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骂出来的诺贝尔奖
文丨洪诗鸿
一
日本今年又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吉野彰因为锂电池的研究而获奖，他是旭化成公司的研究人员，并非出身学术界。吉野彰在获奖感言中也提到化学奖传统上一直是颁给学术型研究的，这次获奖是对企业主导研发的肯定和促进。
自2000年开始，日本已经连续19年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其中有不少是企业研究人员获得的，比如2002年获得化学奖的田中耕一，一直在岛津制作所工作；2014年获得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是因为在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工作期间发明蓝色LED而获奖的。
原三洋中央研究所所长曾经这样对笔者解释这种现象：
自然科学的基本元素、原理的发现已经接近完成，新元素、新原理的发现越来越难，而应用研究对生活和市场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
如果这是应用研究越来越重要的根本原因的话，接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在日本企业工作的研究人员能获奖？日本企业为什么愿意承担基础研究？又是哪些部门，什么阶段创造出这些诺贝尔级的研究结果的？
二
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研发经费GDP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发经费的80%是民间企业在负担，也就是企业内部自己设有很多研发部门和经费。
在大部分国家，基础研究和纯学术研究是由大学或者国立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历史上，日本的碳纤维产业和液晶产业，就是由国立的工业技术院发明之后，再将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进行应用研发和市场开拓，然后才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而由企业设立中央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这种制度实际上发源于德国，二战后盛行于美国。
中央研究所一般是让研究人员远离生产现场，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寻找一个将来可能对企业有所贡献的课题，追求的一般是五年到十年以后的成果，而不是短期利益。
贝尔研究所、杜邦和IBM的中央研究所最为出名，产生过尼龙、晶体管等革命性的材料和产品。
这就一度让很多人认为，基础研究是可以赚钱的。
1980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世界制造业各领域崭露头角，盈利和实力不断增加，于是认为追赶欧美的时代已经结束，可以进入到原创和引领各个行业世界前端技术的阶段了。
此前一段时间，欧美对日货占领其市场颇有微词，当时欧美舆论戏称日本企业和产品多数是盗用欧美创意的“偷吃猫（copy cats）”，认为日本企业的成功是搭了欧美技术创新的便车，仅仅在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发上花了点小钱。
日本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形象和骂名，应付欧美舆论的压力，一方面强制国立研究机构转向以基础研究为主，同时鼓励大企业设立中央研究所。企业内部对先进技术的渴求和将来占领市场的期盼，加上政府的号召，大企业于是兴起了设立中央研究所的热潮。
和欧美一样，日本的中央研究所一般也是推动五年以上产生成果的研究，这次获奖的吉野，也是在进行了10年的课题没有任何进展，之后偶然发现了东芝研究开发中心的水島公一和古迪纳夫合作的论文后，转变方向踏入全新的领域才取得了成功。
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的确让研发人员有机会发现偶然的机遇。
由于出成果时间过长，经济效益不明显，日本企业的中央研究所在1990年代以后遭遇到了关停并转的命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980年代兴盛的中央研究所和企业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为日本在一些前沿产业的研发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一个能获得诺奖的平台。
三
研究人员的成果要转化，还有赖于由大企业领衔、垂直整合的外部生态，也就是有中小企业配套产业集群的存在。比如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的液晶产业、碳纤维产业，以及这次获奖的锂电池产业，其成功都有中小配套企业的功劳。
锂电池的核心技术由旭化成的吉野团队攻克，但是在产品应用开发过程中，位于滋贺县的电池加工中小企业的配合功不可没，没有它们的合作，就不可能有锂电池后来的普及和获奖。
对企业来说，推动基础研究虽然对本身的经济效益没有大贡献，但是带活了一批配套企业和产业集群。比如当年研发出液晶技术的夏普虽然因为经营不善而卖身鸿海，但日本的液晶和半导体材料工业设备工业现在仍然独步全球。
吉野发现的锂电池负极材料虽然没有直接旭化成带来多大的利益，但盘活了日本的锂电池产业和新能源电池产业，带动了一大批材料企业在该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因为日本关西锂电池产业的群聚效果，旭化成大胆收购了美国锂电池隔板企业，从而在这个领域占了世界一半份额，最终达到了共赢的效果。
显然，科技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阶段的有机结合，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模式，片面的强调基础科学或一味的应用模仿都不足取。
诺贝尔奖并不是靠定目标拼就能拼得出来的，而是在产业前端科研和基础研究方面默默耕耘、最终水到渠成的结果。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给研究者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和长期稳定的研究环境，以及尊重市场和经济生态环境的科研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