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备注：这不是我自己写的，但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我都因为那份历史的厚重感，以及这篇文章而深深地爱过南京。
一
它曾是一座胭脂太浓、泪痕太重的城市。
这座被称作“石头城”的伟大都城，“负山带江，长卫护之雄，群山拱翼之严”，钟山如龙蟠曲伏东南，石头山则似猛虎雄踞江滨，可谓天造地设的“帝王之宅”也。然而，便是拥有这般坚固的天堑，南朝帝王还是接连覆亡，正如乾隆皇帝诗云：“石城倚壁复临江，地利诚云险绝双。何事南朝诸帝王，竖幡每见举族降？”
城的不幸，恰在它太过坚硬，从而放大了那群目光短浅的帝王安全感；城的不幸，也恰在它太过香艳，虽是满足了帝王茂盛的私欲，可也在消磨着城里人的斗志，同时又刺激着城外人的欲望。于是，这座“江南佳丽地，自古帝王都”城市，历史的天空便显出伤感的混杂：既有奢华的轻歌曼舞，又有野蛮的刀光剑影；岁月的长河也流淌着尴尬的惆怅：既有胭脂染就的风流，也有鲜血汇聚的伤痛。
是的，这是一座善于把欲望经营到极致的都城。虽说六朝、南唐或南明，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可江南经济的富足，加上士族名士的风流，使得这座城市有了繁华的资本和底气。也许是战事频繁、乱世太苦，或是阴谋太盛、强邻太多的缘故，那些小朝廷的帝王常会滋生“人事无常、及时行乐”的幻灭感。历史上，都城的品质很容易被当时帝王的性情和喜好影响，甚至异化。于是，这座城市织锦缀秀，常常被过分地粉饰、恣意地骄纵，张扬着一种末世的狂欢和畸形的繁华。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秦淮河畔为何总是金粉楼台，画舫凌波，浆声灯影，笙歌人家。当年，秦淮河“绮窗丝幛，十里珠帘，灯船之盛，甲于天下”。想想看，这河水中荡漾的可是多么香艳的胭脂盈波，那空气中弥漫的，则是怎样熏人的脂粉铅华。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城市，若是“红灯区”经济繁荣，“生色”文化发达，不管看上去有多漂亮，也不管有多诗意，都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可在中国古代，对于文人来讲，妓院却是释放人生压力或寻求精神寄托的最好场所。填些风流的小曲，做点应景的文章，不但可以博取风流的“幸名”，甚至还可以换来社会的认可和文化的尊重。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对读书人太过苛刻，动不动就流放、打屁股，甚至砍头；另一方面却在伦理上对他们非常纵容，放达纵酒是风流，谑浪笑敖是风流，自然，狎妓也算。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可以堂而皇之地处在林立的妓院中间。当年，每逢开科秋闱，考生云集，这秦淮河南岸的一些街巷也就成了富家子弟的“温柔乡”、“销金窟”。
针对读书人的喜好，精明的老鸨也常调教姑娘们研习诗文，学些书画，再加上吹拉弹唱，使得纯粹的“皮肉生意”变得诗意而暧昧：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红粉佳丽浅斟低唱。于是，传说中、史册里，关于情色，多是讲述得精彩，描绘得坦然。便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也是那些被润色的传奇、被臆断的香艳，可青楼欢笑的背后，多少红颜的血泪悲惨，却没人心疼，稀少哀叹！
误国的是那些灯红酒绿的奸臣庸官，该恨的是那些纸醉金迷的昏蛋君王。懈怠度日，狂欢嬉耍，故国已无男儿，六朝金粉又有什么办法？莫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以什么名义批判？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国破时，大丈夫哪里去了？读书人哪里去了？烟笼寒水，明月寂照，你可知道她们的心和秦淮河一样凄凉？琵琶玉树，隔江犹唱，谁又来安抚欢颜后死一般的绝望？
二
这曾是一座“龙蟠虎踞”的帝王之都，可圈养的却是一群软骨的病猫君王。
数百年来，六朝的末代君主，粉墨一番，摆队登场。奇怪的是，他们都不爱做济世的英雄，只愿当无聊的戏子，于是，一个个纵情声色犬马，竞事阔绰豪奢，最终落个亡国辱身的悲惨下场。这里头有太多的故事，却不知从何说起，无尽的感慨，又无法一一表来。
就说说那个让“商女”背黑锅的陈后主吧。据《南史•陈后主本纪》所载，这位大名叔宝小名黄奴的昏庸皇帝，实在是个活宝。他对酒色的痴迷，到了一种近乎无耻的地步：“（后宫）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
