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

诗人的才华像暴风雨般令人惊叹，他们早夭或者离群索居，就度尽一生；而小说家却要学会笨拙和平凡，学会做大家不屑一顾的人。哪怕为了实现他最低的写作愿望，他都得在公道场上公道，在龌龊堆里龌龊，而且少不了遭受爱情这种俗气的病痛——在他自己脆弱的身体上，他必须尽可能忍受人类所有的委屈。我崇拜的诗人奥登在《小说家》里是这样写的。 2002年，我姑姑第一次坐飞机，十几个小时的航行中她随着气流的波动忽梦忽醒，脚下变换过了所有城市的天气，飞过了陌生的洋流和散落的岛屿，最终在午夜跨过了赤道。如果我是我姑姑，我会写一个类似的开头，没有多少新意，但小说的起笔常在于形成空旷和制造抽离。 姑姑一直想把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但实在没有时间，而且她逐渐忘记很多细节，究竟在飞机上面前的饼干和饮料是因为悲伤而原封未动，还是作为转移注意的止痛剂而咀嚼得干干净净。她唯一记住的是自己当时的心情：带着一屁股债，丢尽了所有的脸，在嗡鸣的机舱里如坐针毡。我们一致同意，对于习惯于隐忍和付出的上一代亚洲女性，唯有文字赋给她们言说的权力——谁获得了文学女神的青睐，谁的声音才能比祥林嫂式怨言得到多一点点的尊重。 她的丈夫，我的姜叔叔，在大学里是个清高的人。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整个社会都染上忧郁症。大学里厌学风气渐起，打牌跳舞的人成群结队。但比起提着收音机跳烂几双篮球鞋，姜叔叔更喜欢读书，显得严肃老成，有点落落寡合。 毕业后，两人一起回老家工作，过上知识分子秩序井然的生活，还有了一个女儿。姜叔叔算是很有才华，然而清高木讷的弊端逐渐显现，他眼见曾经鄙视的人走上坦途。为了得到重视，他开始有样学样，陪领导陪商人打牌，日日打到深夜。牌桌上的人见姜叔叔一副学生气，样子好骗，就给他下了个套，设了个大局。

姑姑知道时，追债的人已经开始砸门，不仅房子没了，那时姑姑给我姐姐集了一本邮票做生日礼物，结果连这个都抵押出去了。 所有人都被他的巨变吓了一跳，我向来想不通为什么人会改变，尤其是那些带着光芒的人，后来才意识到：未经试探的刚正不阿是可疑的，避世者的纯洁未必是真的纯洁。为了躲债，姑姑和姜叔叔打算一起去美国，遇到的中介人却把移民新西兰的优点讲得天花乱坠，那时姑姑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她回家摊开世界地图，才在太平洋的西南角找到了那个纤细的岛屿。但临出发时，姜叔叔反悔了。 姑姑最终决定独自出国，并非到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才能重新开始，但这种仪式最能带来心志的决裂。下了飞机，汽车七拐八拐，把姑姑丢到惠灵顿市郊一个草草搭建的语言学校。我再次见到姑姑时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在异国雨季充满积水的天空下，她开着一辆小车带我故地重游。我的小妹妹Eva坐在我身边，她有一张棕色的小圆脸，喜欢光脚走路，热爱华人超市里的大白兔奶糖。 那时候我和姑姑怀着某种写作故事的热情，长时间畅谈往事，辩论述怀。我们路过的所谓语言学校，不过是建在半山腰的一排水泥小房子，十五年后我们经过时更是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但从公路旁能俯瞰到山脉和大海环抱的惠灵顿城，甚是美丽。我说，难怪有人说惠灵顿像古罗马圆形剧场。 姑姑说： 那时候我哪有心思看，最开始的3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哭，我想我的女儿，她一个人被丢在老家。也想你爷爷奶奶，想你爸爸，可又舍不得打越洋电话，没有钱又语言不通，我常常不敢出门。 在语言学校里我拼命学习，痛苦地过了一年，我申请了惠灵顿一所大学的护理专业。我尽可能想着未来，不再自我折磨。而且我遇到了另一个人，生活的美好就好像又回来一样。

