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该被取消了吗？

诺贝尔文学奖该被取消了吗？在诺奖丑闻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人对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每年的热门获奖人选，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家，那么在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鲍勃·迪伦之间做选择，有什么意义呢？文学应该被分为三六九等吗？

到了今天，文学的评价标准，又与政治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正确的作品变得更容易受欢迎，给异见者的空间愈发狭窄。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结果。

由于2018年的性侵丑闻，在10月10日诺奖结果正式公布之前，媒体预测今年诺奖的评选会与往年不同，必然要突出某种政治倾向。然而，当晚的结果中没有黑人作家，没有亚非地区作家，两个来自欧洲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们过往对诺贝尔文学奖欧洲中心化的批判。此外，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的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很快被大众所接受，而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却得到连篇累牍的公开批评。西方世界难以接受彼得·汉德克的政治立场，把他当作“意识形态的怪物”。（我们连夜赶工推出了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专题《记忆的归属》）

在今天的推送中，本文的作者认为，在当下，把一个世界瞩目的文学奖项，颁给“政治不正确”式的作家彼得·汉德克，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而诺奖也通过此举证明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它与主流话语的格格不入，实际上捍卫了真正的文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的价值，仍无可替代。

撰文 | 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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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颁布后的争议

两位文学奖得主，两种待遇

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两位得主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似乎毫不费力地便被全世界媒体、读者与作家所接受，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所面临的则是争议与质疑。

托卡尔丘克能够获得如此大范围的认同，也并不意外，她的小说形式非常讨喜，有着碎片化的拼图形式，对梦境与奇思妙想的描绘，同时还能在其中找到现实的映射以及对波兰民族历史与神话宗教的探索，读者、作家和大学里的专业学者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她的书籍。

在媒体面前，托卡尔丘克的形象也充满魅力，她总是在镜头前表现得很和善，其实她在波兰国内的困境有时候和那些其他诺奖热门的非洲作家有些相似，因为描写了一些二战期间波兰本国人民的恶行，导致她被不少民族分子批判为希特勒的辩护者，因而收到了死亡威胁。但在镜头里，她似乎从不曾将这一面表现出来。在一次采访中，我也向她发送了许多问题，包括关于作品风格的提问，以及一些对波兰民族历史的看法，但她也只回复了与前者相关的部分。她是文学奖的宠儿。除了年轻之外，正如《纽约时报》给她的评价一样，她获奖“没什么问题”，小说写得既好看，又有质量。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而彼得·汉德克，他的问题似乎就大了。他和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一样继承了那种蔑视文学奖、蔑视观众和读者的传统。

他拒绝了奥地利工业联合会颁发的安东-维尔德汵斯文学奖，为表达对德国军队轰炸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地区的抗议，1999年又退回了毕希纳文学奖，2006年又和柏林的海涅文学奖闹翻，后来又多次批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是一群根本不读书的人，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无非就是六页纸的媒体报道等等，还会对记者们一遍又一遍的“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忍无可忍，拔腿就走。他不讨媒体喜欢，其次在政治观点上，因为支持塞尔维亚，缅怀南斯拉夫，他也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的对象（包括奥兰多·费吉斯，萨尔曼·鲁西迪，齐泽克，珍妮弗·伊根在内的多人都表达了对汉德克的厌恶）。

彼得·汉德克

文学性上，托卡尔丘克和汉德克的成就都值得尊重。但如果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真正出彩的地方，或者说在呈现文学意义与价值这方面，我却认为颁奖给彼得·汉德克，无疑是一个更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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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缘起

彼得·汉德克的“政治污点”

在近现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不乏德语作家获奖，其中包括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再加上今年的彼得·汉德克。尽管这些获奖者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写作上，他们都存在着某种德语文学的共性，那就是无法避免对历史、法西斯之类的反思。这与战后德国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成果有关，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反思纳粹与历史，讨论如何在战后重建德语文学，如何将被纳粹污染的词语重新解放到现实中。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都是四七社的成员，今年的获奖者彼得·汉德克也曾参与过四七社的文学活动。

