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特公学的“小讨厌鬼”奥德·温盖特
卡尔特公学的“小讨厌鬼”奥德·温盖特
卡尔特公学小礼拜堂的门廊内，有一座温盖特纪念碑，1946年一位出身皇族的著名指挥官主持了纪念碑揭幕仪式。 纪念仪式配得上这位当代最有名的卡尔特公学校友，但温盖特在卡尔特公学学习期间，人们似乎看不出他有朝一日能获此殊荣。如果当时真有人认为他会获此殊荣，那么人们一定会觉得大理石纪念柱或高贵的纪念碑是专门用来纪念那些剪草坪或擦靴子的人。在卡尔特公学期间，从1916年9月入学到1920年毕业，温盖特从未荣获过任何奖励，也从未在某一学科或运动项目上有过突出表现。他在军官训练营中的军衔从未超过一等兵。 卡尔特公学是寄宿学校，走读生也有宿舍，奥德•温盖特的宿舍在校长大楼。老师们和同屋的伙伴似乎对他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校长是非常知名且极受尊敬的弗兰克•弗莱彻（Frank Fletcher）爵士。他写回忆录时，根本没有提及温盖特。回忆录于1937年出版，那时温盖特就快出名了，但弗莱彻似乎完全忘记了20年前那个恼人的小男孩。那时曾经认识温盖特的人，只有努力回忆，才能勉强记起他当时的样子。 如果说有人注意他，那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古怪宗教气质的小男孩。尽管他的宗教热情与家人相比算不上什么，但在学校那样的世俗环境中，就显得非常突出。多年后，当温盖特扬名天下时，卡尔特公学的一位牧师，也是教过温盖特的老师，被人问起他对将军少年时代的印象。他只记得有一天下午，当男孩子们开始自由活动时，绝大多数男孩子选择板球或足球，而温盖特偷偷溜到小礼拜堂专心致志地祷告。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无益于身心健康。 温盖特在卡尔特公学默默无闻，除了那块纪念碑外，很难找到他在那里生活的证据。40年后还能寻觅到一些踪迹的就是校方的档案，以及每年夏天在“桑德莱斯”孩子们围着弗兰克•弗莱彻爵士身边拍的照片。从照片上一眼就能找到温盖特。他个头不大，却顶着个大脑袋，童年的面孔与长大后的样子非常相像，咄咄逼人的眼睛也与长大后没有什么两样。从照片上看他整洁利索，但人们记得最多的还是他当时衣着不整、头发蓬乱的样子，即使以少年时代低得不能再低的卫生标准来衡量，他也达不了标。他朋友很少。与这位孤独、易怒的少年相比，人们更容易记起他父亲温盖特上校访问卡尔特公学时的情景。上校非常担心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参加圣公会的宗教仪式可能影响儿子对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忠诚，于是他跑到学校就此问题与老师们进行争论。他给老师们留下了令人生畏的印象，一看到他沿着山路往学校走，老师们就会忐忑不安。上校对儿子的担心并非凭空想象。温盖特离家后便开始背离父母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只是早出晚归。 温盖特在校期间的事情能够搞清楚的寥寥无几，但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非常沮丧。他觉得自己受到迫害。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受到迫害。卡尔特公学素来讲究人道，像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这样敏感的人都终生深爱的学校绝对不是监狱。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无端的痛苦，发自心底的莫名其妙的悲伤更加折磨人，因为这种痛苦更加难以捉摸，无法从明显的因果关系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孩子往往对成长的痛苦一无所知，只因为他身处痛苦之中。幼稚的头脑并不知道未来的天才将经历怎样的磨难；他不可能理解那种因人们的忽视和傲慢而本能地产生怨恨的微妙心理；他只能体会到遭到排斥的痛苦。温盖特从来不曾摆脱这种痛苦，如果说他最初的叛逆起因于家庭，那么随后更加自觉的叛逆则起因于学校。他的整个人生从始至终都是个人与集体的对抗。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他从来不放弃维护个别人的权力，他常常将大多数视为“一群庸人”和“乌合之众”，他决不愿顺从他们的信仰、习俗、期待、希望和道德。在这种长期对抗中，他表现出全部的优秀品质，他常常遭到误解，他时而聪明时而糊涂，他还被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这种长期对抗始于卡尔特公学。这种对抗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