荒淫如此的君王，自然 “怠于政事”，史书上还说他办公时也要“置张贵妃（张丽华）于膝上共决之”。眼里只有美色的陈后主，终日里想的就是如何讨好他的美人儿。他先是搜刮民脂，建了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达数十丈的楼阁。这些楼阁的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精心制成，而在其它方面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然后，他“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在这些曲目中，就有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词中唱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词曲都非常漂亮，据说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不知是陈后主早已预感江山难保，还是乌鸦嘴，无意说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日后竟成谶语，他那个皇帝的宝座，刚坐了6年，就被隋文帝毫不客气地抢走了。
《南史》里说他亡国前“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说亡国后“陈人讴咏，忘其亡焉”。《隋书》经籍志中有记“其诗文集三十九卷”，可见著作甚丰，但他这么喜爱吟诗作文，并非热爱文学的缘故（何况写得也不怎样），我以为那只是一种无能的“驼鸟”政策罢了。当年，隋军兵临城下，“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他倒是不慌，言称：“锋刃之下，吾自有计。”他那伟大的计谋就是带着他心爱的张贵妃和孔贵人一起躲到后宫的枯井里。后来军士把他们搜出来时，由于紧张慌乱，两位美人“脂粉淋漓，洒落井栏”，这便是“胭脂井”的由来。
敌人来了，置江山社稷不顾，置黎民百姓不顾，而是带着美人当“井底蛙”，这样的计谋太是可笑，而能想出这种“妙”计的皇帝，也实在窝囊。与之相比，他十五岁的儿子陈深（恚劝）就有出息的多。史载乱哄哄的皇宫，惟有他“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
隋文帝骂陈后主“全无心肝”，我认为太过客气，其实，他何止没心肝，看看他做的这些事，他最缺的还是脑子。然而，就是这位没肝没肺没脑子的陈后主，却有很好的运气。在把国家丢了后，他竟好意思俯在敌人脚下，浑浑噩噩地做一个三品官。而一代又一代的“商女”则无辜地替他担当起“不知亡国恨”的道义耙子，受尽世人责难。你我便是有诸多不满，可往事遥隔千年，对此只能慨然一叹。
三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差不多在隋灭陈的四百年后，南京城里又出了一位同样荒淫好色、同样喜欢吟诗作文，也同样是亡国之君的“活宝”级皇帝。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
这位李后主与陈后主最大的区别，便是前者更具文学才华，诗词也更具艺术分量。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不自觉间把皇帝的差事办砸了，而后者是很辛苦地把皇帝的工作搞糟了。
这位骈齿重瞳的后生，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端的一位艺术全才。前人吊李后主诗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这是大部分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只适合做个纯情的诗人，好像做皇帝是迫于无奈。我以为这是对他最大的误解。从某种角度讲，他这样的可怜之人，必有耐人寻味的可恨之处。关于他的性格，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道：：“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好高谈，不恤政事”。所以我以为他的悲剧性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矛盾、复杂而优柔的性情。
相比陈后主，他虽然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可在做皇帝之前，曾当过大将军，跟随父王人东征西战，懂得江山不易，也积累了许多从政的经验，毛泽东评李煜“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我以为有失偏颇。史书上说他本性厚道，“唯以好生富民为务，常欲群臣和于朝，不欲闻人过”，而且“酷好古道”、“刑法大宽”，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抓政治，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抓得没有头绪罢了。
在他眼中，只有小朝廷，没有大国家。当初，北宋日益强大，南唐日势衰微，迫于无奈，李煜只好俯首称臣，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眷念皇帝宝座。《南唐书•后主书》中记载：“每遇皇朝（大宋）使至，国主（李煜）衣紫袍，备藩臣礼；使退，服御如初。”也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称臣。