君特·格拉斯

彼得·汉德克的文学风格与叙述密不可分，他的目的之一便是在现实体验中重新获取词语的意义，而不是继承纳粹德国所遗留的语言与表达方式。

这种凭借着自我与现实接触，以主体观察为真相的“新主体性”文学，必然意味着与主流媒体的歧异。所以在过去，彼得·汉德克一直被西方批判为一个右翼作家或法西斯分子。彼得·汉德克曾经替塞尔维亚发声的举动，在他们看来属于作家生涯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当下颁发给了彼得·汉德克，不光是汉德克本人十分惊讶，不断用德语向对方确认“这是真的吗？”在媒体眼中汉德克的获奖也显得有些难以接受。《纽约时报》对汉德克的获奖表示“十分遗憾”：

这让人感到震惊。

他利用公开的声音来破坏历史真相，并向种族灭绝的肇事者提供公共援助，例如塞尔维亚的前总统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

在民族主义抬头，专制领导和全世界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刻，文学界应该有比他好得多的人选。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做出的这个选择，我们深感遗憾。

这段话是由美国作家、美国笔会中心前任主席珍妮弗·伊根所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Molly McKew也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称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名“米洛舍维奇的奥地利后卫，后者通过否认大屠杀的方式来为他辩解”。对此，瑞典学院成员马茨·马尔姆回应，“在文学质量和政治之间考虑平衡并不是学院的职责”。

但在美国之外，对汉德克持反对观点的还大有人在。

彼得·汉德克在过去曾经嘲讽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诺奖评委根本不读书，在耶利内克得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没太多可读的，而在鲍勃·迪伦获奖后，他也表示自己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鲍勃·迪伦的歌词如果没有音乐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选择根本就是在反对阅读。

现在，可谓是全世界最火热的学术明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也站了出来，用汉德克曾经的观点去讽刺他。他对《卫报》说：

2014年的时候，彼得·汉德克呼吁我们废除掉诺贝尔文学奖，说这是文学中的错误典范。今天，他获奖的这个事情倒真是证明了他说的太对了。

今天发生在瑞典的事情是：一个战争罪行的辩护律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国家充分参与了时代英雄朱利安·阿桑奇的行动。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把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而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阿桑奇。（注：朱利安•阿桑奇，“维基解密”创始人，曾多次公开美国军方内部资料与视频。2010年被指控性侵。2019年，被判入狱50周。）

199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也发表文章，抨击汉德克的政治倾向，那篇文章帮助汉德克获得了《卫报》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白痴”第二名。在汉德克得奖后，鲁西迪依旧向媒体表示，“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我坚持当时的说法”。

而在更久之前，小说家乔纳森·利特尔也表示，“汉德克他可能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作为一个人，他是我的敌人……他是一个混蛋”。法国知识分子阿兰形容汉德克为一个“意识形态怪物”。

这就是过去彼得·汉德克所处的舆论环境，罕有支持者——即便有，也几乎与文学无关，例如在得知汉德克获奖后欢呼雀跃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声称汉德克是他们的好朋友。齐泽克言论中的最后一句话倒可能是对的，人们对汉德克的讨论已经不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辩论。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再次出现了左翼与右翼之类的立场。文学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与历史，但在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一个作家用何种方式获取结论。这便是文学语言和媒体语言间的天壤之别。

文学的价值在于汉德克为我们提供了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在汉德克的文学中，所有他者给予的、媒体传递的都具有令人生疑的不可靠性，他用自身主体探索世界。他也表示过，自己从来没否认过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他对南斯拉夫的描写也已经结束。那么，大多数的反对者们是否也需要拿出一些更具价值的东西，去事件发生的地区亲自感受历史的可能性，而非接受某种单一的说法论调。尽管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可能依旧与汉德克完全不同，但那也并不重要，在不同主体与世界的真实接触，或者说哪怕是真实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边缘的淡化，人们将不会站在某个观点的屋檐下，而是站在自身的双眼中。

