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下三峡6年巨变的男人：我和这山水，永远在一起
摄影师颜长江，
出生在湖北秭归县，
这里是三峡工程的所在地。
1990年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他便进入媒体工作，现生活在广州。
2000年，三峡拆迁要开始了，
颜长江从没见过如此风云壮阔的现实：
千年古城，历史文化和文物，
甚至几百万人的生活轨迹，都可能因此改变。
他觉得自己必须去关注、去记录。
于是从2002年起，他用了七年时间，
十几次往返三峡库区，拍下2000多张底片：
拆迁中的城镇、景观，
长江边那些可爱的人们……
到后来，记录性的拍摄已无法表达他的情绪，
他便加入了行为艺术，
甚至把自己吊在山水间。
10月26日，颜长江的《三峡》系列摄影作品，
开始在兰州国际影像双年展展出。
前段时间因为筹备展览，他回到四川宜宾，
到了长江边的时候，
甚至很自然地跪下了。
一条来到颜长江位于广州的工作室，
与他聊了聊多年前的三峡之行。
自述 颜长江 编辑 陈子文
颜长江：拍三峡的人
2016年底，碰上了些事而处于焦虑中的颜长江，在广州北郊的山谷里，找到一间破屋子，租了下来。打算改成工作室，一块安静隔离的自处地。环顾四周，草木疯狂生长，蚊虫猖獗，十分野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颜长江觉得特别安心。造小瀑布、园景，敲敲打打些家具，和朋友折腾了小半年，终于把这改出了些样子。平时一有空，他就从城里开车40分钟，上山，在这写写字，看看山和云，到不远处的水库边走走。
颜长江的童年记忆，便是跟大自然在一起。
颜长江1968年出生在湖北秭归县茅坪镇，西陵峡庙南宽谷南岸的一个小溪谷里。小时候宜都市生长，在河里游泳的那种畅快自在感，他现在都记得。1990年大学毕业后，他便到了广州工作，经历纸媒的黄金年代。
媒体的工作之外，颜长江是一位摄影家、策展人，曾获得平遥、连州摄影大展奖项，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写过三本关于三峡的书。
颜长江说自己的个性是属于“长江边人的性格”，果敢、洒脱。就像他拍下的三峡照片，浓郁的色彩，浓烈的爱与哀。
以下是颜长江的自述。
七年间，拍下三峡的2000多张“遗像”
2000年，三峡的拆迁就要开始了。
三峡工程的所在地基本上就是我的出生地，它是我生长的地方，一下子情绪就被挑起来了。确实没见过这样浩瀚宏大的历史和现实，我必须去关注。
当时我已从文字记者转向摄影。从2002年开始，我就用了七年的时间拍三峡。
小时候对三峡的记忆还是一个古典社会，跟大自然相依相存。到我再去的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屈原那个时代以来的文化和文物，包括那些可爱的人，都在你眼前慢慢消失。
天变、地变，人也走了、城也走了。它当时真的是超现实的，感觉是灵异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混合在一起，历史和现在在穿越。
我的拍摄，就跟着三峡工程的施工、落成和涨水这几个节点走。哪几个城市要被拆迁甚至爆破，就有一种抢救性的拍摄。
尤其到了工程落成之后，开始蓄水。因为水是从东边开始涨起来，从湖北慢慢走向重庆，我便从东边拍到西边。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每到一个城市拍那么一两天。
一切就这样向你迎面扑过来。不管我这个摄影师、还是我拍摄的对象，都要诉说。
我拍了很多文化象征物。实际长江边每个城镇在古代相对富裕，桥梁，庙宇，碑刻……是非常多。每个镇都有所谓“九宫十八庙”，张飞庙，王爷庙，禹王宫，都是保护江上行船的。
我还拍了很多桥。山水画里，优美的山水出现时，必然有很好的桥。长江边的桥都建得非常合适，优美、工整。
无夺桥、无伐桥、无暴桥，是巫峡纤道上绝壁中开出来的桥，它们都在淹没前拆掉了。
万州的海安桥，现在还保存完整，蓄水到不了那里。石黑瀑白，溪小桥高，空山无人，人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
三峡这个地方不同一般。它两千年的文化积累，它美丽的自然和艰难的生活方式，造就了那里人的独特性格。我的出生地秭归是山城，也是古城。在这样陡峭的城，太慵懒，是活不好的。那里的人活得非常有劲头，还会种花养草。
到了奉节、巫山，生活是沸腾的，比较有世俗享乐气，人性得到充分释放，茶馆、歌厅、美食都发达。
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那里的激流，哪怕几千吨巨轮都可能在江上颤抖；待稍稍平静，一转头见山青峰碧，又在欣赏美。
