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正义（4）第一章 文学想像

在一些人看来，文学是颠覆性的，文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敌人：一项无所不包的致力于将所有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都囊括在“表格形式”中的科学工程。文学在它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中，表达了一种与政治经济学文本包含的世界观不同的生命感受，而且伴随着这种生命感受，文学塑造了在某种意义上颠覆科学理性标准的想象与期望。

文学与文学想象的确是颠覆性的，我们至今已经习惯了把文学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文学被看作寄生于一个次要的和没有竞争力的大学院系，即使被认为伟大有价值，具有娱乐性，精彩卓越，也仍然被看作是远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思想的产物。现代学术的分化——伴随着狭隘的文学价值的娱乐化——已经使得我们不能理解一些人牢牢把握的共识：小说是一种道德上存在争议的形式，在小说的特殊形式与风格中，在小说与读者互动的模式中，都表现了一种规范性的生命感受。小说告诉读者去注意这个，不注意那个，按这样的方式，而不是那样的方式行动。小说带领他们进入某种思想与心灵的立场，而不是进入其他种类的立场。以一些人狭隘的经济理性观念来看，这些道路都是错误的道路，并且是极其危险的立场。

不过这也同样表明了文学不仅仅是装饰文学，有足够的潜力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特殊的贡献。

在公共领域中推崇文学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人会认为当文学涉及个人生活和私人想象行为时，具有启发性，但是当文学涉及更大的关于阶级和民族/国家的争论时，他们会认为文学是无聊的，没有帮助的。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值得信赖的科学，需要一种更超然更坚定的理性。

然而文学形式可以有它独特的贡献。

我们将不仅仅关注小说描绘什么，在小说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同时也想询问它们的形式本身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意识：不仅仅是各个角色如何感受与想象，而且在讲述故事本身中，在句子的形式与结构中，在叙事的风格中，在那种使得整个文本充满生命力的生命意识中，小说设定了什么类型的感受与想象。还有当文本的形式与它想象的读者对话时，这种文本的形式产生了什么类型的感受与想象，这种文本的形式里融入了什么类型的读者活动（readerly activity）。

当公共政策制定被讨论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三种对“畅想”的反对意见。第一，人们会说，文学想象是不科学的和颠覆科学社会思想的。第二，人们会说专注与情感是不理性的。第三，人们将会指控说，对于法律和公共审判相关的公正性与普遍性，文学想象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对此，相应的，第一，我们将关注小说如何包含与产生畅想活动，关注小说如何包含与产生一种想象当前不存在的可能性的能力，一种将一个事物看作另一个事物，在一个事物中看到另一个事物的能力，以及一种赋予观察到的形体，以复杂生命的能力。第二，关注情感以及情感被当做理性威胁的众多原因。我们将会论证这些理由都不足以将情感排斥在公共推理之外，而且如果得到很好的约束与筛选，情感将能为这种公共推理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向导，此外文学读者的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筛选公共情感的有利工具。第三，我们将讨论文学想象与公共领域中的公正的关系，特别是讨论在法律中，这两者的关系，正如华尔特惠特曼提出的，文学艺术是它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畅想与民族平等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文学是这样一种想象的能力，一种想象过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能力，如果情形变化，这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或者是另一个你深爱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哲学，因为历史仅仅向我们展示了发生了什么，而文学艺术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历史仅仅记录了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不管他是否代表了对于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可能文学则集中关注可能性，引起读者对自身的好奇，与大多数的历史作品不同，文学作品通常使得他们的做读者处于不同类型的人们的处境中去感受他们的经验。在和想象的读者进行对话的模式本身中，文学作品传达了一种在角色和读者之间存在联系可能的意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者的情感和想象非常活跃。而这种活跃性的性质以及这种活跃性，对于公共思考的适用性，正是我所感兴趣的。

历史类和传记类的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良好选择，必须的经验性信息，事实上如果他们用一种有吸引力的叙事题材进行写作的话，他们也可能引起相关形式的想象活动，就他们引起读者的认同和同情来说，他们很像文学作品，如果他们展示环境对情感和内心世界的作用——而这正是文学所做的贡献的一个显著部分——那么这一点将更加明显。

好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刺激性，而历史与社会科学作品通常没有。因为它召唤强有力的情感，它使人们惊惶和困惑。它鼓励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虔诚产生怀疑，并且强迫人们与自己的思想和目标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对抗。一个人可能被告知他所处社会中的人们的许多事情，但人就和这些信息保持距离。那些促进认同与情感交流的文学作品刺穿了这种自我保护的计谋，逼迫我们去观察和感应许多可能难以正视的事情。正是通过在这种正视的行为中给予我们快乐，文学作品使这个过程变得愉悦。

当然其他媒介作品，例如音乐舞蹈等等，常常都有叙事的功能和情感表达的形式，这使得它们非常类似于文学功能。不过，以音乐为例，它所起的作用在性质上是梦幻般的，不确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性质本身限制了它在公共审议中的作用。

而在种种文学形式中，小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形式，而且事实上仍然是我们文化中普遍的，吸引人的，以及道德严肃的最主要虚构形式。

