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真的比宋代女性更潇洒吗？

“钱四娘者，自长乐邑来，捐金九掇，大如斗，于溪上流将军岩前堰溪为陂。”这是《莆田水利志》中的一段记载，讲述了莆田县重大水利工程木兰陂的源起，其中疑问颇多：

首先，钱四娘未婚，她的钱从何而来？

其二，钱四娘是长乐县人，为什么要帮莆田修水利？

其三，作为女性，钱四娘竟然成为工程的领导，在理学[XM1] 发展、男尊女卑的宋朝，这怎么可能？

莆田缺乏灌溉用水，木兰陂至关重要。但结局有些悲惨：就在即将竣工时，它毁于洪水，钱四娘投水而死。

在后代持续努力下，木兰陂终于建成，当地人并未忘记钱四娘，将她的塑像安置在庙宇中，与其他男性公益者塑像共享烟火。

钱四娘的个案，突破了我们对宋朝的刻板印象。在这个缠足开始流行的朝代中，男尊女卑也许并未极端化——钱四娘很可能从亡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宋代以后，女儿的继承权则大打折扣）；在当时，许多女性参与公益，并得到理学大师们的认同；在公益中，女性可以充当主事者，不必纠结于“女主内，男主外”的规范……

诚然，理学家好谈“男女大防”，但在实践中，他们又充满灵活性。当“男女大防”与孝道、仁义等原则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妥协。《隋书》曾对福建女性参与商业给予负面评价，明儒何乔远不客气地讽刺道：“不知瘠土小民，非是无所得食。”

宋代理学有理想、激进的一面，也有充满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一面，只是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后者往往被遮蔽，而女性史研究恰好能呈现出历史的更多侧面。

逝去的一切都与当下相关，都与我们相关。

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跨越门闾》一书，它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日常生活的钩沉，让读者看到一段更鲜活、更丰满、更有带入感的历史，展现出女性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为此，特专访了《跨越门闾》的作者许曼。

中国史研究的大框架多是外国学者提出的

问：在国内，女性史研究非常冷僻，您当年为何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

许曼：非常偶然。1998年，我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正赶上邓小南老师开唐宋妇女史课，这是大陆高校第一次开设中国古代女性史研究方面的课程。

刚开始，我对女性史研究没什么概念，邓小南老师介绍了一些专著，都是英文的。当时很奇怪，研究唐宋妇女，为什么要看欧美学者的书？其中很多书，学校图书馆里也没有，邓老师就把她从美国带回的专著借给我们看。那时只能一边读一边翻字典，总算啃下来了。感觉豁然开朗，原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许多过去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找到了答案。

保研时，邓老师有两个研究生方向，一个是政治制度史，另一个是女性史。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2001年，北大办了一次唐宋妇女史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里程碑，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学者基本全来了。作为会议秘书，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著名学者都会应邀而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当时研究中国古代女性史感到很孤独，希望能与中国学者对话。而当时国内女性史研究刚起步，很难对西方学术前沿做出回应。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中外学者各有所长。中国学者多以某个朝代为基点，强调在本领域内做专、做深，做精，比如研究唐史的就不会去研究清史。而外国学者则重视纵向联系，他们不那么看重朝代区别，眼光更开阔，善于从长时段看历史，能看到只专注做断代史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能提出一些框架式的大问题。从学术角度看，现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长时段大框架多是外国学者提出的。

上研究生时，我本没有出国的打算。邓小南老师鼓励我说，做女性史研究，目前最好的学术训练在国外，你要想做好，那就得出国。

没有女性史，就只能看到一半历史

问：女性史研究的意义何在？

许曼：女性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学者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记载中，她们基本上是失声和缺席的状态。女性数量大致占人类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以往历史研究呈现的只是一半的历史，这幅残缺的画面需要用女性史研究来补充。

把女性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她们的声音，还原她们的生活状态，这些并非易事。最大的挑战还是相关史料太少。

与传统研究领域相比，女性史没有长期而深厚的史学积淀，研究者相对较少，成果也少一些，这是先天不足。但因为缺乏传统，束缚也少，可以大胆的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往的一些历史研究，比如制度史，可以将人抽离出去进行研究。女性史则不同，它从诞生开始就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它以女性为中心，发散出庞大的关系网，关注女性与女性，与男性、与社会组织、与国家政府等之间的互动。

