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朱元璋是回民”是胡说八道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伸长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这首题为《野卧》的诗据说出自朱元璋之手，当时他还是名小和尚，游食四方，常露宿山野，笔下却气象不凡。

朱元璋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最底层，靠个人才能与努力取得成功，被认为是“得位最正”的皇帝。登基后，他重视制度建设，所控疆域之广，“远迈汉唐”；文治武功，被康熙赞为“治隆唐宋”。然而，朱元璋杀伐过苛，通过严刑峻法，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

朱元璋究竟是平民英雄，还是暴君，历来评价不一。

著名学者吴晗先生曾四写《朱元璋传》，他认为“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好支使人”“又最会作坏事”。后虽承认朱元璋登基后，较重视农民吃饭、穿衣问题，却将其归为“让步政策”（即认为元末农民起义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作出一些让步）。种种来自“影射史学”的认知，构成了读者对朱元璋的刻板印象。

自吴晗先生之后，研究朱元璋最深入的学者当推陈梧桐先生。陈先生积三十年之功，完成了《朱元璋大传》（面向学术读者）、《朱元璋传》（面向普通读者）。他所写的朱元璋传记，被著名学者王春瑜先生赞为：“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翻开陈梧桐先生的著作，其中创见颇多，如：

元末群雄并起，朱元璋能最后取胜，因他始终坚持反元旗号；

杀胡惟庸、蓝玉等，因淮西旧臣严重腐败；

朱元璋虽大搞统治专制，却未推行文字狱；

朱元璋亦有温情一面；

朱元璋一改对待少数民族的“恩威并施”政策，更侧重于“以德服之”；

通过自学，朱元璋中年时已能诗善赋，并非只是一介武夫……

《朱元璋大传》引书500余种，许多是前人未曾征引的史料，呈现出一个复杂、多面、生动的朱元璋。为深入解读《朱元璋大传》，特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84岁的陈梧桐先生。

搞明史，因材料较为丰富而空白点多

问：您早年从事世界史方面的工作，为何转到明史研究领域？

陈梧桐：非常偶然。

1958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分配到高等教育出版社文史组，参与大学文科教材的编辑工作。后来这个组撤销了，因为出版社发现，我们出版的教材，刚出第一册、第二册，如果反响不错，第三册、第四册就立刻被别的出版社拿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晚，名气没别的社那么大。社长决定：以后只出理工科教材，不出文科教材了。

我编不了理工科的教材，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时，文史哲经的稿都要看，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大社，历史编辑室分工较细，我只负责编世界古代史的稿。

1969年，教育部及其所辖单位的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那是朱元璋老家。我们的驻地离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朱元璋父母的坟不远，此外，朱元璋曾想将凤阳建成中都，整个皇城都建好了，只剩三大殿没建，也在附近。

因为是朱元璋老家，当地老乡常给我们讲起朱元璋的故事。我此前一直编世界史教材，所以听听就过去了，也没想过研究朱元璋。

“干校”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广西大学。广西大学是1958年才成立的，当时还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因全国正在搞“大批判”，自治区领导感到广西缺“笔杆子”，便筹办中文系，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中文系办起来后，文学之类的课我教不了，我是学历史的，只好教公共课——世界近代史。

我夫人在北京工作，我们两地分居，广西方面想调我夫人去广西，可她的单位不放人，我只好想办法调回北京。当时教育部及人教社还没恢复，我找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问要不要人。当时高考还没恢复，各大学已停课多年，中国人民大学连校园都交给别人了。但中央民族大学还在，虽然不上课了，可研究工作还在做，要人。

就这样，我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中央民族大学恢复了正常教学。当时世界史教研室要我，但我回绝了，因为做世界史，国内看不到一手资料。系书记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要教中国史，而且要教后半段中国史，便选择了明史。

选择明史，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长的王朝，资料相对丰富，空白点较多，有搞头，所以我选择明史作为主攻的方向。

大传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改写的过程

问：与朱元璋相关的史料太多，该如何去研究呢？

陈梧桐：我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两点：

首先，要做好材料收集的工作，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史料，做到竭泽而渔。朱元璋的史料除了《明实录》《明史》外，还零散地出现在各种文集中，数量非常多，要不断收集。资料收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撰写大传，是一个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修改的过程。

比如写蓝玉案，看没看过到蓝玉党案中案犯的口供《逆臣录》，写法就不一样。

再比如俞本撰的《纪事录》，其中内容被多书引用，但原书已失传。上世纪末，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教授在台湾找到明代书商刊刻的《明兴野记》，通过与引书一一比对，发现它就是《纪事录》，有了这一新材料，《朱元璋传》中的一些内容就会有改动。

