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
前阵子男篮带着1984年后最差的世界杯成绩从北京回了北京。
除去易建联，几个主力队员在网上被骂得体无完肤，在央视被领导点名批评。但线下，球迷在机场碰见波兰人周琦，只有一句：转告中国队，落选赛好好打，加油。
球迷不是周琦的球迷，周琦不配拥有球迷。球迷在网上骂周琦，在线下鼓励周琦，在比赛时支持周琦，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复无常，或者心理变态。只因他们是这一整支队伍的球迷，我们自己国家队的球迷。
孔子说君子要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要求作为他的学生，一言一行时时刻刻都要不断的认真思考和自我反省，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等。如果天下人人能像孔子要求的这般要求自己，人人便都是君子，无“国家”也无不可。孔子的目标是将儒家思想推向各个邦国，建立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家间没有战争，没有流民。每个家都可以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能吃到饱饭。
这是孔子毕生的愿望。但尽管孔子本人身材颀长，腰悬宝剑，带着一大堆弟子四处奔波同王侯将相们讲“礼”，晏子为代表的各国精英仍对孔子和他的门徒不屑，认为在这混乱的战争年代儒家的崇礼只会招致浮夸的社会风气和不切实际的群体性空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倒车式的复古运动”，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今天，在物质层面，一个圣人毕生的愿望我们已经达到了：没有内乱的三十年，没有饥荒的四十年，没有战争的七十年。和一个国民在外不会因为“清国人”的身份而受到侮辱的强盛之国。
我们的民族一直是最坚韧，最坚忍的民族。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对路易十五说“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我不确定蓬巴杜夫人想表达的是“因为我们没死，所以才不会洪水滔天。”还是跋扈地说：“我们作得太大了，早晚得洪水滔天。但反正我们那时候早就死了，老娘管它的呢。”而这种极致的利己主义观点恐怕我们永远都领会不到。我们总是为下一代人着想，下一代人再为下一代人着想，代代无穷。我们相信即便自己身死道消，也不妨碍总有后世流着相同血液的族人替我们完成未完成的事业，我们相信明天，并甘愿为之牺牲。
在湖南湘潭县易俗河镇小雷公塘前有一片土屋，土屋附近的山岭长满了茶树，罗亦农的家就在那里。罗亦农外出离家前想到母亲的年事已高，行走不便，于是跑到岭上仔细挑了一根茶树枝，砍下做成拐杖送给母亲。罗亦农于上海被捕时仅26岁。在狱中，他写下绝命诗：“慷慨等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恽代英在南京监狱被杀害时年仅36岁，被捕前，他正在同工人组织任务。恽代英家境殷实，自幼聪颖好学，本可以继续在大学安心任教，取得不错的收入和名望，但毅然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与蔡和森同年，恽代英高呼口号，咏唱国际歌，大骂蒋介石，英勇就义。
我常常在想，许多参与革命的青年人他们在物质条件上情形很好，他们并不需要革命来吃饱饭，或是革命来获取社会地位。罗亦农留学苏俄，恽代英大学任教——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收入十分可观——他们只要保持现状，过个几十年，都会是整个社会最富有智慧，阶层最高的人。很多革命青年家庭条件也都十分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去搞革命？
在物质层面上可能被解释为的欲望，在精神层面上也可以被称作“理想”。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现在的时代恐怕卓别林“《城市之光》式”的对纯粹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已经变得难以想象了，可在罗亦农，瞿秋白的时代，工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情况依然司空见惯。我们无法得知罗亦农，瞿秋白在留俄途中是因为通读了马克思的作品，还是由列宁主义启发寻求“斗争”和“团结工人”才屡次组织工人运动，甚至潜入最危险的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乃至被叛徒出卖回天无术。对一个人物的评判向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围炉夜话》里说“论迹不论心”，罗亦农们革命所要取得的目的，实实在在是寻求为工人谋利益，在此过程中行进直至牺牲。
有人常常抱怨，为什么我们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年人活得这么累，要给上一代缴社保，还要给下一代攒房产，还要天天加班，既怕失业，又怕过劳而死，并且时常受到老板的剥削。高层用“复兴与圆梦的过程”解释，但没有人会吃这一套，更多的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这时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这些就是从前进步的革命青年们用命给我们换来的生活吗？
理想从来不是具体而微的东西，早期革命者们为我们谋求的生活在物质层面已经达到了，仅仅是精神建设上任重道远。我认为许多同我一样的年轻人陷入了某种误区，过分夸大制度的作用，认为制度中人的出生，制度就应该对每个人负责，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部成熟的法律就能彻底而完全地解决一类问题，从而事事都提要求。他们把自己糟糕的境遇同制度错误地联系，谈起个人的奋斗，就要要求“制度给我奋斗的空间”，谈起正当劳动，就要要求“资本家先劳动我再劳动”。我们总是在零和博弈中寻求出路，认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所失，把世界看作一个封闭和静态的系统，从中对既得利益者报以仇视和嫉妒，对现实予以妥协和放弃。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许多的青年人却不是，他们认为发展是痛苦的，认为人的一生在于享乐，认为人天生应当享有一切而自行放弃奋斗的权利。