后来，宋赵匡胤屡次召见，他都是“称疾不行”，并宣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北宋抛来和平的橄榄枝，自然没有头上的皇冠漂亮。也许领过兵，打过仗，所以自信力相当爆棚。欧阳修批评他“不恤朝政”，可谓一针见血。他不但识不得大体，不懂得统一潮流已经势不可挡，而且对于自己的实力产生严重的判断失误。于是，战争来了，屠刀近了，毁坏的必是城市，受苦的还是百姓。
只是为了自己的龙袍和骄傲，李煜发动一场毫无意义，而且几乎是自杀性的战争。当时，他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在形形色色的南唐军中，有“招集无赖亡命”的自在军，有普通百姓组成的排门军，甚至还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白甲军”等。试想这样一支“乌合”军队，岂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宋军对手呢？
他的刚愎，他的自大，也让这座城市付出惨重的代价。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兵百姓，死伤无数；而围城又使得“城中斗米十千”，不知又有多少民众死于饥饿当中。城破后境况更惨。据陆游的《南唐书》记载：“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也就是说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无论官宦朱门，还是百姓蓬门，俱都遭到残暴的抢夺和掠杀。当时城内有一座建于梁时的升元寺阁，许多士大夫、豪民、富商家的“美女少妇”，躲在里头避难，被乱兵“举火焚之”，一时“哭声动天”，数百人的生命也“一旦而烬”。
而我们的李后主，曾在宫中堆满柴薪，发誓“社稷失守，当携血属赴火”。看似血性汉子一条，但事实证明只是“作秀”结果。如果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那只有“跪拜纳降”，甘心受辱了。后来，在汴京做“违命候”的日子里，整日哀叹，想的是“凤阁龙楼连霄汉”，念的是“春殿嫔娥鱼贯列”，便是想起“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那也是贪恋“雕栏玉砌”罢了。唱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叹什么“人生长恨水长东”，堂堂一国之君，满脑子只记得昔日美色荣华，把国家摆在何处？将百姓放于何处？
对于他的死，后人多采信宋人王至《默记》里语：“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我倒持几份怀疑。宋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英雄，岂是“小鸡肚肠”，又岂会被他几句“阴柔”的哀叹轻易激怒？他便是“贼心不死”，最多也是没出息地“眷念故国”的荣华富贵罢了。和他生气，太不值当。因此我更相信他是幽怨成疾，抑郁而死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我以为感慨遂深不假，但说他“眼界始大”就有些牵强，有善意过度之嫌。虽然他词中有了“江山”、“故国”、“人生”等很大的字眼，可对他而言，三千里大好河山微缩成自己的后花园，故国也只局限于奢华的楼阁宫殿，便是人生感悟，也只是哀叹他的帝王生涯结束太早罢了。纵是语句清丽，纵是音韵和谐，也终是一个人的自吟自唱罢了。
他的诗词能得到时人以及后世极大的共鸣，只因情绪相似，理解不同罢了。譬如说这“故国不堪”，李后主惦记的是“雕栏玉砌应犹在”，时人则看到的是“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的金陵城，五十多年后欧阳修过南京，看到的金陵城依旧未从这场兵燹中恢复元气，真是“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九十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时任江宁知府（府治即南京）的王安石登高怀古，看到的金陵城，还是一派“寒烟衰草凝绿”的肃杀气氛。这一切，都拜这位优秀的李姓词人所赐啊。
四
一座拥有近2500年建城历史的城市，自然会经历许多沉浮和荣辱。但同一种荣辱，若是反反复复，就不免有造化弄“城”的感慨。大约在李后主“仓皇辞庙”的七百年后，南京城又迎来一位“后主”——南明的弘光帝朱由崧。按史可法的说法，这位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虚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纯粹就是一位“笨蛋＋混蛋”的双黄蛋皇帝。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石头城市却总要和这样混蛋的君王扯上边呢？钟山沉默，长江无语。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老人，给他时间，容他思考吧。