他就是你后来见过的宋叔叔。2004年，我们在同校学习，他的专业是建筑工程，实习其实就是在工地干活。晚上我常在图书馆看书，他下工后就跑到大厅门口，站在台阶上冲我灿烂地笑，身上的蓝色工装全是泥点子，鞋上也全是泥。周围人都在看他，好像看怪物一样，我飞快地收拾好课本，他就搂着我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去哪里都无关紧要，有时干脆一边坐在港口吃便宜的fish&chips，一边谈天说地，周围没有一座房子一辆车子是属于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是熟悉的，海鸟却不怕生地跳到桌子上手上来啄食。

姑姑出国后有一天，姜叔叔打来一个电话，声音细如蚊语，内容颠三倒四，后来才知道，他一人独居又患上糖尿病，那时低血糖发作头脑不清，最后不知道是谁在他身边扶起他，喂他吃东西，替他擦去冷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牌桌上输掉了全部，却靠描绘赌徒心理的小说赢回了一切，可我们不是小说家，连用文字创造出一个平行时空反败为胜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普通人，有时候一次打击就偏离了终生的方向。而那几年，我的姐姐正寄居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家，度过尴尬的青春期。那几年宋叔叔也曾回国，买了些饼干到我家坐了坐，只记得他话不多，显得心事重重。 姑姑告诉我，宋叔叔回国时，家里的人都气坏了，他们不想让他和她那样的女人结婚，因为她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比他大五岁。他们两人抱头痛哭了很久，姑姑最后下狠心让他离开了。 聊到这里时，我们正路过一个以火山闻名的毛利人聚居地，硫磺的气息像海风一样猛灌进来，我们关上车窗，假装生气地问到底是谁在放屁。姑姑说开车也累了，不如到附近的温泉玩玩，不然游泳衣就白拿了。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时，我眼前晃过一片的彩色，抬头一看，姑姑的背上纹着一丛绿叶环绕的百合花。 我感叹道，哇，姑姑还有纹身。 “Eva她爸爸让我纹的，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姑姑又想起了什么，突然笑了：“他还在小腿上纹了我的中文名字，不知道现在洗掉没。” 姑姑说： Eva的爸爸是印度优秀的心外科医生，为获得更好的生活来了新西兰，但在海外资历都清零，连主刀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他特别郁闷。当时我们一起入职医院，逐渐熟悉，有一天我竟然收到他用医院公共邮箱写给我的情书。

我们都爱看书，看电影，一起去听音乐会，追求浪漫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情绪化很冲动的人，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有时候他无缘无故就特别开心，非要拽着我去给我买衣服，明明没有什么存款，抓着五件十件地买。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不久就有了Eva，自己也觉得站稳了脚跟，就把你姐姐接到新西兰读高中。 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辞职在家照顾孩子。但问题马上来了，印度的传统中所希望的是每天下班回家，饭菜已经热好，妻子笑脸相迎。他对养小孩的困难毫无概念，我也是比较粗心的人，做起家务笨手笨脚。晚上Eva在摇篮里哭，我在一边哄着，累得也没有力气说话。他对我非常失望。 这时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带他去吸毒，凌晨一点一起去爬山，做各种疯狂的事情，成了我们医院的一件丑闻。我已经无话可说，我抱着Eva走了，换了家医院工作，这是我第数不清次搬家了。从那时候起，我住的地方衣柜里总放着三个行李箱，里面可以放下全部家当说走就走。