孔子提出的君子九思愈发遥远，理想也已变作久未闻之的单词。人们都在向现实压力妥协，向经济压力妥协，向国内外环境压力妥协，却独独意识不到的压力的来源就在于多数人的“不作为”。他们可能每夜加班到十一点，可能从事最繁重的工作行业，可能打三份工，依然掩盖不了他们不作为的实质——从不思考。因为他们的不作为，他们被外国的资本家剥削，被中国的资本家剥削，被腐败的官僚剥削，在权力的方方面面妥协，在公共利益的方方面面“差不多”。他们被资本家唤做奴隶，被官僚唤做刁民，在所谓的社会改革中被唤作阻力。也正因为他们的不奋斗，使不断奋斗的少数人丧失与上层谈判的资本，使奋斗的少数人的奋斗丧失意义，使之天下无人奋斗。奋斗并非肉体之劳作，奋斗是精神上不断认清世界，看清本质的精神之奋斗。勤劳工作是我们中国人最不缺的东西，勤劳思考却是我们不唯一但最为短缺的行动，勤劳奋斗却是我们失去已久的品质。
孔子所想的“天下人人都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首先要成为一个君子。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不断追求达到自己的上限。制度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即便制度和政党的核心“宪法”，也仅仅规定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基于生物学角度我们已知道人生而不同，更何况橘分淮北淮南，民族文化，家庭文化，受教育情况都不相同。共产主义的目标也只是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展，而不是相等地发展。过度强调制度的作用只不过是在逃避需要奋斗的现实。诚然奋斗需要可以奋斗的制度，但可以制度的创立于改变从来不是坐等而得的，奋斗的制度同样需要为之奋斗而得。奋斗也并非工作之奋斗，而是奋斗之奋斗——奋斗不是加班，奋斗是能够使人变得更好的一切行为。
另外，我认为很多人混淆了国与上位者的界限。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显而易见地被称作“官僚”，“皇帝”，“贵族”，在社会教育体系中，极度强调“秩序”，“尊卑”，“统治关系”。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必需的做法：只有生来不知道造反的百姓，才有不会因制度结构不合理，吏治问题突出而被推翻的王朝，才能掩盖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和官僚队伍问题。在明清两代这种表现尤甚，特别是当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力只存在于官僚群体与帝王博弈之中，若无突出的皇帝，则无突出的权力，而官僚队伍中的种种问题就能够一直得到掩盖。
在现代社会，我们强调民主，强调权利，强调代议制制度。苏联的制度在理论上如同孔子的愿望一般完美：如果天下人人都是儒家的君子，则不会因私利而冲突，不会因观念相悖而行杀伐——也许更不会有国家，统治者，官僚，即便有，让一个君子担任要职也不会贪赃枉法，因为对君子的定义如是。这种理想化的制度表达方式体现在“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或“人民群众的需要推动科技发展”或“在制度上不断推陈出新”。理论上的完美对应的却是现实中的背离，在实践和方法论上走了岔路，捞了偏门，让主义引导的制度成了空架子，还美其名曰特色。
我们所说的爱国，并不是要爱政党，无条件忍让它的种种错误与残忍，而是爱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定居之所。在苏联，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切思维的源泉与基础，矛盾是产生观点的核心。我认为如果有部分人强调他“不爱国”，他并不是不爱我们认为“苏联人自己的国家”，而是将政党与国家混为了一谈，抱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未争取到开国初期红利的巨大失望，和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痛苦，却无法正确地分清斗争对象，只能够粗浅地意识到生活的不适，从而把矛盾笼统地归结于国家。
同样，部分人的爱国是将国与社会捆绑，认为爱国就应当包容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和现阶段人为导致的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早在上世纪初，西方科学家通过猩猩与金丝猴的实验得出灵长类动物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结论，从生物学角度而言，这一规律亦仍存在于人类当中：人类个体要求的一切诉求几乎都是基于地位均等考量的利益诉求。基于此，我认为人类做出的种种判断依据，无外乎“内”“外”两种因素，对内来源于生物体的感受与道德考量，对外则源于环境的作用与其他生物体判断结果的影响。如果创建一个理想模型，不谈舆论对人的控制与塑造，在个体判断层面，部分人的爱国，去除人云亦云和群情激愤的刺激，将化作乌有。与此同时，在混淆社会矛盾的双方途中，引导性的话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让被它统治的人民现出原形，变成只知也只顾对骂的动物。从而达到隐藏真正矛盾的目的。或通过富有技巧的对外政策，激进的话语引导如军国主义般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切应当在辩证法的笼罩下现出原形，却由于一方面的民智未开，另一方面掌握辩证法的普通民众无法凝聚阶级力量，各个阶层的核心或被收买，或遭通缉，于是苏联就这样亡国。
国家有很多问题，但它起码是我们自己的国，它可以被改变。青年人的奋斗，我认为正是这样关键性的一种力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的土地问题，可以被引述为利益分配问题，只不过并非明清时期开拓期已过的土地承载力饱和时期，而更像汉唐时代的拓荒期，其中利益的攫取与分配需要一个合理的标准。而如今道德考量已经完全淡化的时代，政策的出台或许更依赖利益与制衡，而后者两者之间的博弈将是关键。封建王朝的兴衰问题，亦都是土地问题主导的经济问题，王朝的更迭需要大量的时间，不断通过历史作用，我们同样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