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作者序

序 致英语读者

此序或许更应该称为“使用指南”。这并非因为我对读者不信任------他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本他愿意为之一读的书。那么，我又有什么权利建议用此方式而不是彼方式来使用这本书呢？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时，尚有诸多不清楚之处：有些看上去太过明显，而有些又过于模糊。因此我告诉自己：我的意图若能更清晰一些，工作若更分明一些的话，我的理想读者必须采用的这一方式来阅读本书。

1. 他必须认识到，此研究针对的是相对而言被忽视的领域。至少在法国，科学史和思想史赋予了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以崇高地位------尊贵的科学、严格的科学、必然的科学，它们都和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它们的历史中，人们可以看到，真理和纯粹理性的出现几乎没有中断过。然而，另外的学科，-----比如，那些涉及有生物（living body）、语言或经济事实的学科----被认为是过于受到经验思想的污染，过于受偶然性或者联想出来的各种奇思怪想的影响，或者受几百年的传统和外部事件的影响，因此，它们的历史则被认为是无规则的。最多，它们只能提供一些证据，说明它们只是精神状态，或智力潮流，或拟古及大胆猜测的混合物，或直观和盲目的混杂。但是，经验知识如果至少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文化内，的确具备了非常明确的规则性，又该如何被看待呢？如果它是某种可能性----对事实进行纪录、让人们信服于这些事实、在传统中扭曲它们或者投机地利用它们的可能性----如果甚至连这一点，都不仅仅是来自于恩赐的偶然呢？如果错谬（以及真理）、古老信仰的实践-----不仅包括天才的发现，而且还包括最稚嫩的概念----在某个特定时刻，遵循的是知识的某种规范法则呢？简言之，如果非形式化的知识史自身有一个系统呢？这是我的假设，我冒着的第一个风险。

2. 这本书必须被视作比较研究，而不是症状研究来读。我的意图并非要基于特定类型的知识或者观念体而描绘出一副某时段画卷，或者重建某世纪精神。我想做的是把有限数量的成分一个挨一个地呈现出来：关于有生物（living being）的知识、关于语言规则的知识，关于经济事实的知识，并且把它们和17-19世纪这个时间段内与它们同时期的哲学话语关联起来。这不是对一般意义上古典主义的分析，也不是对世界精神的分析，而是一种严格的局部研究。

然而，其它姑且不论，单这种比较方法所产生的结果，通常会令人吃惊地迥异于对单一学科进行研究所产生的结果。（因此，读者不要期待可以在此发现一门并置于一门语言学史、政治经学史、哲学史的生物史。）在此，重点发生了转移：圣贤和英雄的日历出现了一些变化（林奈比布封被给予了更多空间；德斯图得特雷西比卢梭被给予更多空间；坎蒂隆是在单枪匹马对抗重农主义）。各种边界被重新界定，通常天各一方的事物被放到一起，或者相反：我没有将生物分类学和其它关于有生物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胚芽理论、动物运动生理学、或静态植物学），而是把它们和同时期谈论的语言学符号、普遍观念的型构、行为的语言、需求的等级、商品交换等进行比较。

这有两个后果：我被引导着要放弃当前众人熟知的各种重要划分。我并没有在17、18世纪中去寻找19世纪生物学的开端（或者哲学、经济学等）。我之所见，是古典时代各种非常独特的形象的出现：相对来说未受彼时动物和植物生物学中已有知识影响的某种“分类学”或者“博物史”；很少把同时期“政治算术”考虑在内的某种“财富分析”；以及不同于当时的历史分析以及注解圣经工作的“普遍语法”。那就是：知识型形象。这些知识型形象，并非叠加于19世纪随着被特性化而被命名的诸科学之上。此外，我还看到，这些不同形象之间，出现了超越传统邻近性的类比网络：植物分类和货币理论之间，基因特征概念和贸易分析之间，人们发现了古典科学中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看起来忽略了对对象极端多样性进行考察。由此，知识空间被组织起来的方式，与19世纪由孔蒂或斯宾塞进行的体系化方式完全不同。我冒的第二个风险就是，希望能描述某个特定时段知识型的空间，而不是描述我们科学的起源。

3. 因此，我并非是在科学史家通常的那一个层面上进行操作----我应该说，那两个常常属于他的层面。因为，一方面，科学史追踪某个发现的过程、各种问题的型构、不同观点间的冲突；它也在理论的内在经济性中分析理论；简言之，它描述了科学意识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它试图恢复那些逃离意识的东西：给它造成了改变的各种影响，它底下隐含的哲学，未被阐述的各种主题，看不见的诸障碍；它描述了科学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总是科学的消极一面-----它抵制科学、使它错漏百出、或者扰乱它。但是，我要做的，就是揭示知识的某种实证性无意识（a positive unconscious）：这个层面，通常逸散在科学家的意识之外，但是仍然是科学话语的一部分，不应该驳斥其有效性或者寻求取消它的科学性质。科学史、经济学、古典时期的语法的共通之处，肯定并未出现在科学家的意识中；或者即便处于了意识中的那部分，也只是肤浅的，有限的，甚至完全异想天开的（比如：阿丹森希望能给植物勾画人工分支；Turgot把货币和语言进行比较）；然而，在不知不觉中，植物学家、经济学家和语法学家都采用了同样的规则来定义完全属于他们的对象，形成了他们的概念，构建了他们的理论。正是这些以他们的角度来说从没正式提出过、而只在千差万别的理论、概念、研究对象中能被发现的型构规则，我尝试着通过隔离出一个被我武断地称为考古的层面作为它们的所在，将其揭示出来。以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为例，我一直尝试着为散落在古典时期的博物史、经济学、哲学之中的整个科学性“再现”或“产物”序列，规定出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考古学系统。

