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nner

中国古代悠久的城市宇宙论传统，我们可以简要地归纳一下这个传亘古不变的理由：

A，中国的城市象征主义已经成为帝王思想的一部分——即使是很小的部分，强调了中国中心论，天子在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B，产生城市象征主义的宇宙论是中国人历久不变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C，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多灾多难之秋，匠人还是采取一种极其保守的建筑学传统。

治水在传统上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重要任务。

例如，把部分城市作为管理工程的中心建立在容易闹水灾的河流低地上，这类城市往往被冠以吉利的名字。如江宁，平江，安溪，镇江，从江等。

其实，直到帝制时代终结，中国的文明是与有城墙的城市中心成长壮大相一致的。有城墙的城市，以其精选的地址，同当地排水系统和水道的密切结合，宇宙论上有意义的构想，思想上明达的土地利用格局，以及功能上作为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区域内的节点的作用为特点的，是传统的中国之主要里程碑。

地区研究的方法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并不似构成一个单独的一体化的城市体系，而是构成好几个地区体系，地区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

Skinner看来，想说明城市化的地区差异的尝试，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陈述：

人口密度；由地区内部以及该地区和外部之间表现出来的地区性专业化和职业多样性的劳动分工；

技术水平，特别是在运输方面的应用；商业化的程度，这特别由地区内部贸易的水平以及农户对市场的相对依赖性表现出来；最后是地区对外贸易的水平。

就像大多数传统农业社会一样，在中华帝国晚期，一个聚落在经济上的一般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对属地或者腹地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作用；在连接经济中心的分配渠道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最后，在运输网络中的地位。

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因地区而异，并且根据核心-边缘结构和运输网的变化，而在各地区产生系统的变化。虽然这一分析的细节提供了一个我认为有用的骨架，可以用来考察中华帝国晚期的经济与社会。、

小结论：清代的地方行政安排非常适合于帝国内地区结构的现实。一方面，不同地方的税收潜力，主要是这些地方在节点经济体系层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节点经济体系共有八个地区经济，各异一个核心-边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