我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读博士，那里历史、文学不分家，我上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此外还学了艺术史、考古学等，这些都能运用到女性史研究中去，不同学科的概念，术语，和思想方法，都对我有启发，跨学科训练很重要。

问：考古学与女性史研究能有多大关系？

许曼：女性史研究离不开对物的关注，物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在书中，我重点关注两种物：一是女性制造的物，比如刺绣、服装、绘画、抄写的经文、食物等，一是制造女性的物，比如房子、家具、交通工具等。还有的物既是前者，也是后者，比如鞋。

宋代有些女性缠足，缠足的鞋是女性制造的，反映出她们的审美情趣和品味。而这种鞋的消费者也是女性。在使用的过程中，她们的身体行为被鞋所规范。

物并不简单，它传达出丰富的讯息，对人有很强的指示性和规范性，却很少引起人们思考。

没有女性史，就只能看到一半历史

问：宋代留下的物太少了，怎么去研究呢？

许曼：宋代的物存世不多，要借鉴文献记载，好在古人留下了一些相关资料。此外，我跑了好几次福建做田野考察。在福建博物院档案室的文件柜里摆放着一摞摞的牛皮档案袋，里面的纸有的已发黄、变脆，但记录却很详细，字迹也很工整，是老一代文物工作者留下的宝贵材料。有的完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文化单位受冲击，大多陷于瘫痪状态。而这些地方考古工作者却还在兢兢业业，认真细致的工作，他们的敬业和奉献让我非常感动。我当时下决心，一定要在我的研究中将这些材料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工作的价值。这本书出版，与读者见面时，我感到如释重负。

除了看考古报告，我也找考古工作人员聊天。我们在省级和国家级考古期刊上看到的都是他们发掘的大中型墓葬。而他们平时工作中碰到得更多的其实是平民墓葬，往往就是一个土坑，随葬品很少，这类墓葬却不会出现在学术刊物上。

论文完成后，我的博士导师也吃了一惊。

问：为何您的老师也会吃一惊？

许曼：虽然宋代有男女区隔的正统理念，大家都能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死后的世界却是可以依照理想来制造和安排的，我的博士导师也猜想墓葬可能更能体现出儒家的性别理念。可从我研究的墓葬实践上看，宋人在两性关系上处理得很灵活，并不符合“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等儒家传统理念的要求。

事实上，虽然《周易》中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但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宋代的士大夫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是基于自己对家，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但他们在现实中一般不干涉女性的具体生活。

因此前中原长期战乱，加上北方异族的巨大压力，为解决政治、社会的种种困境，宋代的一些士大夫提出要全面复兴传统儒家理念，他们在家范、家训中强调“男外女内”“男尊女卑”。这些人主张和推崇男女区隔，这恰恰也说明，在现实中这一点做得并不好。

宋儒虽然在教谕性文本中言辞激烈，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却异常灵活。 如果 “男外女内” 与仁、孝、义等更重要的儒家基本道德原则产生冲突，它是可以被放弃的。

朱熹其实不古板

问：理学家给后人的印象往往古板、不宽容的，他们也态度灵活吗？

许曼：是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熹，人们常将他视为古板、教条的老夫子，但深入史料，就会发现那是后人的歪曲和重塑。明清以朱熹的学说为教科书，道学成了国家正统，后人想象和重构的是一个古板、严肃又有权威性的朱熹。

在现实生活中，朱熹是非常灵活通融的一个人。朱熹的父亲朱松去世时托孤于刘子羽。朱熹在刘家长大，刘子翚等人是他的启蒙恩师。朱熹长大后离开刘家，却一直与刘家保持联系。

刘子羽的夫人卓氏曾为亲生儿子谋官。从传统价值的角度看，女性在男性的仕途上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是逾矩而过分的。朱熹听说后主动给卓氏写信，措辞谦卑，对卓氏的强势没表达出丝毫不满，只是提出她打算谋求的职位不利于年轻人发展，但他还是尊重卓氏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定权。此事结果如何，没有记载，但从旁证看，卓氏并没理会朱熹的劝告。

朱熹反佛反道，态度强硬。在他的学生中，有人抱怨说自己父母要采用佛教的葬礼，问朱熹该怎么办。朱熹回信说能理解学生的难处，建议学生尽量劝说。若是劝说无效，还是要尊重父母的意愿。

