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夫斯在卡尔特公学的叛逆生活
格雷夫斯在卡尔特公学的叛逆生活
卡尔特公学（Charterhouse School）创建于1611年，是英国最早的九所公立中学之一，坐落在英格兰萨里郡的戈德尔明，校址以前是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宏伟的校园堪称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的典范。卡尔特公学虽然不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那样出名，但自17世纪以来，英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曾经在这里就读，他们当中有主教、科学家、文学家、诗人、首相、大臣、将军、探险家和运动家。
1909年，罗伯特•格雷夫斯作为奖学金获得者进入卡尔特公学，从入学第一天起，他便感受到精神上的压抑。卡尔特公学是男子寄宿中学，有600名学生，“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体育运动和暧昧关系”。格雷夫斯从一开始就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是奖学金获得者，因为他不擅长体育运动，因为他没有很多零花钱，也因为他对性一无所知，但最不幸的原因是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von Ranke”（她母亲是德国人）。在同学们看来，“德国人就是肮脏的德国佬儿”。有人甚至制造谣言说，格雷夫斯“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个德国犹太人”。尽管格雷夫斯总强调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同屋的一位爱尔兰学生却想尽办法欺负他，往他的教课书上泼墨水，半夜里往他的床上浇水，从背后搞突然袭击，还当众羞辱他。他遭到同学们的排斥，于是向父母提出来要求转学，但被父母拒绝。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招果然灵验，很快同学们都躲着他远远的。格雷夫斯喜欢写诗，这在那些酷爱体育运动的卡尔特人看来，无疑是精神不正常的标志。 格雷夫斯有一个同学叫雷蒙德•罗达科夫斯基（Raymond Rodakowski）,他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奥地利人，他像格雷夫斯一样受歧视,为了不受同学的欺侮，他俩开始练习拳击。后来格雷夫斯成了学校次中量级和中量级拳击冠军，得过两个银制奖杯。多年以后，当他想卖掉奖杯养家糊口时，才知道它们不过是镀银的，根本不值什么钱。格雷夫斯和罗达科夫斯基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格雷夫斯是虔诚的基督徒，而罗达科夫斯基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为这个原因，格雷夫斯主动断绝了与他的友谊。格雷夫斯最后一次见到罗达科夫斯基是1917年，当时俩人都已从军入伍，而年纪较长的格雷夫斯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他觉得自己与罗达科夫斯基比以前更亲近了。不久，罗达科夫斯基在康布雷战役中阵亡。 格雷夫斯四年级的时候，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小自己三岁的男生，此人被他亲昵地称为“迪克”（Dick）。当时，在卡尔特公学，不同年纪的学生交朋友被视为非常古怪的事。同学和老师们开始议论俩人的关系。有一天，校长把格雷夫斯叫去质问此事，格雷夫斯以柏拉图、莎士比亚、米开朗奇罗为例替自己辩护。校长并没有难为他。不过，格雷夫斯与迪克的关系渐渐在同学中引起非议。有一天，格雷夫斯看见一位同学在浴室里画了一幅心连心的漫画，上面写着他和迪克名字的首字。于是，他把那位同学的头按在浴盆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次日，同学们把他用来写诗的笔记本交给学监，还拿蓝色粉笔在上面乱画一气。格雷夫斯要求他们联名道歉，并威胁说，五分钟后他会选择其中一位为此事负责，并狠狠地教训他。他出去洗了个冷水澡，当他返回时，看见班长迎面走来，于是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大约一两周后，格雷夫斯听唱诗班的同学说，有一位男老师偷偷摸摸地亲吻迪克。于是他怒不可遏地威胁那位男老师，要求他辞职，否则就报告校长。男老师矢口否认，并要求叫迪克当面对质。迪克被叫来时吓坏了。男老师气势汹汹地质问他：“格雷夫斯说我亲过你，有这么回事吗？”迪克回答说，“是的，有这回事。”男老师当场崩溃，而格雷夫斯也感到万分痛苦。那个学期结束时，男老师以健康原因为由提出辞职，他甚至还感谢格雷夫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校长。