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愿睡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探访满归的鄂温克人
大雨如注。窗外的世界，一辆载重卡车，蹲在路边奄奄一息。雨水洗刷着暗红色的躯体，泛起阵阵金属般色泽。下午一点多那趟开往满归的绿皮火车，则不会顾忌雨的任何感受。在它不可动摇的发车时间面前，我必须和雨一决高下。
火车站一到，雨就被云赶跑了。往前一瞧，一桩棕黑色的木头建筑，像鄂温克人的木刻楞，上面还画着驯鹿头。等等，司机是不是把我们带到鄂温克博物馆了？
“根河站”三个大字，还是一眼辨识得出。去年九月到访此地时，车站仍是60年代牙林线刚刚通车的样子。一年未满，新的鄂温克式车站拔地而起，令人惊叹的效率。
走进大厅，仍是那扇小小的售票窗口，墙壁也还是被白色和青绿色的颜料一分为二，是过去医院和政府机关的常见配色。所以就车站本身而言，并不算“旧貌换新颜”，而应视为“新瓶装旧酒”。
火车开往满归
东风11型柴油机车拖曳着七八节绿皮车厢，准点驶入一站台。人们有条不紊地朝车厢里钻，我故意挑了一节22B型硬座车。它比25B型客车更苍老，更符合人们记忆中绿皮车原来的样子。
如果说根河站粉饰了门面，内部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这节22B车厢则沿袭过去的模样，却在室内搞了一次“软装”。原本粗糙但不乏质感的硬座座椅上，被强行穿上了一件淡蓝色的新衣。先不说设计者的审美水准究竟如何，待这些可怜的座椅套被千百万只屁股蹂躏过后，还是要增加反复清洗的工序。想再看一眼那些“皮开肉绽”的原生态硬座，没有可能喽。
与一年前相同，我又要坐火车去满归了。彼时，牙林线的秋天正在盛极而衰；此刻，牙林线的夏天也岌岌可危。根河以北的金林林场，是中国冬天最冷的地方。它在八月底，就酝酿着整点事儿。落叶松仍旧绿得感人肺腑，青杨树和白桦林身上，却出现些许黄斑。不过，这仍是一个美妙的夏末。火车驶入大兴安岭，便化身为一辆景区观光车，穿行在这座没有边际的森林公园中。根河满归莫尔道嘎一带的森林，全都连成片，难以形容的壮观。从飞机上看，黑压压的根本没有尽头。想一口气穿过这样的森林，却又不至于迷路，唯有坐火车。和林子里跑着的野兽相比，火车才是最可怕的一种野兽。它曾经给当地人带来了黄金万两，也差点让这片森林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这头钢铁怪兽仍然在林子里不知疲倦地奔跑，却再也不会危害林子了。
我趴在车窗前，把窗户打开一道缝，确保能够将小巧的黑卡6相机伸出去。一年后，金林林场的冷极村好像更热闹了。去年一整个冬天，不知有多少广东人给他们贡献了GDP？驶入金河站前，我在小镇的草地上看见三匹马，瞬时好像有种回到乌兰巴托郊外的感觉。三台废弃的J50型林业用拖拉机，它们被农民锁在自家院子里，一种毫无喧嚣的孤独。这家伙亲历了大开采时代的辉煌，又在林区没落后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铁。阿龙山的黄昏仍旧美妙，还有人记得那篇《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吗？在阿乌尼林场，废弃的赫鲁晓夫楼如僵尸一般掠过车窗。想看第二眼时，它已被列车远远甩在视线范围之外。要记得激流河在车窗的左边，奥科里堆山在右边。但遗憾的是，你只能在前者的暮色中不断流连，而无缘一瞥大兴安岭地区最高的死火山。
快到终点站满归前，列车员拎着袋子来清理垃圾。走到跟前时，问我桌上的矿泉水瓶子还要吗？我摇摇头，说这是之前客人留下的。见车窗开着，他突然把矿泉水瓶子嗖的一下扔了出来，伴随着一句“去你X的。”这一举动让我瞠目结舌，怎么也猜不到剧本还能这样写。可怜的矿泉水瓶子，就这样落到了激流河畔，在被降解之前，它可能会在这里生活很久很久。不过，这一小插曲并未影响当时的心情。隔壁一个小女孩，一直缠着她叔叔玩游戏，结果她叔叔说累了想睡一会儿。小女孩有些不太开心，一边嘟嘟嘴，一边揶揄他说：“你明明是个人，但你的生活习性咋那么像——pig？”
雨夜小镇
满归到了。出站口的大喇叭，正在卖力地吆喝。不是提醒乘客尽快出站，而是给漠河的班车打广告。去年此时，我便被这辆班车给截了胡，星夜直奔漠河而去。