因为Eva的缘故，我们没有断了联系。他有时候发来一条条语音，说今天我把那个女人狠狠打了一顿，这是我在表示我还是最爱你，你只要回来我就和这个女的分手。有时候又发一堆消息骂我刻薄又冷漠，我假装没看到，每周让Eva到卧室里关上门，让她自己和爸爸视频聊天。我还对自己说，在Eva面前永远不说她爸爸坏话。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在一条安静的乡间公路边，我们下了车，关掉了所有车灯。黑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星河，那是一片令人眩晕的、散砂般亮晶晶的天空，黑暗的底色中，我想当然地觉得，触碰星群应该和攥起一把钻石一样沁凉，但它们的核心实则炽热无比，而那片广袤的宁静则让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理解了生命战胜了时间。 回家路上，Eva要求我学她说话玩。 “哔哔哔哔啵，嘀嘀嘀嘀嘟。” “哔哔哔哔啵，嘀嘀嘀……？” “哔哔叭嘟嘟哒，嘟嘟啦啦啦。” “哔哔叭嘟…？嘟…？” 驾驶座上的姑姑终于听不下去了，哭笑不得地说：“Eva，你看你都把你姐姐欺负成什么样啦。”看着一旁乐不可支的小脸，那时我却感到了一种波光粼粼的幸福。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这一代女性的故事总是伤感的。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模糊的答案：原因在于其中有太多情感和道德色彩，如果我们将幸福建筑于其上，生命就会走向封闭和内在性。这一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被定义为一种阴性气质。而在她们的保护下成长的孩子，拥有了更优越的条件，无论他们是自顾自地按照好恶生活，远离一切良心责备和责任感，还是坚定地走向广阔的世界，在偶尔的回首中感念那温情的纯洁，总归最后大多都叛逆了这种传统。 以前每当我听他人讲自己的故事，总想把它们变成小说，喜欢读书的人，大多很难抑制住这种创作冲动。由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单纯，那时我觉得这些故事是如此新奇，却没想到悲欢离合其实是最少见多怪的事情了。我更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也会走向同种模式——由于情感的滥用和道德的洁癖，我的生活也混入了琐碎的不堪和俗气的病痛。但那时我想，尽管如此，我所经历的事情仍有意义，至少它们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这几乎成为了我乐观主义的一部分。 如今，我读过去写的东西，总感觉到一种文学上的幼稚病。我想写作，因为我无法接受不写作，如果那样，就没有人念诵着我们说出的话而泪水涟涟，没有人为我们的苦难而寝食难安，没有人为我们错失的爱情而扼腕叹息。我希望抓住生活中飞逝的碎片，让经验变成永恒，可充其量只能抓住个人瞬间的情感泡沫，却怎么也写不出厚重的历史感和世界观，落笔尽成了伤痕文学。也许那算优美的文字，对成为文艺青年绰绰有余，但那远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没有人是惟一拥有故事的人，什么是好的文字，雪莱说，他写诗是因为他要做世界的竖琴，演奏出宇宙的悲伤和美丽。 我仰慕奥登定义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张承志、川端康成……他们是灿烂星河的所有者，手中拨动着琴弦。我抱着他们的作品啃来啃去，最后确定了一个事实：我很可能写不出任何东西。我的语言是错误的，我的结构是虚弱的，我的思想是残疾的。这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以务虚为业并拥有才能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总要忙忙碌碌地生产物质财富，况且我喜欢自己的专业，但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个打击。国庆假期，我突然听说姑姑回国探亲，时隔快两年我们又重新见面，两人曾经想写的东西却一个字还没写。 J老师说，人只在人生的一个短暂时期才喜欢读小说。这个时期过去就不会再来，也只有那么几年时间，我们有丰沛的带入感和爱恨情仇。后来我们离开小说，被平淡淹没，又或者成为另一种人，他们把文学的趣味变成生活的雄心，像阅读一本书一样阅读人，着手创造波澜壮阔的生活。这正是我寻找的慰藉：小说是一种生命理念，它强调既不因为沉思而放弃投身经验的洪流，又不因忙碌而闭上洞穿表象的双眼。我确信，小说的精神是投入生活和深入生活的共存，如此这般，所经历的一切故事都将变成生命的养料。 那天，回到市郊的狭小居所时已是凌晨，我们帮Eva找了很久一件旧毛绒睡衣，衣领散发着一种过期牛奶的味道，她说自己不嗅着就睡不着。我们在一张床上挤着睡觉，为了照顾小朋友的生活习惯，我兴奋无比但还是安静地躺在了湿润的黑夜里，倔强地拽着被角以免让她全部抢去。我想这个时刻蕴含着某种生活的神秘和戏剧性，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不知道的东西有太多太多，就像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曾痛苦而所向披靡地 从中走过 将这一切称之为活着” 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