当时是1914年夏天，男老师很快应征入伍，第二年他在战场上阵亡。后来，迪克告诉格雷夫斯说，那位男老师根本没有亲过他，他是怕格雷夫斯下不了台才撒谎（这个故事与《赎罪》雷同也许纯属巧合）。 那年在卡尔特公学举行了一次关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辩论，参加辩论的119人中只有6人反对，在这6个说“不”的人当中，最终只有2个人在战争中幸存，格雷夫斯是其中一位幸运儿。从卡尔特公学毕业时，校长给格雷夫斯的临别赠言是：“好吧，再见，格雷夫斯，记住你最好的朋友就是废纸篓。” 与格雷夫斯同时在卡尔特公学就读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他们大部分在步兵和皇家飞行部队服役。当时在西线战场上，步兵初级军官平均只能活三个月。死伤的比例大致是一死四伤。每四个受伤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重伤。那三个受轻伤的人，过不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要重返战场，再次经历同样严重的伤亡。飞行部队的伤亡率更高。由于战争持续了四年半时间，幸存者即使不是终身残疾，也是多次负伤。1927年，卡尔特公学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700名校友修建了一座纪念堂（该校有35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奥德•温盖特将军）。 格雷夫斯的同学中出了两位著名运动员，一位是后来英国足球队队长A.G.Bower,另一位是著名板球手和赛车手Woolf Barnato，不过他们在学校时都是表现平平的选手。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出人头地。 1909年，罗伯特•格雷夫斯作为奖学金获得者进入卡尔特公学，从入学第一天起，他便感受到精神上的压抑。卡尔特公学是男子寄宿中学，有600名学生，“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体育运动和暧昧关系”。格雷夫斯从一开始就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是奖学金获得者，因为他不擅长体育运动，因为他没有很多零花钱，也因为他对性一无所知，但最不幸的原因是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von Ranke”（她母亲是德国人）。在同学们看来，“德国人就是肮脏的德国佬儿”。有人甚至制造谣言说，格雷夫斯“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个德国犹太人”。尽管格雷夫斯总强调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同屋的一位爱尔兰学生却想尽办法欺负他，往他的教课书上泼墨水，半夜里往他的床上浇水，从背后搞突然袭击，还当众羞辱他。他遭到同学们的排斥，于是向父母提出来要求转学，但被父母拒绝。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招果然灵验，很快同学们都躲着他远远的。格雷夫斯喜欢写诗，这在那些酷爱体育运动的卡尔特人看来，无疑是精神不正常的标志。 格雷夫斯有一个同学叫雷蒙德•罗达科夫斯基（Raymond Rodakowski）,他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奥地利人，他像格雷夫斯一样受歧视,为了不受同学的欺侮，他俩开始练习拳击。后来格雷夫斯成了学校次中量级和中量级拳击冠军，得过两个银制奖杯。多年以后，当他想卖掉奖杯养家糊口时，才知道它们不过是镀银的，根本不值什么钱。格雷夫斯和罗达科夫斯基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格雷夫斯是虔诚的基督徒，而罗达科夫斯基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为这个原因，格雷夫斯主动断绝了与他的友谊。格雷夫斯最后一次见到罗达科夫斯基是1917年，当时俩人都已从军入伍，而年纪较长的格雷夫斯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他觉得自己与罗达科夫斯基比以前更亲近了。不久，罗达科夫斯基在康布雷战役中阵亡。 格雷夫斯四年级的时候，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小自己三岁的男生，此人被他亲昵地称为“迪克”（Dick）。当时，在卡尔特公学，不同年纪的学生交朋友被视为非常古怪的事。同学和老师们开始议论俩人的关系。有一天，校长把格雷夫斯叫去质问此事，格雷夫斯以柏拉图、莎士比亚、米开朗奇罗为例替自己辩护。校长并没有难为他。不过，格雷夫斯与迪克的关系渐渐在同学中引起非议。有一天，格雷夫斯看见一位同学在浴室里画了一幅心连心的漫画，上面写着他和迪克名字的首字。