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巡礼之年
从巴黎开往阿姆斯特丹的铁力士快车飞驰在原野，穿过厚重的雨气和交缠在农田间的浓云，三个小时抵达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
2019年的五月初，遭逢罕有的寒潮，西欧许多城市都裹在寒冷中。在车站的咖啡厅匆匆买了一个蛋糕和一杯热姜茶充饥，鸽子从大厅外面飞进，踱步寻找着地上的残余食物，船舶随着海浪飘荡，蒸出的隐约温度也跟着飘进来，好像在呼喊：出去看看，赶紧去看看，你是为那个人来的。
阿姆斯特丹把2019年设为伦勃朗年。
我翻开荷兰国立博物馆出版的专题纪念书《伦勃朗：一个反叛者的传记》（Rembrandt Biography of A Rebel），首页序言中写到：
“永远充满革新与挑战的伦勃朗，是他的出现让黄金时代的艺术世界翻天覆地。2019年10月4日，标志着伦勃朗已经逝世350周年。即便如此，在三个半世纪之后的我们，依旧被他伟大的艺术成就与丰富的人生经历所触动与鼓舞。
300多年前的阿姆斯特丹，可不是像如今这样看待伦勃朗的。
这本书一开头的长文是《科妮利亚的壁橱》，讲了一个故事，简直不忍卒读，真的太惨了。大概是伦勃朗死后不久，他的儿媳跑到他住的地方翻找，看有没有留下什么钱来。按说公公在生前变得一文不名，花光了所有积蓄，死后也像个叫花子一样埋在乱葬岗，不可能还留下什么，但儿媳坚称有一个壁橱，里面有数百金币和一些布料床单什么的，这个壁橱以及里面的东西应当归她。实际上，这壁橱是伦勃朗的女儿科妮利亚的，只有十五岁，如今已父母双亡。
书中写：“可以想象这个十五岁的女孩面临着怎样的绝境。……她会不会怨恨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不是伦勃朗，而是随便一个谁，至少能让家人基本生活可以维持下去。她也不太可能知道父亲究竟是多伟大的画家，毕竟大部分的画都不在家里，早就卖了，一部分虽然在半公开机构，比如《夜巡》，但父亲也不太可能会带她去参观，即便参观了，她看到的也是父亲浩如星海般作品中的极小部分。她更多面临着的是对父亲的质疑，比如父亲为市政厅画的一个作品《巴达维亚人之誓》，原本可以成为他艺术皇冠中最亮的宝石，在大众的评价上就是一场丢人的失败。”
“如果伦勃朗和女儿活到2019年，他们会怎样？”
也许伦勃朗就有机会向女儿解释了，他会带着女儿走进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在今年几乎把现存的世上所有的他的作品全部陈列了出来。不光是荷兰境内的，远不止如此，法国，英国，全世界所有博物馆的伦勃朗的藏品，全部被召集而来。
可惜他们看不到。他们已经化为了尘埃。
只有我们，在春天的细雨中，在初夏的阳光里，在秋天变化的光线里，踏入那栋恢弘的建筑，在画布与油彩的气味中，在明灭混沌的氛围里，在叹息与惊叹交错中，迎向那一个个画框，步入那一个个时空片段。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伦勃朗作品展，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早在1919年，只能看到5幅伦勃朗的真迹在公众展出，其中4幅是作为捐赠送给博物馆的，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里，国立博物馆只买到两幅伦勃朗画作。随着多年的不懈努力与面向全世界的征集，直到如今2019年，公众可以在荷兰国立博物馆看到伦勃朗的22幅油画、60幅手稿，300多幅版画，他几乎所有的传世之作。
他的笔，他的手，他的灵魂，他的色彩，他的思索，散布在这些作品之中，妻子，母亲，情人，儿子，宠物，商业创作，情绪宣泄，油画、蚀刻、素描……他的血肉人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我的面前。
怎样的盛典，怎样的荣耀，怎样的遗憾，怎样的不朽，怎样的永恒，又是怎样的圆满。
绘出天地万物自然重要，但终极挑战是绘出天马行空的所思所想，要认识到某些珍贵的道理，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一天？一年？一个世纪？一个永远？
最近时常被人讨论的流量，这个粗暴高效的评判方式，就以流量来说，哪一个文案的流量能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相比？能和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相比？传了千百年的文字、艺术、绘画，即便用数据来描绘它们传播的范围、长度与广度，如今有什么可以与它们相比？
没有可比性的。也不需要去比。需要的是什么？是清醒的判断。
艺术家的生命只能用那短短一生来计量吗？如果把生死的概念放宽泛一些，如果生死这个概念不是绑在单纯的个人肉体上，我不觉得伦勃朗他已经死去，我不觉得他的生命只是那几十年。他已经活了350多年了，他还会继续活下去。
所以艺术，以及一切接近于人类这种看似高级的生命体的灵魂的东西，最终是打破了单一纵向的时间概念的事情，它消解了那狭隘的一根线，让观者处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中，或许，这才是更真实的、接近时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