其次，要做好研究的基本工作，就是将朱元璋人生每个阶段的几个重大问题研究透彻，这样才能得心应手。我先后写了四五十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对他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所有关键问题都进行过专题研究。有了这个积累，写出的东西就能经得起推敲。在遇到两个问题互相交叉之处，就能通盘地加以考虑，不至于出现前后说法不一，互相“打架”的问题。

周有光先生说错了

问：在网上，许多网友说朱元璋是回民，这是真的吗？

陈梧桐：这是胡说八道，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朱元璋民族成分考辨》）批驳过。

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回族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写成的《中国伊斯兰史刚要》的一条脚注中提到：“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但白先生对此说似存疑议，在其它专著中，从未将朱元璋列为回族人物。

后来《中华读书报》发表《百岁老人周有光答客问》一文，著名文字改革专家周有光先生说：“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

我问了很多研究明史的专业学者，都不知道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新的考证”依据的是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有个回族研究生给我看过一本繁体竖排小册子，是中国文化大学一位回民教授马明道写的（小册子上未署名），里面提出了一些“论据”，但没一条站得住脚。这个小册子不是正式的公开出版物，是自行印刷散发的。

驳斥这一观点很简单，只需翻翻《大明会典》，日常供应皇家的肉食是什么，包括皇家祭祖用什么肉，就明白了。按回族习俗，人死后应当天下葬，最迟不超三天，且用白布裹尸、不用棺椁。但明朝皇帝的陵墓并没有采用这种。已发掘的明神宗陵墓，里面既有棺，又有椁。此外，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派兵北伐时，发布《谕中原檄》中，明确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如果朱元璋是回民，怎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呢？

如果朱元璋是回民，则他儿子朱棣也是回民，他主持修建的故宫应该是伊斯兰式建筑，今天故宫仍在，主体是明代修建的，是完全的汉式建筑。

朱元璋帮清朝皇帝“背了锅”

问：不少读者厌恶朱元璋，觉得他过于狠戾，不值得为这种人写传，您怎么看？

陈梧桐：关于朱元璋残忍，民间传说较多。他是从下层一步步上来的，与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人不一样。

明朝高度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高于此前任何朝代，但不如清朝那么厉害，因为明朝中后期思想禁锢不那么严苛，人们什么都能说，而且可以开已故皇帝玩笑，在清朝就不行。

朱元璋为抬高儒学地位，下令全国通祀孔子，科举必须从四书五经出题，还搞神道设教，强化了文化专制，但这和后来的文字狱不是一回事。从目前的史料看，明初并无文字狱，相关记载多不确凿。

我们都知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只因出了个朱皇上，十年倒有九年荒”，但这个凤阳歌是清代才出现的，人民对清朝统治者不满，又不敢骂清朝，只好骂明朝。这就把明朝妖魔化了。

在明朝，思想禁锢不那么严，人们对朱元璋并非毕恭毕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连朱元璋的画像都有很多种，有的给他画得很丑。

明代与清代绝不是一回事

问：不是都在说“清承明制”吗？

陈梧桐：很多人说“清承明制”，但事实上，明代与清代绝不是一回事，只是清代几个皇帝在训示和清修《明史》，反复标榜“清承明制”，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其实清代没有继承多少明代的好东西，倒是把明代的坏东西全给继承了。

明代后期，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是一次从里到外的大变革，但清朝入关，社会转型遂告中止。此后，清朝经济再逐渐发展，达到晚明水平，再继续往前发展，这在时间上就整整花了一百年。

如今对清朝的统治大唱赞歌，各种电视剧赞美康熙、雍正、乾隆，却忽视了明朝的开放性要强于清朝。

晚明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依然居于世界前列，西方人几次来骚扰，没一个能成功，清代却是屡战屡败。

从文化建设上说，明代的《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乃至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都是领先世界的成果，清朝能拿出什么世界第一的科技成果来？

明末已在大规模学习西方，而清代的相关交流直到乾隆时才恢复到明末的水平，等于坐等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是关键的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变，等清代发现落后了，再想追，已经晚了。

历史研究不应碎片化

问：在今天，研究者很少关注宏大话题，更愿意做细节研究，您怎样看？

陈梧桐：过去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什么都往里面套，走向僵化，现在一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处处回避，这也是一种极端，虽然避免教条主义了，但历史研究变得碎片化，大家都在做具体问题的考证，宏观趋势研究没人做，可我们总要追问：一个个历史案例的背后，究竟什么在起作用。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可以给人以启迪，学史读史，可以帮助人民更好地总结过去，改造现实，开创未来。但它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通过长期积累，才能看到效果。对于领导人来说，有没有历史知识大不一样，没历史知识，就不知道当下的国情，就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难免犯想当然的错误。

在今天，行政干部进修中，都设有历史课，当然，读历史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学了总会有收获。

文/唐山

陈梧桐：明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从事朱元璋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明史十讲》（第一作者）《古代民族关系论稿》《万里入胸怀：黄河史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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