于是，他把那位同学的头按在浴盆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次日，同学们把他用来写诗的笔记本交给学监，还拿蓝色粉笔在上面乱画一气。格雷夫斯要求他们联名道歉，并威胁说，五分钟后他会选择其中一位为此事负责，并狠狠地教训他。他出去洗了个冷水澡，当他返回时，看见班长迎面走来，于是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大约一两周后，格雷夫斯听唱诗班的同学说，有一位男老师偷偷摸摸地亲吻迪克。于是他怒不可遏地威胁那位男老师，要求他辞职，否则就报告校长。男老师矢口否认，并要求叫迪克当面对质。迪克被叫来时吓坏了。男老师气势汹汹地质问他：“格雷夫斯说我亲过你，有这么回事吗？”迪克回答说，“是的，有这回事。”男老师当场崩溃，而格雷夫斯也感到万分痛苦。那个学期结束时，男老师以健康原因为由提出辞职，他甚至还感谢格雷夫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校长。当时是1914年夏天，男老师很快应征入伍，第二年他在战场上阵亡。后来，迪克告诉格雷夫斯说，那位男老师根本没有亲过他，他是怕格雷夫斯下不了台才撒谎（这个故事与《赎罪》雷同也许纯属巧合）。 那年在卡尔特公学举行了一次关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辩论，参加辩论的119人中只有6人反对，在这6个说“不”的人当中，最终只有2个人在战争中幸存，格雷夫斯是其中一位幸运儿。从卡尔特公学毕业时，校长给格雷夫斯的临别赠言是：“好吧，再见，格雷夫斯，记住你最好的朋友就是废纸篓。” 与格雷夫斯同时在卡尔特公学就读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他们大部分在步兵和皇家飞行部队服役。当时在西线战场上，步兵初级军官平均只能活三个月。死伤的比例大致是一死四伤。每四个受伤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重伤。那三个受轻伤的人，过不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要重返战场，再次经历同样严重的伤亡。飞行部队的伤亡率更高。由于战争持续了四年半时间，幸存者即使不是终身残疾，也是多次负伤。1927年，卡尔特公学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700名校友修建了一座纪念堂（该校有35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奥德•温盖特将军）。 格雷夫斯的同学中出了两位著名运动员，一位是后来英国足球队队长A.G.Bower,另一位是著名板球手和赛车手Woolf Barnato，不过他们在学校时都是表现平平的选手。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出人头地。
格雷夫斯在卡尔特公学时最重要的一段交往是认识了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当时他是学校的老师。格雷夫斯回忆说，正是马洛里向他介绍了那些他从未听说过的当代作家，马洛里不仅借给他书，还带他去登山。马洛里曾作为炮兵军官参加过一战，战后他并未失去勇敢精神，假期里他总是去登山。后来他死在珠穆朗玛峰8100米处，没有人知道他和另外一位登山者欧文（Irvine）是死在向顶峰攀登的最后阶段，还是死在从顶峰返回途中。格雷夫斯说，任何跟马洛里一起登过山的人都相信他一定登上了珠峰，他会像以往一样欣喜若狂，从不考虑为自己保留下山的体力。当时，有一个经常跟马洛里和格雷夫斯一起登山的伙伴，他的名字叫杰弗里•杨（Geoffrey Young），是伊顿公学的教师，也是登山者俱乐部的主席，他的四个哥哥全都在登山运动中丧生，他自己在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但装上假肢的他仍然不放弃登山运动。有一天，他对格雷夫斯说，“罗伯特，你是我见过的所有登山者中平衡感最好的人。” 格雷夫斯说，即使桂冠诗人夸奖他是韵律感最好的年轻诗人，也远远没有杰弗里•杨的那句话带给他的快乐多。当时，他写过一篇有关登山的文章，称登山让其他一切运动不值一提，“登上一座处女峰，或者变换一种方式登上一座前人登过的山峰，并不是因为争强好胜，而仅仅是因为当你站在地球上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时，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英国对德宣战时，格雷夫斯刚好从卡尔特公学毕业，两天后他应征入伍，先是在国内看守俘虏，后来开赴西线战场。在敌人阵营中，有他的一堆德国舅舅和德国表兄弟。 多年以后，格雷夫斯与同学们回首在卡尔特公学的往事，感慨“自己当时年少轻狂，要求不可能存在的完美”。父亲们怀着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感伤将儿子们送到卡尔特公学读书，于是儿子像老子一样经历过一段痛苦与抗争的叛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