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内容与方法——听王先明老师讲座后小思

今天下午在师大听南开大学王先明老师的讲座，讲当代新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与反思，主要围绕当下史学发展“求新”与“求真”的矛盾展开。王老师举社会史研究的诸多现象为例，提醒我们要警惕当下动辄以“新××史”为标榜的提法。他说，在研究对象、领域和方向等方面无所创新，而仅仅是转变视角和解释方法的“新”，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新”。创新应该是学术发展的常态，这种“新”，其实只是在发展的常态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而已。王老师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刻意地求新其实无助于中国史学的进步。这里“刻意地求新”，正是针砭历史研究中对理论框架把握不清的现象。一些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下借用的理论模式，或者一些来自于西方学界的解释框架，被疏于辨别地运用到中国历史的书写中来。如此一来，研究的成果往往变成以中国的史料填充已有的框架，而并非揭示了史实的真相，也并不能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这场讲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重新的提醒和廓清。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隐约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类似的想法，首先来自于zy老师的提醒。老师谈了几句到文化史的发展问题，认为8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史发展了这么多年，却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大杂烩，任何做文化问题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文化史。然而，与文化史几乎同时重新进入中国史学界视野的社会史，已经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上自成一派，但是文化史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听这番话，觉得的确切中问题，但是又觉得近些年特别流行的新文化史，仿佛能在一定程度上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去了。当然，就我曾读过的一点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专著来说，问题还是有的，正是“拿来”的理论与自身史实的难以弥合。

我们学习中国史的人，长期囿于传统方法的强大，对西方的理论接收较为迟缓，整体十分保守。但是文化史毕竟不同于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政治史、制度史，它为国人所识，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而现今的发展，更不能闭门造车。从西方学习理论是重要的，我们要在文化史领域，而不仅仅是中国史领域与西方对话，除了让西方人知道我们中国有什么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与他们能够产生对等的成果。不能亦步亦趋全盘模仿，必须要将中国原有的传统与西方文化史的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探索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史研究范式和理路。我们呈现到国际舞台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的壮丽和丰盛，更应该是文化史研究，这一学术发展的先进性。这要求学者们必须具有先进的理论视野， 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史料里，也不能总看国内学者模仿性的著作。

以上是从内容与理论框架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在方法的融汇与贯通上，我想也是有发展的空间的。国庆节前，hy来京，我们匆匆在师大见了一面，那时我脑中正日夜盘旋着这个问题，他讲了几句话，对我很有触动。他说，历史学立足的还是当下，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形成的阐述方式和理论路径都是自己的。如果要阐释一下我对这句意思的理解，大概可以这样表述：从一个问题做开去，从史事发史识，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我们如何从传统中来，再超越传统？我想，还是应该借鉴西方的学术经验，形成成体系的治学路径，区别于单纯运用传统考据学的理论方法。这种进程，我们从近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的实证主义史学，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的引入，以及当前为世界史先行关注的诸多理论方法，都是这个进程中的一步一步。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融入当代的历史学研究，或者反过来，将不一样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融入传统的考据方法中。（这样正反两个角度来说，或可一定程度上减弱表述时可能带来的西方中心或科学主义的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