在当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德克的确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但这个选择向我们预示了一点，在这个年代，文学依旧有它存在的空间，去阅读，去感受另一种主体接触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草率地融入现实。

03

诺贝尔文学奖

依然是文学理念最后的希望

在诺奖丑闻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就已经表现得让人有些质疑。看看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每年的热门名单，当然，都是值得阅读的好作家，但是在鲍勃·迪伦，米兰·昆德拉或者石黑一雄、麦克尤恩与村上春树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真的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这似乎就是一个选出“我们感觉谁写的比较好”之类的暗箱式读书会活动。获奖之后，媒体们再发布一些对这名作家艺术风格的赞赏，在采访对话中问一些文学理想之类的问题。而负责评选诺奖的那些评委，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都被人诟病他们身上的滞后性与保守性，后现代和先锋艺术形式在他们那里总是不讨人喜欢，将诺奖评委“有眼无珠”错过的作家们列个名单能够塞满一个名人殿堂……这些都是流传甚广的关于诺奖的段子。

2016年，他们颁奖给了鲍勃·迪伦，在当时引发了关于文学标准的讨论，一时让人觉得，未来的获奖者可能是绘本作家、图像小说家、在视听语言上有所成就的导演，文学的界限不止于文本之类。然而第二年他们又令人困惑地选择了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

会有很多人，也包括我，在之前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东西已经是时候取消了。萨特说的未尝没有道理，“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这和文学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然后在今天，文学的评判标准又从艺术上的三六九等转向了政治的大众与小众，政治正确的作品很容易被接受（如果能用先锋的艺术形式去写出来就更好了），而异见者的空间则愈发狭窄。

也难怪汉德克在获奖后难以置信地向对方确认，“你说的是真的吗？”诺奖的这个选择必定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但是，今年的这个选择却捍卫了文学的荣誉，特别是在丑闻风波过后的第二年，他们依旧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像之前外界所预测的那样，颁发给黑人作家、亚非作家或更多的女性作家以追求数据统计上的平衡。外界对诺奖的失望，恰好证明了它在这个时代中捍卫了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真正的文学性。

就这一点来说，诺奖又是一个不可替代、无法或缺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指望其他有影响力的奖项，例如布克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或普利策奖之类的做出这样的选择，颁奖给一个身上挂满政治争议的人物。

布克奖

布克奖筛选的首要标准是一种广义上的“好看”，艺术或故事上的吸引力，即便那些从头到尾用一个句子写完的小说未必能让读者多喜欢，但一眼看上去，它有很好看的艺术形式感。而诺奖，不太一样。人们用数据统计抨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和“平衡性”，但就世界性而言，目前也仅有诺奖能够做到将评选的目光真正投向每一个角落，其他文学奖项要么局限于语种，要么局限于国家或出版日期。2019年的结果为诺奖历史又增添了两个来自欧洲的白人作家，看起来，增加了那种不平衡性，然而，假设依靠大众与媒体观点的取向，选择那些文学性不尽如人意，只是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作家，那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又未尝不是更加失败的选择，一种看起来要融合出“诺贝尔文学和平奖”之类的怪诞。

所以，诺奖评选与主流话语的这种格格不入，正是它当今存在的必要性。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工作自然是很无聊，从他们的散文与论文集里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那么一群坐在大学里、备受文化熏陶、拿着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分析文本，结合历史学训诂学词源学去评判艺术的这么一群人。就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对艾略特一样，这些人的工作似乎永远在坚持把当下的每个人塑造成大学成员，他们的文学研究像是在做着某种杀死文学的事情。

但他们的工作又很必要。我们需要这么一批人，他们既不是政治智囊，也不是学术明星或媒体撰稿人的身份，他们就是坐在文学最保守、最乏味的地方，慢条斯理地用自己的方式评价文学。这种滞后与保守性对抗着媒体时代的那种看似异口实则同声的嘈杂。假如有一天，这群人真的消失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文学丧失了断裂性的悬崖，留下的就是一马平川的阅读与媒体书评式的评价话语。那时的文学，会变得无比轻盈，从而带着所有意义、价值与争论，从这个星球上溜走，可供我们思考的，只剩下了月亮、星星、宇宙、博尔赫斯、赛博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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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克获奖争议背后