但满归这座一直在记忆中抹不掉的小镇，我知道一定还会回来看她。这次我们不但要住上一晚，还要去寻找鄂温克人的猎民点，看看那些真正在山林里生活的使鹿部落。
我和朋友上了一辆“黑车”，10块钱就送到山脚下的旅馆。林区里的小旅馆，条件虽然算不上多好，却大都干净整洁，这家店便是如此。卸下行装，出门觅食，一看整个小镇都被烧红了。别紧张，这可不是什么地狱般的山火，而是雨后的火烧云。
我想起去年秋天在乌苏里斯克的那个夜晚，同样是突然邂逅的火烧云，几个人大步流星地冲上跨越西伯利亚铁路的天桥，在俄罗斯人略显惊诧的眼神中不断按动快门。但此时的满归，宁静的有些不够真实，连狗都不睬我们，唯有那红色的天空，在瞬息万变中赋予世人永恒的定格，以照片或回忆的方式。
很多木头房子里空无一人，堆满废弃的工业零部件，门前的鲜花却还在怒放。漫步在这样的黄昏，随便往哪走，烦恼忧愁都好像顺着裤子口袋往外掉，越走越轻松。直到撞上一家东北菜馆，推开厚重的大门，听到里面划拳的声音传来，遇到一个像电影《后来的我们》里田壮壮式的老板，才得以重返人世间。
回到山脚下的小旅馆，把窗户推开，眼前浮现出一座青草地，和几棵懒散的树。雨滴再次袭来，原本清新的小镇被冲刷得更加透彻，像个每天至少洗两次澡的洁癖之人。
雨水总是令人爱恨交加，尤其在旅行中。根河的雨关了我一上午禁闭，但满归的雨使我温柔。我愿意沉溺在它淅淅沥沥的节奏声中，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个雨夜。就像一个疲惫到虚脱的人，整个身体陷在一张柔软的沙发床上那样。灯必须要关掉，这是对雨夜的一种尊重。在黑暗的世界里，我们坦诚相见。雨像个顽皮的孩子，每次我把手伸出去，都感觉它更加用力，仿佛使不完的劲。我迫不及待地想见鄂温克人了，他们应该不会被雨淋到吧？毕竟，撮罗子早已是传奇了。
他们不愿睡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
说来有些惭愧，这条满归到漠河的烂屁股路，我走过好几回了。却从未意识到，鄂温克人生活的敖鲁古雅乡，其实就在公路旁。
司机是个中年人，打扮得一丝不苟，一大早，他就把一辆新买的福特锐界停在了旅馆前。这雨下下停停，大起来时相当骇人。我们沿着324县道往漠河方向开，经过一座激流河畔的观景台时，几个游客正举着长枪短炮，摆出一幅老法师的架势，对他们汽车停在行驶车道的行为毫无愧疚。“多危险啊，前面刚好一个弯道。”司机埋怨说。路况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但对于这辆车子来说显然不在话下。没过多久，道路两侧开始出现“小心驯鹿出没”的警示牌，距离敖鲁古雅人的猎民点越来越近了。
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境内鄂温克族分支中最古老，也是最神秘的一支。三百多年前，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勒拿河上游的森林里，经过漫长的迁徙，来到中国东北边境。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他们找到一片长满苔藓和蘑菇的沃土，非常适合饲养驯鹿，就待着不走了。1957年，政府将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部落，统一合并为一个民族——鄂温克族。与大多从事农业和牧业的鄂温克不同，这支以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雅库特人”，不但人口稀少，生活方式也更加“传统”。用官方的话来说，是一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
这支神秘的鄂温克使鹿部落，从何时起被冠以“敖鲁古雅人”的呢？这又要回溯历史了。1957年，为安顿这群不足200人的使鹿部落，令其过上一种“定居”生活，国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村盖了30座俄式的木刻楞房子，可鄂温克人宁愿继续睡在撮罗子里。1965年9月，这些鄂温克人又被安置到距离满归不远的敖鲁古雅乡。从此，他们慢慢开始了定居生涯，敖鲁古雅使鹿部落也因此得名。但这也引发这支部落的分化：一部分人完全适应了定居的日子，甚至去了城市就业；另一部分以老人为主的猎民，仍然坚持留在山上。
