑日常。那段视频记录的是他们的过去，而他们的现在则是我的过去，看着孩子成长，反省着自己人生被切掉的那一段一段。他们抱着和你儿时一样的憧憬，掰着指头算寒冬酷暑，盼春去秋来；他们犯着和你一样的错误，撒着一样的谎。
阿特伍德说，每一代人都会遭遇相同的经历——年轻一代的人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伴随着结构内部人群的迭代更替。在写作《使女的故事》时，阿特伍德很清楚，她要呈现的是Gilead政权下的人类社会图景，June是否幸存，甚至是否像电视改编版那样，成为推翻Gilead的核心人物，完全不在她的考虑范畴中。相反，多数人无声无息地消失，这才是历史的常态。
在《使女》结尾，阿特伍德戏仿非虚构写作，以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的形式，交代了Gilead政权内部的细节之所以得以重见天日的原因，科学家们发掘了当时人们遗留下的证据，或文字或录音带，其中就包括June。但关于她的出身背景、职业以及最终命运，无从得知。
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或许都只能被掩埋于历史的河床之下，像《送奶工》的“middle sister”，没有名字，没有面孔；像萨拉马戈笔下的瞎子，成为被社会弃置的工具。即便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在作家眼中也同样脆弱不堪。《羚羊和秧鸡》（Oryx and Crake）是阿特伍德另一番反乌托邦式的“末日想象”，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人性的欲望招致人类几近灭绝，唯一的幸存者Snowman努力在脑海中回忆他能记住的词语，他知道当这些词语从他脑海中消失时，它们将随风而去，永远消散，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When they’ve gone out of his head, these words, they’ll be gone, everywhere, forever. As if they had never been.”）《华氏451》里，人类文明被焚毁殆尽，逃出生天的男主人公Guy Montag和其他幸存者以头脑为容器，储存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行走的书籍，而这群人，也成为陈列人类文明的最后一座博物馆：
“将来有一天，等它在我们心中尘封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从我们的手，我们的口中传递出去。其中有许多会是错的，但也会有刚好足够的部分是对的。我们今天就开始上路，观看这世界和它的言谈举止，观看它的真面貌。如今我要饱览一切。而尽管它进入我脑中时无一属于我，但过一阵子它会在我脑中凑拢，就会成为我。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天，我的天，看看外面，我的外面，我的脸孔外面的世界，而唯一能真正触摸它的法子，就是把它搁在它最后会成为我的地方，在血脉中，在它每天悸动千万次的地方。我抓住它，它就永远不会溜走。总有一天我会紧紧抓住世界。此刻我已有一根指头勾住它；这是个起头。
......
这些人似乎跟普通人没有两样，像是跑完了一段长路，经过漫长的寻觅，见过美好的事物被焚毁，如今已垂垂老矣，聚在一起等待曲终人散，灯干油尽。他们并不肯定自己头脑中所记载的一切，能使未来的每一个日出发出更纯净的光辉，他们对此并无把握。但他们确知，那些书储存在他们平静的眼眸之后，完好无缺地等待将来某一天，那些手指干净或肮脏的读者再来翻动。”
每一位作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预言着人类的未来，几乎无一不指向启示录式的末日浩劫。让人意外的是，近年来，阿特伍德却加入了一个名为“未来图书馆”（the Future Library）的概念艺术项目，项目将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收录一百位作家的文稿，这些入选的文稿将被妥善保存，直到2114年才会以纸质形式出版印刷。这或许是一个作家对未来尚能留存的最后一丝温柔怀想：百年后，人类尚在，文明尚存，先辈们的东西，仍有价值。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红色骑兵》（Red Cavalry）时，扑面而来的鲜明色彩和简约线条形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动，直到最近看到Daily Art的艺评才知道，这种浑蒙的耸动其来有自。画中描绘的是十月革命中保卫苏联边境的骑兵，马列维奇用简洁的几何线条把这些红色的小人框在空旷无尽的空间里，仿佛一切都被融进了辽远苍莽的天地之中。骑兵们的“壮举”，或者他们的存在，是如此微不足道，正如马列维奇所说，“城头旗帜换得和抹布一样勤。”（“The flags are changed as frequently as dishcloths.”）“人们就像疯子般一股脑冲向地平线，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世界的尽头，却不知自己早已脚踏地平线，无需再去任何地方。”
世事翻覆如反掌，人类的行为看起来是如此疯狂而徒劳。骑兵们从右侧驱驰向前，直冲画布之外，奔向虚无。原来，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早已被写在这幅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