以文学，质问记忆的归属

汉德克获奖所导致的关于塞尔维亚及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争议，其根本也是看待事件的视角所导致的差异。没有人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汉德克本人也不曾否认过，他站在塞尔维亚的一边，是因为他看待事件的眼光是作家或艺术家的眼光，他在叙述中以词语追溯历史，质问记忆的归属。

西方媒体将塞尔维亚视为罪行累累的民族，而汉德克所关注的是塞尔维亚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民族，巴尔干地区那些不断发生的冲突与悲剧，它们的根源到底来自于哪里。另一位游记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的视角也是如此，她从与当地人的相遇和日常景象的观察中，描述巴尔干地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不断被西方利用、背叛、当做工具的历史，讲述曾经的奥匈帝国如何利用克罗地亚，转而又以背刺的方式将克罗地亚贩卖给他们昔日的敌人。由于巴尔干地区身处东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接壤地区，大帝国们的政治斗争统统在这片棋盘上展开，这里也因而陷入了无限的内部分裂。

《黑羊与灰鹰》作者: (英) 丽贝卡·韦斯特 译者: 向洪全 / 奉霞 / 陈丹杰 版本: 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看到这些历史的作者们，都以悲悯的态度对待塞尔维亚或其他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他们知道欧洲曾经对这片土地实施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可惜的是，读者们似乎更加拥抱罗伯特·卡普兰这样的历史作者，从《巴尔干两千年》的附录里，我们便能明白他是一个典型的智囊写作者，可以对现状侃侃而谈，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来自于当下的考量，而对历史的根源则讳莫如深。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哪个民族是天生就带有原罪的邪恶民族吗？肯定不会。但遗憾的是，对塞尔维亚，似乎不存在什么太多的辩论空间，任何塞尔维亚的缅怀者，都很容易被视为罪行的同谋。这片土地，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如今除了体育比赛，我们基本听不到太多关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斯洛文尼亚的信息，它们被西方世界置入了一个屏蔽的“穹顶之下”。它们只会说，瞧，那里居民的行为多么不堪。反之的观点，则被视为“天真”或“白痴”。

“艄公死了”，波斯尼亚裔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在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以哀伤的笔调写到，没有人再聆听这个远离文明的“不毛之地”的故事，只有村民们自己愿意讲述祖先们的传说。汉德克的获奖，本来能够为人们再次审视这个问题提供契机，然而，目前似乎并没有媒体呈现出这样的欲望。本应熟悉这些问题的西方，在媒体报道中几乎只有对汉德克的批判，他们只看到了“这个作家参加了塞尔维亚前总统的葬礼”，却并不关心“塞尔维亚的历史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作家做出了如此选择”这样的问题。而在中国，巴尔干问题本就与读者距离遥远，所以人们关注的东西也只是变成了汉德克的艺术风格，甚至作品的销量。

艺术性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汉德克只写历史与现实问题，毫无艺术性的话，他肯定是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吸引人的魅力，其本质也在于艺术性，然而，当我们被它吸引之后，这股引力究竟要作用于何处呢。汉德克获奖导致的争议本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但在今天看来，它变成了某种对作家的表态，而非对本质问题的追问。这又让人感到悲观，好像汉德克的获奖除了让人重新翻出一些作家本人的往事之外，别无作用。

关于汉德克获奖最后的一个疑问是，这个创作了《骂观众》，曾经抨击诺奖的作家，会参加颁奖典礼吗？（有消息说他已经接受了该奖项）他会不会像萨特一样拒绝诺奖，对此荣誉毫不领情？

但我倒是希望他接受这个奖项。尤其是在面对着如此诸多非议的时候，前往瑞典，拿起那份属于他的荣誉。

那是文学最后的重量与无畏。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榕小崧；校对：薛京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