在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女主角开头便自述道：“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她的主要原型，正是敖鲁古雅使鹿部落的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这位年逾90的鄂温克老奶奶，至今仍住在山上饲养驯鹿。只是，像她这样完全恪守古老生活习俗的鄂温克人，也已屈指可数。2003年，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搬迁。这一次，他们把家搬到距离根河市中心只有5公里的西郊。他们和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可驯鹿却离森林越来越远。由于对圈养的不适应，好多驯鹿死在了那年冬天。鄂温克人只能让驯鹿重归山林，他们在远离根河市区的地方搭建了猎民点。
使鹿人
我们要寻找的多妮娅·布使鹿部落，便是其中一个距离满归不远的猎民点。多妮娅·布今年已经70多岁了，她是女酋长玛利亚·索的养女，一直生活在森林里，以饲养驯鹿为生。
可惜我们到访之时，她刚好去了根河，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好在她儿子石头留着看家。我们把车停在部落门口，帐篷里走出一个抱着孩子的瘦小女子，她是石头的媳妇。我们说明来意，打算先去看一眼驯鹿。
瘦小女子手往森林一指：“往里走吧，随便看就行，这鹿温顺的很，不咬人。”
走进雨后的森林，嗅觉好像变得敏感起来，青草和苔藓的味道，伴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舒爽，渐渐操控了身体。除了刚出生的鹿崽子，其他不管公鹿母鹿，全部维持一种散养状态。有三头体型较大的母鹿，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瞎晃荡，其中一头有着漂亮的鹿茸，对人类的侵入毫无惧色。
“这鹿比根河敖鲁古雅景区的鲜活多了，那边的鹿看上去有些死气沉沉。”朋友感慨道。“如果你是一头鹿，肯定也会选择无拘无束的山林，而不是景区里待着吧？”我回答说。
从人类的角度讲，谁不想在林子里走着走着，迎面就撞上一头鹿啊。若不是雨大得像泼水一样，我们肯定会走得更远一点。回到帐篷，石头已经站在门口了：“抱歉没有回你们微信，山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他说。
这个男人身穿一身解放军07式通用迷彩服，头戴一顶迷彩奔尼帽，脚踏一双绿色的橡胶套鞋，腰里却别着一把锋利的猎刀。他的长相有别于传统的雅库特人，似乎更像一个现代汉族人。尤其在他粗犷的络腮胡之上，还架着一幅略显斯文的黑框眼镜。
他把我们领进门，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朝我使了个眼神。我连忙摆摆手，这让他极其惊讶：“你一个大胡子不抽烟啊？”我尴尬地点点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一个人的胡子长短，和他抽不抽烟究竟有什么直接关联。“一直下雨，也没啥招待你们吃的。我妈不在，就她会做列巴。”他抽了一口烟，并没有顾忌那几个月大小的女娃。“我得去看看鹿了，一会儿回来，你们先坐着啊。”他说。
这时我有机会端详四周。房间不大，但摆满了生活用品。两张行军床，成90度夹角那样放着。如果没猜错，石头一家三口睡那张大的，他母亲多妮娅·布睡那张小的。两张床中间有一张黄色的长桌，上面铺着颇有民族风情的桌布。长桌另一端是取暖用的火炉，也用来烧水和做饭。木头全堆放在角落里的“储藏室”中，它们必须保持干燥，才能让炉火熊熊燃烧。如果不是墙上挂着的一只驯鹿头，我们很难猜出这是一个鄂温克家庭。但，不是也有很多城里人，喜欢把驯鹿头挂在客厅吗？所以整个房间里最有“鄂温克精神”的，反而是那个还没断奶的小女娃。别的孩子都在玩毛绒玩具或游戏机啥的，她在玩一只小型的驯鹿角。