朱熹有理想，但他明白现实的复杂性，他认为应该尽力而为，理想的实现任重道远，并不在于一朝一夕。

朱熹懂变通，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所以他在世时，才会有那么多人主动追随他。这其实也是女性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朱熹。

不要用当代概念去套古人

问：这么说来，宋代女性地位并不低？

许曼：在历史研究中，要特别警惕概念的束缚，不能一谈某个朝代的女性，便马上用“地位”这种现代政治话语中的概念来套用，这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地位是一个太大太泛的词，究竟是经济地位？还是文化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更何况，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什么？地位不是身高、体重，难以客观测量，且它总是处在流动状态中。而女性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也让它变得更复杂。在宋代不存在一个笼而统之的固定的可以量化的“女性地位”。

地位是现代人的关注，宋代女性没有这个概念，对它也没什么感知，更不会去争取地位，所以我更倾向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是她们能感受到的。

问：但唐代女性地位高、宋代女性地位下降，似乎已成公论，事实究竟如何？

许曼：唐代到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很多人得出刻板印象，认为唐代女性地位高，宋代女性地位低。他们关注的唐代女性，主要是宫廷女性、贵族女性，似乎很耀眼，比如女性可以打马球，可以女扮男装，还能当皇帝。自由开放的风气就代表着进步，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概念和逻辑，对于唐代和宋代女性来说没有意义。在宋代虽然没有女皇，但女性在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领域都是很活跃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男性精英历史书写的变化，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变化。

过去认为，宋代有理学，要求女性留在家中，专注女德，相夫教子做女工。但九十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在宋代，理学的影响并没那么大。一方面，它本身还不太兴盛；另一方面，普及程度太低。由此可知，理学对宋代女性生活的影响有限。

现代人对宋代女性的认识中，有很多成见，这是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有必要调整。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重构她们的生活和经历。

要把历史书中的每个句号变成问号

问：为什么宋代女性作家很少，而明清女性创作异常繁荣？

许曼：明清女性的史料很多，欧美学者对此研究也较多。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繁盛，出现了很多女性诗社，男作家也积极参与，互动频繁。有些女性不需要走出家门，也能参与社会交流，拓展生活空间。

宋代流传下来的女性文学作品很少。个人认为，宋代也有很多女性创作，但可能没有像明清诗社这样大规模的“朋友圈”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女性文化”，她们的大量作品未传承至今。

问：女性史研究是较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其魅力何在？

许曼：对于传统史学领域，比如制度史、政治史等，我有较强的距离感。女性史则不同。翻看宋代女性的墓志，仿佛是在看我外婆和母亲的故事，觉得特别亲切。虽然她们生活在一千年前，可通过生活琐事和日常行为，她们与今天连在一起，我更容易对她产生个人情感。

在历史研究中，共情非常重要。共情不是同情，同情是道德评价，是居高临下，共情则是通过自己的经历，与其产生共鸣，这是非常宝贵的体验。

女性史研究不是呼吁男女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而是将女性放回到历史中去，尽可能的去复原历史的真实情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更多层面，也去思考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问：《跨越门闾》是一本学术著作，您对读者有什么建议？

许曼：这本书是我用英文写的，目标读者是所有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包括那些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虽然是学术作品，但是有历史背景的铺垫，将史料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读懂它。将历史呈现得立体、鲜活，是历史学者的使命。历史不是死的、冷冰冰的，它的主体是人，而历史的书写也不是只有逗号和句号的平铺直叙。我希望把历史以活的姿态展示给读者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和讨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大家角度会有不同，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

至于建议，还是多追问吧。千万不要因为想当然，而放弃深入思考。在对历史的描述中，我们经常看到“自古以来”这个词。可这个“古”究竟是多“古”？是汉朝，还是唐朝，还是宋朝？事实上，“古”也是个流动性的概念，并不固定。即便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古”也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邓小南老师曾说，要把历史写作的每个句号都换成问号。面对所谓“定论”，要多想想，材料是否充分？论证是否完善？是否有说服力？结论是否合理？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有权利去解读，分析和评判历史，对于这本书，我也期待听到来自不同类型读者的各种声音。

文/唐山

许曼：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致力于中国中古史研究，尤其关注女性与地方精英的历史，研究涉及知识史、艺术史、文学史、考古学、文化史及性别研究等多个领域。

[XM1]宋代是理学的发展期。但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只是男性士大夫精英里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