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乌托邦

Gropius: The Man Who Built the Bauhaus, by Fiona MacCarthy, Belknap Press, 2019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他创立了包豪斯学校。当年做建筑系学生的时候，建筑历史课讲到格罗皮乌斯，“现代主义”和“包豪斯”这两个关键词如雷贯耳，至于格罗皮乌斯其人，我辈所知甚少。印象中，这个人从来不笑，为数不多的几幅照片里，他要么穿着军装，正襟危坐，要么一手托腮，凝神远望，好比罗丹的“思想者”蓦然抬起头来，锥子般的目光猛戳你一下，马上就要告诉你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故事越是扑朔迷离，想象就越疯狂。人们喜欢听故事，但故事讲着讲着就成了八卦，建功立业才会名垂青史。古往今来，这规律几乎一成不变。它潜移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也默化在建筑的微观世界里。

于是麻烦就来了：建筑师的传记怎么写？由谁来写？

问得更极端一点：凭什么要给一个建筑师树碑立传？

这事儿还得从头捋，说一说什么是“传记”。就文体而言，传记无非是对某人一生的详细描述。看起来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写作，其实要求非常高。历史可以成王败寇，个人生平事迹却不可生编或篡改，不然会惹上官司，严重的身败名裂。所以说传记作家是个高危职业。就算幸运，这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为生者立传，还可以通过采访积累素材，给故人立传就难了，只能扒故纸堆，拼出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完整的人生。优秀的传记作家几乎从来不是专职为别人立传的：《艺苑名人录》的作者瓦萨里首先是艺术家。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写得出神入化，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当今世界，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sacson）堪称顶级传记作家，他的《史蒂夫·乔布斯传》、《爱因斯坦传》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传》均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但别忘了，艾萨克森可是历史学教授，《时代》资深编辑，写传记只是他的副业。所以说传记作家也得多才多艺，有学问，会讲故事，不然写出来的东西顶多是一笔流水账，读起来打瞌睡，搁在书库里积灰。

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也还罢了。建筑师的传记尤其难写。建筑师是一个有着近乎偏执的自我意识、然而万难定义的物种，花非花，雾非雾。建筑师的个人历史和心灵生活因此而扑朔迷离。我们永远不知道勒·柯布西耶溺于地中海之前最后一刹那想到了什么，也无从猜测阿尔瓦·阿尔托的设计与西贝柳斯的音乐之间有多少灵犀；至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与Mamah Borthwick的爱恨情仇，早已抹煞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这几位，再加上密斯·凡德罗和前不久刚作古的贝聿铭，都是传记作家们的宠儿，把迄今为止出版的他们的传记攒齐，少说也要塞满一整个大书架。

格罗皮乌斯却是个例外。关于他的传记屈指可数。把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都算上，2019年之前出版的格罗皮乌斯传也不过十来种。其中，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的格罗皮乌斯研究可谓经典。但这位得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嫡传的历史学家放到今天看到底有些老派，他写的传记就算不过时，也没有跳脱出“生平与作品”的窠臼。他太一本正经，读他的著作绝不至于打瞌睡，反而会被他的分析和论证弄得紧张兮兮。他把格罗皮乌斯的生平和事业写得像一部精密仪器，某种非人或超人的经验在这位建筑师身后危然耸现，我们只有肃然起敬，却无法产生共鸣。刀锋般的语言，锥子般的目光，吉迪恩与格罗皮乌斯简直是天作之合。越是如此，那个尘封已久的秘密越是诱人。

除此之外，也数不出像样的格罗皮乌斯传了。当年聚到包豪斯麾下的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个个传记层出不穷，反倒这位大掌门，世人对其撰述寥寥，真有点匪夷所思。然而问题就出在包豪斯这里。捋一遍西方现代建筑史，“包豪斯传”数不胜数。好比皮格马利翁的象牙少女雕像，包豪斯这个本来不具人格的东西施展吸魂大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吸走了格罗皮乌斯的魂魄，越百年风云，修炼成精了。它成了格罗皮乌斯的世纪魔咒，一旦念出，万难破解。