他们就这样住在帐篷里，生火，做饭，养鹿，睡觉。没有信号，所以三天左右进一次“城”。最近的“城”，只能是小镇满归。门口的撮罗子，是给来玩的游客看的。尽管如此，他们在这座猎民点也只能停留两三个月。九月中旬，根河地区就会下雪，鹿的苔藓不好找，他们必须搬到森林深处。来年六月，待鹿下完仔，他们再搬回到这里。刚来的时候，森林里没遮拦，那鹿到处跑，被汽车撞死了三头。“没办法，鹿就是不好养。今年下了十三头，死了两头。”石头媳妇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你们应该没看着那头大号的公鹿，头上没有鹿茸的。”看完鹿场，石头回到了帐篷。“又不知道跑哪去了，还得到处去找，也不怕别人下套。”他忿忿地说。生活习性使然，鹿最好散养。但散养的鹿容易跑丢，更容易被下套。在顾桃的纪录片《犴达罕》中，男主角维加最恨这些下套的盗猎者。然而从2003年他们迁入新敖乡开始，他们的猎枪就逐渐被收了。“那时候管得松，鄂温克人背着枪在满归大街上横逛。”酗酒成性的维加，总在不省人事时忆往昔峥嵘。这些鄂温克猎人，不会去杀两头正在“谈恋爱”的熊，这是他们狩猎文化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点。但现在，这些人的枪没了。而残忍的盗猎者，却一直还在。
石头说的没有鹿茸的公鹿，我们确实没有看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过割鹿茸，有些骇人。对于这些猎民来说，鹿茸是一笔不错的经济来源。反正一年之后，这些驯鹿又会重新长出角来。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把鹿租给景区，据说收入不菲。“你要是感兴趣，来我这儿住几天呗，带你打狍子去。”石头已经开始怂恿我了。“之前北京有个玩摄影的，在我家住了两天。我这儿啥都有，除了没网。”他咯咯大笑起来。显然，他明白这句“除了没网”蕴含着多么爆炸的杀伤力。
我对打狍子充满好奇，便问了他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现在还让你们打猎吗？听说每年的特定季节会发枪？”他苦涩地摇摇头，“不让啊。都是传言，别听网上那些人瞎扯淡。”他年复一年的养鹿，过着平静的生活。失去猎枪的维加，尝试在南方有海的地方过日子，却被城里人丢进了精神病院。100多年前，俄国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也诚挚地将救命恩人德尔苏·乌扎拉带回哈巴罗夫斯克的家中，可这位赫哲族猎人宁愿在森林里被熊吃掉，也不愿老死在一张柔软的床上。
我们没能一睹老敖鲁古雅乡如今的样子。听石头说，那里该拆的基本都拆没了。与其这样，不如把它留在一种虚构的想象力之中。我们和石头一家在古老的撮罗子前合影，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分别。“这些养鹿的鄂温克人，有钱的很，他们一头鹿能卖三万块钱呢，还有国家补贴。”司机的口吻，全是PH值小于7的成分。“他们说今年死了两头，那就是六万块的损失了。”心不在焉的我，只能就这个话题借坡下驴了。
离开凝翠山公园时，一个独自旅行的男人，隔着雨向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得知我们晚上要去漠河后，他大喊了一声：“千万不要去北极村啊。”我们报以微笑。
在电影《犴达罕》的世界里，酒后的维加又哀叹起狩猎文化的消失：“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着消亡。”而在另一个现实世界里，根河郊外的敖鲁古雅乡已经成为呼盟旅游业的一面金字招牌，每天来这里看驯鹿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把这些长角的怪物，变成短视频app中的一堆浮夸的流量。这些人也许并不知道，在更远一点的山林里，还有很多长角的怪物。这些怪物的主人，住在能看见星星的屋子里。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坐在篝火旁，用古老的鄂温克语唱起歌谣：我们是森林里的人，牵着驯鹿在大兴安岭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