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主：中国古代人-事/物关系新探（讲座笔记）
2019年10月21日，于中国政法大学旁听侯旭东老师讲座。
2019年10月22日，整理讲座笔记。
主：田主、土主与地主，三者在古代的语境里是什么意思？
从《周礼·地官·大司徒》见：西汉以前，主是个木头，神灵依附的木头
里耶秦简：田主：田官的负责人，作为职务使用
买地券所见土主、地主
学术史梳理：
赞成派：
主：所有者
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田主表示土地私有
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怀疑派：
寺田浩明：传统上中国没有明确意识的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从民国时期引入的。
所有制、所有权来自哪里？近代西来+本土根源说
对所有制与所有权产生概念的讨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土地所有制？是否存在多种所有制并存？
土地所有权问题曾经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90年代以后得不到学者的关心，只有经济史学界依旧关心
那么我们如何研究“主”？
搁置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观念、问题、土地所有制、所有权、产权、公有制、国有制、私有制、所有、占有、领有、土地法、社会形态、阶级结构等。打破领域的限制，将问题从土地制度史、经济史、法制史、思想史、词汇史等等近代形成的领域划分中解放出来。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古人的生活实践与思想中，去探索他们实践与思考的逻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即：打破朝代的限制，贯通前后，寻找内在的逻辑。
不止回答“不是什么”、“没有什么”更要回答“是什么”、“有什么”。
对“主”概念的厘清：
施主的“主”：主持完成某项佛教活动的人
主：承担某种事项的人，负责某种活动的人，司、典、尚、掌、质，主也。
作主中的“主”：负责。
主：负责的官吏
含义缘起：从神庙祭祀中不断深化而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主与民望，从神主到人主，从对神负责到对人负责。战国时期人神关系的变化，人之发现，这种大背景的变化导致从神主到人主的变化。
什么是“主”呢：
主：通过投入劳力、心力、财力来完成某项职事（耕种、收获器物、政务、造像活动中的某项任务）履行分配给自己的职责（力田/赋役——供养自己的虚拟父母、天子、职学）同时获得收益（养活自己及家庭的剩余收获物/食物/俸禄/天命的延续/福报）。某类人与分配给他们的特定事/物之间持续实践中的具体展开（现实中的历史生成）来体现。现实中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根本，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直到民国由于引入欧洲的法律，才产生了新的理解。
“世业”从何而来？
可能是源于墓地买卖，东汉的土地买卖文书，洛阳地区汉代的土地买卖文书 “世代拥有”，地下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可能早于现世的。
结论：
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实践与诸子构想交织互动，构建出：君臣相维、四民分业、各有所主、戮力本业，共成美恶的分工体系与实践安排，秦以后王朝的实践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主”涵盖了从帝王到百姓的几乎所有人，最基本的含义是负责。帝王与四民不同职分的人所负责的事/物不同。百姓的职分核心是农耕，职分体现为耕种与纳税服役两者。生活实践中会出现世代土地占有（墓地）与耕地（世业）的现象，这些属于实践中不期然出现的现象，朝廷官府多半采取默认的态度，并未主动从制度上予以肯定或赋权，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存在事实上世代占有、使用土地的现象，不存在法律上认可“所有权”的规定，后者来源于20世纪西方法律传入的建构。“主”成为多方力量交汇的空间与舞台，朝廷构想与制度规定/百姓实践/原始义/近代西方引进义，汇聚在这一简单而常见，含义看起来十分显豁的“字”的背后，似乎是透明的，实际是晦暗而微妙的、交错的、层累与叠压的。一个字的使用史，即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历史。洛克说的无代表不纳税距离中国历史颇为遥远。欲建立现代所有权/产权体系，不能忽略自家深植于生活基底、依然活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传统。
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分类概念与基于此形成的知识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民族、法律、哲学、文学等等，由此延伸到过去，形成各种专史。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与结论的引进，用中国的资料加以比附或格义，产生很多误解与隔膜。西方理论视野下的许多问题，亦非中国历史的“真问题”，需要寻找内在于中国过去实践中的“问题”。
提问：对“主”的理解对理解基层社会控制有什么启发？
对“主”含义的厘清对理解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但理解基层社会控制会有新的角度去思考，新出土的东西恰恰有很多是地方上的东西，对我们理解地方运作提供了很多材料，这恐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作主”会否代表着一种反抗？一种对制度的反抗，官僚制建立以后的这种反抗与偷懒传统逐渐形成。日常抵抗也许是从官僚制国家建立以后就存在的。“作主”与日常抵抗，给谁作主呢？这些东西也许可以联系起来放在一起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