直到英国传记文学作家菲奥娜·麦卡锡（Fiona MacCarthy）的出现。麦卡锡考证功夫甚是了得，且文笔动人，擅长讲故事，曾出版《拜伦传》（Byron, Life and Legend）和《威廉·莫里斯传》（William Morris: A Life for Our Time），广受好评。今年四月，她的格罗皮乌斯传问世，书名耐人寻味：Gropius: The Man Who Built the Bauhaus (Belknap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乍一瞧，包豪斯魔咒仍徘徊不去；再一琢磨，提包豪斯是为了说格罗皮乌斯，创建包豪斯的那个人。这逻辑就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生，才会造就包豪斯这么个精怪。在“生平与作品”这条学院派直线跑道上，麦卡锡找到一个通向密林深处的岔口，讲了一个余味无穷的故事。

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格罗皮乌斯的生平。但这是味同嚼蜡的维基百科式词条制造的一种错觉。麦卡锡把读者从这种错觉中解救出来，带我们重返上一个世纪之交，跟格罗皮乌斯一起经历童年、青春和那之后的一切。

他是保罗·克利心目中的“白银王子”。19世纪贵族的光环，所有包豪斯竭力废除的旧世界价值观和社会差异，都在格罗皮乌斯身上留下了痕迹。柏林，一边是商贸与艺术之家的文化滋养，一边是190万人口大都会的工业脉搏，格罗皮乌斯每晚就在“铁道的隆隆巨响和远处击打地毯的节奏中入眠”。但直到1904年加入德军轻骑兵团，21岁的格罗皮乌斯仍然是“19世纪的公民”。他天性躁动不安，服完兵役又游荡到西班牙，遇见了正在建造圣家族教堂的安东尼·高迪。回到柏林，格罗皮乌斯开始老老实实给设计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当学徒；从“中世纪石匠行会的秘密”到“希腊建筑的几何原理”，贝伦斯无不对其倾囊相授。讲到这里，麦卡锡特别强调，贝伦斯是“工业设计和企业身份的创始人”，房子和室内器物都要亲手设计。师傅的言传身教，对徒弟至关重要。包豪斯的种子从此播下。

某种程度上，包豪斯诞生于思想的裂变。一战爆发时，法古斯鞋楦工厂刚竣工，炮火中的格罗皮乌斯只能在头脑中勾画设计蓝图。此间他曾短暂离开前线，担任魏玛萨克逊工艺学校校长。战争结束，他重返旧地，合并工艺学校和美术学院，借中世纪石匠行会“Bauhütte”之名，为新学校取名“Bauhaus”，意在唤回“美术”成为阳春白雪之前那个迷人的手工艺时代。包豪斯的第一件产品，是一本限量版宣传手册，封面印着出自Lyonel Feininger之手的未来主义大教堂木刻版画，打开则是包豪斯的宣言：“建筑装饰曾是美术最崇高的功能，而美术对伟大的建筑不可或缺。今天，各种美术自行其道，彼此隔离；把它们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只能依靠所有手工匠人自觉的合作。”包豪斯是“作坊的仆人”，这里不会有“老师和学生”，但会有“师傅、熟练工和学徒”。最终，所有包豪斯使用的器物都将在它的作坊里完成设计和建造。

格罗皮乌斯在废墟上建起了他的乌托邦。这个“废墟”是魏玛，歌德与席勒的故乡，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格罗皮乌斯回来的时候，曾经熠熠生辉的小城已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今天，当我们说起“包豪斯诞生在魏玛”，它更像是一个修饰性地标，作为事实存在，但似乎仅此而已，我们迫不及待地引用和戏仿包豪斯美学，却来不及细想魏玛的辉煌与沉沦。然而在麦卡锡的叙述里，魏玛拒绝被忽视。事物在对比中得以凸显，没有魏玛的废墟，何来包豪斯之乌托邦？

但这些还不够。同样站在魏玛，却不是谁都可以缔造一个包豪斯。山川与岁月的废墟上，还要再叠加一个心灵的废墟。它是麦卡锡多线叙事中的另一条线索。

27岁那年，格罗皮乌斯在山中接受自然疗法，每天呼吸新鲜空气，锻炼，吃素。有一天在林中散步，他爱上了另一位病人，31岁的Alma Mahler。那时，风流成性的Alma跟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婚姻摇摇欲坠。马勒正在创作第十交响曲，听说Alma恋上年轻的建筑师，他马上跑到荷兰去找佛洛伊德，想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性欲出了问题。一年后，马勒去世，格罗皮乌斯又跟蛮横的画家Oskar Kokoschka成了情敌，后者特为Alma量身定做了一个裸体娃娃，讨她欢心。1914年，一战爆发，格罗皮乌斯应召上前线，参加孚日山脉战役。一小时的功夫，他所在兵团有80人丧生，他本人负伤，因表现英勇戴上了勋章，但此后几十年，手榴弹爆炸的场景如梦魇般折磨着他。1915年，格罗皮乌斯与Alma结婚，次年生女。三年后，儿子早产，数月内夭折。他后来才发现，这个儿子的生父是诗人Franz Werfel……