小说这种体裁更普遍的一个特征，就是就具体程度来说，其他叙事题材无法与小说相提并论。小说把人类的普遍渴望和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这两者的互动作为自己的主题：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可能会成就人类的普遍渴望，也可能会阻碍人类的普遍渴望，在成就或阻碍的过程中，有力的形塑它。小说描绘了在具体社会情境下感受到的一直存在的人类需求和渴望的形式，毫无疑问，这些情境常常与读者自身的情境非常不同。小说从整体上建构了一位与小说的角色，拥有某些共同的希望，恐惧和普遍人类关怀的虚拟读者，并且因为这些共同的渴望，这位虚拟读者和这些角色建立了认同与同情的联系，显然这位虚拟读者仍然位于别处，需要让他熟悉小说角色的具体情境。通过这种方式，文本与他想象读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本身让读者看到，社会与环境特征的易变性，如何影响我们实现共同的希望与期待，而且实际上也影响了这种互动结构本身。

一般来说，在小说中至少有三个活动的社会世界：小说活动的世界，作者讲述的世界，以及读者的世界（读者的世界具有多重性，因为小说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时间的读者）。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会注意到在某些方面，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生活和小说里的有所不同，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区别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有时我们是以某些非常普遍的已经成为我们的同情感应的一部分，和判断是否严重伤害生活的一部分的人类繁荣标准去衡量小说中的某种处境的。

这种往返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活动，已经融入了小说这种题材的结构本身之中，融入了它和读者交流的模式中，通过这种方式，小说建构了一种伦理推理风格的范式，一种不带有相对主义的语境化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通过以人类繁荣的普遍观念去分析具体情境，我们获得了有可能是普世化的具体指引。不论是在单一文化中还是在不同文化中，这都是一种宝贵的公共推理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起古典悲剧，短篇故事或者抒情诗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对公共推理的孕育都更为有效。

当然我不同的读者显然有不同的具体情境，不同的读者将会合理的注意到同一部小说的不同方面，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评价它。这很自然的提示我们进一步发展作为小说阅读的公共推理这一思想：有关的推理并不只是语境化的，当推理本很好运用的时候，推理也是比较性的，在和其他读者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正如布斯认为的，阅读以及评价某人阅读了什么，这种活动在伦理上是宝贵的。因为这种活动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专心投入，也需要批判性的对话，需要将一个人读到的和一个人自身的体验，以及其他读者的感应与争辩相对照，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阅读，把阅读看作全神贯注的想象和更超然的批判性反思的结合，我们就能够开始研究，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在阅读中找到一种适合于民主社会中公共推理的活动。

小说阅读还有一个特征需要加以注意：小说对于普通事物的兴趣。往往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拥抱了普通事物，普通事物成了我们最为关注和同情的对象，我们作为相关的朋友访问了这些地点，关注这些地点上发生的事情。自从小说题这种体裁诞生，这种特征就一直存在，同时这种特征也是它与民主兴起相连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小说这种体裁结构的一般特征，这种体裁本身普遍建构了与公民身份高度相关的理解与同情。亚当斯密发现，在读者的体验中有一种明智旁观者的态度模式与情感模式。

如果要抛弃自信，区别和个性特征，抛弃同情甚至是仁慈，那就要颠覆传统小说的最主要特征。

当然并不是每一步和这种题材有许多共同特征的作品，都会对公民身份起到同样的作用。维恩布斯的分析生动的展示了众所周知的事情，许多畅销作品借助粗野的情绪以及通过唤起，可能包含对他人非人化的幻想来吸引读者，因此如果要使小说发挥政治功效，那么在小说与其他读者与道德和政治伦理进行对话的时候，就有必要对小说自身的伦理进行评估，在审慎的道德与政治判断和我们阅读所获取的洞识之间，我们要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阅读能够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判断，但是有时这些固有的判断也可能使我们拒绝某些变态和有害的阅读体验。

尽管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批评狄更斯的小说对社会的描绘，但我相信他的小说——在它的形式中，也在小说所做的陈述中——包含了一种宝贵的洞识，一种对政治中的想象的力量的洞识，一种和小说的隐喻与语言的丰富性不无联系的洞识。

经济科学应该建立在一种诸如狄更斯的小说带给想象的人类资料之上，经济科学应该寻求一组更加复杂和在哲学上更加恰当的基石。

比起经济科学中，其他类型的进入一种包含了我们认为文学具有的那种共识的进入，会使建模和评估更具有可预期的收益，更能为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引。

当然，小说的这种洞识并不应该取代经济科学的工作，经济科学可以做许多纯粹个人无法想象到的事情；经济科学赋予了我们一种实用的认识，让我们认识如何实现想象为我们描绘的某些目标：更低的失业率，更低的价格，从整体上说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

对文学想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用自身替代道德与政治理论，或者用情感取代原则性的争论。

读者的情感具有一种固有的评估性，并建立在一种善的理论之上。

这种理论必须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加以检验，既在每个读者的内在反省中加以检验，也在每个读者与其他读者的对话中进行检验。

这种理论就其自身来说并不完整，甚至可能是误导性的，但在读者自身的感应中就已经更倾向于某种政治理论：他们很难认同功利主义，相反他们更能认同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看待人类的视角。而小说阅读自身将不会提供这些有时可能会导致我们拒绝阅读本身的共识的争辩。

关于读者的体验，第一，在适当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建构中，它提供了一种应当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动词，尽管不是作为未经反思的基础，第二它发展了这样的一种道德能力，没有这些道德能力，公民即使再出色，也无法成功的将任何道德推论或政治理论的规范性结论变为现实。

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