也许正是这座城市沉淀了太多的衰亡故事和血色回忆，才使得惶恐不安的小朝廷倍感压抑和紧张，也才滋生大限将至的幻灭感。当南明摇摇晃晃地竖起一块朝廷的牌子时，从帝王到臣子，从读书人到老百姓，都迫不急待地开始恣情声色，嬉乐世间。于是，城市的精神指针再一次因为恐惶的刺激而紊乱，整座城市又一次陷入醉生梦死的末世行乐怪圈中。
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我以为，中国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传统知识分子最有责任。因为历史的发展，说到底是文明的传承。而中华文明几千年源源流长，恰是因为我们如此重视文化，也如此依赖读书人，因此大概也只有中国读书人，才会常怀“扶大厦于将倾，求百姓于水火”的救世情结。然而，依赖他们是一回事，他们争不争气又是另一回事。
在国势危殆的大时代背景下，往往最能考量他们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走向。可这些自傲、自大、自得的读书人，往往满足于慷慨激昂的清谈，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或是摇头晃脑的幽叹，“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以求“慎独”。然而，正是这无聊的清淡和幽叹，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软弱和无能。温睿临在《南疆逸史》里说南明文武官员是“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竟弃道德名节于不顾，视民族气节为无物，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见风使舵，望风进退。往小了说，这是斯文扫地，往大了说，那就是“礼坏乐崩”了。这样的朝代，难怪要“亡国”、“亡天下”了。
与这些无耻、无用的读书人相比，秦淮河畔的那些女子们倒是显得伟大、从容、干净和可爱。秦淮河畔，暖暖软软的香风中，居然能熏出一些硬骨头！譬如说血染桃花的李香君，再如说大义凛然的柳如是等等。她们娇弱的身影，除却浸人的香气，还荡漾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浩然之气，令当时的男人羞愧，让现在的我们悲愤。李香君的故事，在《桃花扇》里传唱了几百年，也被我们所熟知。那就说说这位“个性坚强，魄力奇伟”的奇女子柳如是吧。她在清兵到来之时，曾劝她的丈夫大学士钱谦益和自己一起自杀，因为侍者阻拦未遂。后来，她和钱谦益一起参与郑成功等人的复明活动，“倾尽珠宝，助饷义军”；还以自家为地下联络点，为义军传送密信；另外，在义军起事前夕，她还亲赴舟山慰劳……正是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在史册上留下一股充满胭脂味的浩然气，穿透岁月的屏障，让我们深深触动。几百年后，一位叫陈寅恪的老先生慨然提笔，穷十年之心力，为她作传，记录一段小女子的大传奇。
俱往矣。如今面对这座古老的石头城，便是叫尽六朝兴废事，叫断孝陵殿阁，漫嗟这千古荣辱，也终觅不得真由，惟见“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惟见“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再想想太平天国时期金陵城的清兵焚火，再想想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城的异族屠杀，不禁反问：为什么一座城市要经历这么多的血与火？为什么一个民族要遭受这么多的泪和恨？
罪不在石头城的美丽，罪不在秦淮河的香艳。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一个民族文化人格的不健全、不成熟甚至不健康，才使得中国历代末世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而无不陷入同样的末世宿命。对此，鲁迅先生叹曰：“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又将近一个百年，如今回味先生的话，依旧有着说不出的怅然和慨然。
那么，就祝愿这座城市的命运，已经走出历史的怪圈，不会再有强装的笑颜，也不会再有战火的硝烟。我们还须记得，民族性格的重塑，传统文化的创新，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如果传统思维的惯性得不到纠正，如果民族性格的劣根得不到清除，那么，悲剧还会发生，历史也将重演。毕竟，上一次的民族伤痛，远去还不到七十年。
作者：断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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