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文学评论家

他曾是一个文学评论家，Literary Critic。大学读的哲学，后来读的文学，考了博士，回国是之后的事情了。在国外的时候，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前两篇无人在意，第三篇是是一篇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文章，对比了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从历史，技法，语言学，和哲学思想多方面分析两人。文章长有一百页，一发表出来就备受关注，一位法国文学界声望很高的学者评价：突破了文学批评学的壁垒。由此，许多研究普鲁斯特的人开始引用这篇文章，许多研究博尔赫斯的人也开始引用这篇文章，许多既不研究普鲁斯特也不研究博尔赫斯但是喜欢研究对比不同语言文学大师的人也开始引用。于是，他出了名。尝到了甜头，后来再发布的几篇文章也采用了同样的路数，第四篇探讨了普鲁斯特与卡夫卡，第五篇探讨了博尔赫斯与卡夫卡，第六篇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第七篇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鲁斯特，以此类推。但故技重施太多次也不行。逐渐，业内出现了批评他的声音，说他徒有虚名，没有新的进展，实际上全是套路式的写作。他明白，敌人的存在是把双刃剑，会让他出名，也可能会让他声败名裂。思考了没太久，他决定不冒这个险。于是，在写尽了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轮转组合以后（他把这些文章合成出版了一本书），他不再找大师下手，而是转而写起了现代小说家。有三条原则，一，只夸不骂，二，不挑有名的，三，只选择业余作家。其中前两条最重要，第三条可有可无，原因不言而喻。自那以后，他只是偶尔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露个脸。很多人再提起那个近乎销声匿迹的批评界新星时，都好奇他的去向，猜测他一定在筹划准备着什么大文学项目，再度惊奇世人。或者说，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后来，抱着在哪里写作都是写作的想法，他决定回国发展。

他尝试或者说再次尝试了自己写诗和小说，但这却只让他更深刻的理解当初选择学习文学批评的决定。后来，他翻译了几本外国书，其中只有一半被出版，都赔了钱。但是，在现在这个市场境况，无论好坏，只有跟文学挂钩，大多是赔钱的下场。迫于生活压力，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学历。虽然从未有过教职的履历，但是他至少有个博士学位。北大和人大的应聘失败后，他明白，自己必须要考虑下北京之外的地方了。上海也很难。但太小的城市他绝不考虑。最后，他突然发觉了杭州，城市好，物价也不高，浙江大学声望也不错，以后有机会也许还能再回到北京，于是他投了简历。或许是因为他此前那篇普鲁斯特与博尔赫斯的文章，也或许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在这样一个对文学不友好的年代，他被聘用了。

杭州的生活很舒服，工作上也很顺利，不久部门里缺人，他被提升了助理教授。教职负担很轻，他也不用带研究生，只是教几门基础的文学课，内容基本参照往年的模版，偶尔他会加进去些自己关于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因此，他有很多赋闲的时间，于是，也就再次不安分起来。在一次放假回北京时，他在一个文化节上偶遇了曾和自己一起读博士的同学，这才知道那人已经是布朗大学的教授，被特邀请来演讲（话题是普鲁斯特）。得知这个消息（打击），心中的野心拒绝被岁月驯化，全然涌上心头，变成了早现的中年危机。于是他决定，再度开始写起了一些文学评论。也许天赋还在，可是过了那么久，技法已经生疏。更让他后悔或者忧愁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再读过追忆似水流年，城堡，罪与罚，甚至连读完小径分岔的花园都有些费劲起来，也就不要提什么其他没读过的文学大作了。但是，焦虑告诉他，必须振作起来。

后来，他虽然也时常有些读些或是写些什么的冲动，但是他最终还是学会了平息自己的焦虑，成为了一个快乐生活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