爱情与背叛，战争与死亡。多么引人入胜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用意远不在满足看客的好奇心。麦卡锡讲的，是一个失去纯真的寓言。战争年代失去纯真的故事，几乎是当年艺术家们的集体记忆。现代主义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哪一个没有被战争颠覆的人生？然而没有谁像格罗皮乌斯那样，经历如此重创，却选择了如此无力的媒介。你可以用画笔勾勒大屠杀，或将爱与死谱成音乐和诗句。但建筑能对暴力说什么？在战争中被活埋了三天的格罗皮乌斯，经受肉体折磨与心灵风暴的格罗皮乌斯，却一往无前地唱出了一曲建筑“欢乐颂”。1918年，他还在地狱中，翌年，他亲手缔造了一个乌托邦。在这里，饱受煎熬的人性重获自由：女生长发垂肩，男生剃光头，在头顶上画满各种图案；周末有精致的舞会，隔三差五还有风筝节和燃灯节。日常生活被塑造成一件具有美学意味的手工艺品。

但包豪斯的设计美学向来不得人心。格罗皮乌斯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干净而纯粹的未来”，并因此而被戏谑成“魏玛的伊比鸠鲁”。麦卡锡讲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当年Alma从家乡维也纳来到包豪斯，还没坐定就想打道回府。这个养尊处优、体态丰腴的女人，实在受不了包豪斯自命清高的食风，吃的都是“青菜糊”。多年后，Alma一吐为快，说与其用“干净的线条和纯粹的材料”定义包豪斯，还不如叫它“飘着大蒜味”的学校。

素白的四壁，寥寥的器物，洗尽铅华的桌椅。我们总是把理性气质与包豪斯关联起来。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内心冲突似乎羞于启齿。上世纪20年代，格罗皮乌斯的情感生活与他所营造的理想空间格格不入。他与Alma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在麦卡锡书中，私生活的风暴与战争的残酷同归“苦难”一类。因为他的天赋未受苦难的羁绊，又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想法交给别人，所以为格罗皮乌斯写传记是很件头疼的事。这位主角身边有形形色色、刁钻古怪的配角：保罗·克利请学生到自己家里，炫耀他的小水族馆；康定斯基更像道法高深的长老，不问世事；“初级课程”导师、瑞士画家Johannes Itten信仰某种“新琐罗亚斯德教”，像古代神秘主义者一样穿长袍，动员大家吃素、服泻药……如格罗皮乌斯所言，包豪斯的师傅们将是“强大而著名的人物，即便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他们。”

给这些“强大而著名”的人物树碑立传会很过瘾。但在这些人被理解之前就聘用他们，则有极高的风险。而格罗皮乌斯更强大。他豁出去了。他坦言自己的方法就是要“让一切悬而不决、变幻不定”。置于死地而后生者，才能掌控全局，游刃有余。这是麦卡锡的故事最精彩、最独到、也最令人叹服之处。如她所暗示的那样，我们习以为常的建筑师备受追捧的现象，在格罗皮乌斯身上从未发生。与其说他是“大法师”，不如说他更像个“技术官僚”。一个天真而执着的技术官僚。

读麦卡锡的格罗皮乌斯传，像读一个冬天的童话。它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战争之间，格罗皮乌斯的魏玛包豪斯，好比是成人的幼稚园兼公社，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各自的家庭和童年已被冲撞得支离破碎，包豪斯便是他们唯一的乐土。但这个在废墟上建起的乌托邦注定好景不长。从魏玛到德绍，再到柏林，包豪斯也像它的创造者那样经历了童年、青春和幻灭。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看成包豪斯自己的传记，只不过麦卡锡采用了一种拟人手法来讲它的故事。

合上书页，似乎又被格罗皮乌斯锥子般的目光猛戳了一下。这个骨子里延续着中世纪薪火的德国建筑师，终于对和平年代的人们道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秘密：再不会有第二个包豪斯。

（2019年6月于麻省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