很多场景它非常神奇。比如离重庆市不远的木洞镇，我坐渡船时，就看见一位产妇，她从峡谷的山上下来，结果坚持不到河对岸在船上生了，就在我眼前出生。最后孩子没地方放，放在麻将桌上，因为四川人爱打麻将，坐个船个把小时也要打一轮。
这个孩子，他在码头上捡到了那些包装冰箱、电视机的塑料布，他就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一群孩子在巫山城下面奔跑，而这个城马上就要消失。
2003年一月份，我和我哥哥一起在三峡里面行走，到了巫峡这儿，很危险、走不通了，我们就租用了一个小船。船长是个只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带我们走过了这么艰难的路程。
这孩子肯定就是一个农民，没读过太多书，但你看他的姿态和眼神，未来必然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事实上在长江上面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都有相当的气质，四川话叫“耿直”，我还加一个叫“洒脱”。
杜甫以前住在夔门的时候，写下了他一生中三分之一的诗歌，其中有一句“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他就说这个地方的人很奇异，不愿当公务员，只愿在水上搏斗。
因为每天的生活都跟生死有关，他们的性格是勇敢的。非常通达，对人非常好，也很看得开，他们甚至富有诗意。
所以我不敢歧视那里的普通人，他们就像朋友，甚至说很多老人像我的老人，兄长就像我做人的模范一样。
某一天，我觉得我身上够脏了、要洗洗头的时候，我走进了云阳县的一家发廊。理完发之后，我对发廊的这些员工说我给你们拍张照片，他们都很高兴。你看他们的气质和形态，都是不俗的。
江滩都要搭很多棚，当做茶馆让你等船，我吃了一碗豆花饭，大概两块钱，一个老人家对你很优雅地吃着，还戴着礼帽。他告诉我，他原来就是长江上跑船的，对每一个长江边的古镇富有感情。洛碛镇马上就要拆迁，所以他就到那儿看一眼。
在那里的人很好打交道，缘分无处不在。在大昌也是，小女生她自告奋勇地给你做向导，第二天，她分开会流泪，然后再永远没有联系。
作为一个摄影家，碰到三峡这样的地方是幸福的。我每次可能只会按一次快门，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拍、太多好的画面可以获得了。
纪实摄影已无法满足情绪，
用行为艺术自救
拍了一年多的纪实摄影后，我眼看着这些美丽的风景和人文要消失，很痛苦。
光靠把它记录下来已无法表达我的感情，我跟这些要消失的对象，我们彼此都需要安慰，需要与传统的三峡告别。
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埋黑匣子这个方法。
黑匣子内装着颜长江的珍贵记忆2003年5月27日，瞿塘峡西口礁石，背景为三峡标志夔门奉节城遗址 2004长寿区扇沱村江边语录牌2006
原理就是飞机失事以后，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黑匣子，它记录了飞机的秘密。
我这个黑匣子里面装的，是关于我们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珍贵记忆。马上要涨水了，我就把黑匣子埋在这一个个地点：巴东、奉节、夔门、茅坪、扇沱……
事隔多年也许几百年之后，可以通过考古学家或者潜水队员，它们会被发掘出来。
传统的三峡200公里，真正的三峡库区是800公里，从宜昌一直到重庆。它是中国相当重要的一个文化走廊，我们叫它母亲河，叫它龙的传人。
到了2006年9月，再涨一次水，内心更加受不了。怎么办呢？怎么宣泄一下呢？我要增加点力量。我就直接把自己吊在这里。
我和这山水永远在一起，就是这个含义，“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
拍了一些场景，这个碑、亭子、戏台，背景也还有长江大桥，或者轮船。如果我哪一天能死在这个优美的场景里面，我会觉得非常舒服。
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三峡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尘埃落定，发生了更大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我停了下来，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拍摄计划。
真的这个历史事件结束之后，最后是平静的。
这七年间，往返三峡有10多次，拍了2000多张底片。我的感情是外放的，颜色非常浓烈，人物非常悲情。