4. 我希望这部作品在阅读时，能被当作一个开放的场所。本书中的很多问题尚无答案；很多指向前人或者他人著作的鸿沟尚未被完善，甚至尚未开始完善。但是我仍然希望提出三个问题。

关于“变化”的问题。有人说本书否认任何关于“变化”的可能性。然而，我主要关注的就是变化。实际上，两件事让我深有感触：某些科学有时被组织起来的那种突如其来性和彻底性；以及相似变化同时发生在明显不同的学科中的这一事实。在数年之内（在1800年左右），传统语法就被本质上的历史语文学所取代；自然分类根据对比解剖学而被组织起来；以及，以劳动和生产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而被建立。面对如此奇怪的现象组合，我认为，这些变化应该更详尽地被考察，而不是以连续性的名义将其突然性或者规模进行约减。一开始，对我而言，这些不同的变化都发生在科学话语中-----这些变化没有发生在相同的层面、按照相同的节奏、或者遵循相同的法则；某个特定科学之中，新命题产生、新事物被隔离出来、或者新概念建立起来（构成某门科学日常生活的各种事件）的方式，在所有可能性上讲，并不遵循某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时（以及通常相应的某个旧的领域消失时）的相同模式；但是，反过来，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不应该和那种不仅改变了这门科学的通常形式而且改变了它与其它知识间关系的整体再分布混为一谈。因此，对我而言，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应该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处理，或者如同它们常被对待那样，被浓聚在一个单一顶点，或者归结于个体天才或集体精神，甚至归结为某个发现的多产性；更应该做的是尊重这些差异，甚至尝试在它们的具体性中把握住它们。这样，我试图描述相应的转型组合，它们使得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语文学、某些人文科学、以及某些新类型的哲学被特质化，就在19世纪即将来临之际。

关于“因果性”的问题。要规定是什么造成了一门科学中的某个具体变化常常总是不容易。是什么让某种发现成为可能？为什么这种新概念会出现？这个或那个理论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总是令人尴尬，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如此这般分析的基础。在那些使得某个学科作为整体被改变的普遍变化方面，这种情形更为尴尬。同样更为尴尬的，还有那些几种互相呼应的变化出现的情况。但是，在经验科学中，有可能会达到顶点：因为设备、技术、制度、事件、意识形态、以及兴趣等作用都相当清晰；但人们却并不了解，如此复杂的衔接、如此多样性的构成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为这样的时刻勉强给出一个我承认超出我能力的解决办法，对我而言，并非鲁莽之举：传统解释----时代精神、技术或者社会变化、各种各样的影响-----对我来说，大部分更像魔幻，而没有什么效用。于是，在本书中，我把因果问题置之一旁；转而把自己限定在对转型本身进行描述，考虑到如果有一天，某种科学变化理论和知识型因果律将被构建，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关于主体的问题。在知识（或者科学意识）的知识型层面和知识的考古学层面之间进行区分时，我意识到我正在沿着充满坎坷的方向前行。人们能否谈论科学及其历史（以及因此而来的其存在条件、变化、它所犯的错误、将其推入新道路的某种突然进步）而不用指向科学家本人呢-----我所说的不仅是用来代表某个具体个体的专有名字，还包括其著作和其思想的特定形式？能否尝试一部可行的、能对匿名知识体的整个自发运动从头到尾追溯出来的科学史？用“众所周知……”来取代传统上的“xx认为……”是否是合理的，甚至是否有用呢？但是，确切地说，这些都不是我打算做的。我并不打算否认知识人物传记的可行性，或者历史理论、概念或者主题的可能性。我所想知道的无非是，这样的描述是否足够，它们是否给予科学话语巨大的致密性以公正，是否在它们惯常的边界之外，并不存在各种在科学史起决定作用的规则性系统。我想知道，对科学话语负责的主体，是否并非是在它们的情景、功能、知觉能力以及实践可能性之中，被统治它们甚至凌驾它们的条件所规定。简言之，在探索科学话语时，我并不是要从说话个体的观点出发，也不是从他们所说之物的形式结构出发，而是从在话语的这种存在中起作用的规则的观点出发：林奈（或者配第、或者阿诺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做到不是要让他的话语具有一致性或者普遍真实，而是当它被书写或者接受时，能把作为科学话语----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博物学，经济学或者语法话语----的那种价值和实践运用给予它？

同样，就这点而言，我很清楚我并没有多大进展。但是我并不希望我在一个方向上的努力被当作对其它各种可能尝试的排斥。普遍意义上的话语，以及特定的科学话语，是如此复杂的现实物，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它。然而，如果说有一种研究我确实排斥，那就是（宽泛地说，人们可以称其为现象学方法）给予观察主体绝对优先性、把所有建构作用归结为某个行为、把自身观点放置在所有历史性起源之处的方法----简言之，导向超验意识的方法。对我而言，对科学话语的历史性分析，哪怕别无他法，也不应该服从关于认识主体（knowing subject）的理论，而应该服从话语实践的理论。

5. 最后一点，是对英语读者提出的一个要求。在法国，有些半壶水的“评论家”坚持给我打上“结构主义”的标签。我也没法钻到他们狭隘的思想中告诉他们，我使用的方法、概念或者核心术语，没有哪个是具有结构分析特性的。

若一更严肃之公众，能将从这些加诸荣光于我而我实则不该受之的关联之中解放出来我必感激不尽。在结构主义作品和拙作之间，定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也很没法给所有人说，我的作品完全独立于这些我不知所以、而又造就了今日诸多其它著作的条件和规则。但是，给它标记一个广为接受、印象深刻但却不恰帖的标签，以免去对此作品进行分析的麻烦，确是太简单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