在三峡即将出现巨大变革的时候，为它留下这些值得纪念的场景，是非常庄严的选择，确实想给它拍下“遗像”。
相机我用的哈苏，中画幅，比较端庄，同时我的姿态是必须俯下身去拍，我对这个地方也是恭敬的。
不仅是我，包括一些文化人、一些国外的摄影家他们都高度关注这个地区。我是比较显象地把我们几十年的社会变化，融合到每一幅画面里面。希望哪怕过几百年，它也能让人有所感受。
通过摄影创作进行自我救赎
用摄影抚慰青春的苦闷
我们1980年代读大学的人，一般都还有一点家国情怀，选择做记者这个职业我是很开心的。以前做文字记者，最高峰的时候，曾经在头版做长篇特稿连载，因为你这个文章提高了10%的报纸发行量。
但是，我因为长期有一颗美术的心，1998年转向摄影。
中国新闻摄影的黄金时期，大概2000年前后。中国当代摄影师基本上是这条路：一开始在媒体做摄影记者，在新闻摄影的观念上向国外看齐；再很快发现这个不够，自我还无法完全体现，就变成了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家。
这是我们中国摄影界的一个现象，不仅广州这样，北京、上海，尤其是成都、重庆也是这样。
最早是《纸人》系列。1997年我做专业摄影记者的时候，到乡下采访，发现老百姓有做纸人。当时就觉得它们才是我的朋友，我愿意跟它们交流。
我便把它们摆放在山坡这些外景，跟它们对话，然后把它们拍下来。这个过程很自我满足，青春苦闷，它有很大的安抚作用。
人到中年，通过创作超越跟现实的纠缠
我在三峡地区有个好朋友叫肖萱安，80年代就是中国最早的先锋摄影家之一。拍摄“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时，我是请他帮我按下快门。不过他对哈苏相机不熟悉，经常要我吊个半死才按下来。
作为老朋友，我们谁都不想抛弃谁，后来就干脆合作创作《归山》《谁的房间》，它恰好是我们两个人心态的共同反映。
我们从1970年代到新的世纪，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摄影家，创作之路多少会有点痛苦的。如王维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走到最后没有路了怎么办？就需要超越跟现实纠缠的层面。
《归山》很明显，就是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把动物标本，摆回到它生活的地方。整个场景看起来是活的，但事实上它的身体、它的灵魂已经死了。
从我们俩共同的母校武汉大学开始，从学校的森林和旁边美丽的东湖，一直拍到粤北的高山上。一个个人、一个个生命，和大自然、甚至跟整个宇宙的对话。
摄影家的灵感，有时候可能五六年才出现一次。
2012年，我和肖老师一起到我曾生活的地方看了看，就是三峡大坝的附近。我们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楼房，大概是以前修三峡公路的工人住过的工房，里面的场景很有趣。便在那创作了《谁的房间》。
《归山》的里面是没有人类的，是动物代表生命和世界对话；而“房间”是人类的，人已经消失了，人的痕迹现在被动物所占据。
这个优美的白鹤，它在破败的房间里，旁边还有死去的鸟类。
《房间》系列的颜色相对艳丽，在艳丽的色彩里面，死亡会获得一种极端的审美感受。
再次回到长江边，自然地跪下了
现在我仍旧在媒体工作，这份工作让我跟主流世界保持着相当的互动，能够让我把握中国的脉搏。
其实回顾拍摄三峡的那些年，我的心态也很有意思。
完成的三峡这个专题，我得到了太多的展览机会，也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回报之后，其实我在精神上，陷入长久的失落、空虚，甚至痛苦。梦到那里的水还在流动，梦到我还在那里拍摄。
我们在三峡，当时的状态是非常幸福、非常纯粹，吃饭睡觉这些世俗欲望都没有了，跟在城市里面谋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结束回到城市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就像爱情一样，当初是一阵热恋，但如果两人分手，或其中一个人消失，就变成伤害。我用了很多年去平复它。
现在做的作品比较少，年龄大了，冲劲没那么强，思维没那么敏感了。
最近因为做展览的原因，我到了四川的宜宾，这么多年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回到长江边。在江边走了两天，很开心。那里的建筑、人，都跟三峡比较相似，也是有一点点哀伤了。
走到江边的时候，我甚至很自然地跪下了，向这个江磕头，那是我的河流。
拍照是一种仪式，磕头也是一种仪式，这是我和这条大河之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