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笔记（需整理）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气贺泽保规
63个笔记
◆ 第一章 新兴的统一国家：隋王朝
>> 新政权建立以后，率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乎国家体制根基的新律令的制定。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
>> 开皇律令被唐代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并成为在整个东亚广为流行的律令制的源头。
>> 隋文帝的第一把火，先是把地方行政的人事权收回中央。在此之前，由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可以自行录用下属，称之为“辟召制”。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的豪门贵族正是凭借辟召制把持地方行政，成为支撑贵族制的温床。文帝基于对“辟召制”弊端的反省，采取了新的对策，决定地方长官以外的官吏也均统一改由中央派遣，以此排除贵族以及地方豪强的势力。此外，对于派往各地任职的官吏，又同时确立了文官三年、武官四年的任期制，以及不得在官吏本人的出身地（本贯）任官的回避制度。
>> 这样一来，如何确保新体制所需要的人才遂成为一个新的课题。隋文帝决定抛弃九品官人法的门第家世主义，面向社会广泛招募人才。根据这一基本的设想，隋文帝尝试着导入了考试的方法
◆ 隋朝中期的政治动向：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 平定陈朝时，隋军总共动员了518000人，其主力均为正规军府兵。然而当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因此，第二年五月，隋朝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改革。
>> 由这些动向我们不难看出，此后隋朝的大政方针将从儒教转向佛教。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大力强化佛教在国政中的比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要了解这一点，有必要重新看一看开皇二十年前后的政治状况。
◆ 炀帝的“暴政”与隋末的大动乱
>> 尤其是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
◆ 第二章 唐朝的再度统一及其政治
>>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即尽管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状态迥然相异，给人以前后期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权力体制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唐作为一个王朝却又一直存续了下来。即便是对唐中央政府以兵刃相见的节度使们，最后也始终未能越过这条底线。看起来似乎支离破碎，却又始终没有崩盘，唐朝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其包涵的意义。
◆ 从唐朝起兵到玄武门之变
>> 然而，当时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以唐王朝的建立为发端，群雄之间的霸权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距离所有人都能看清楚天下统一大业终将由唐朝来完成，则还需要度过数年艰苦的岁月。
◆ 贞观之治的光与影
>> 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记得看某本史书上面有提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爆发的几次，如魏晋、元、清时，皆北方气候温润、草原繁茂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牛强马壮～
>> 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
>> 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
>> 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
>>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 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
◆ 盛唐时期的光与影
>> 然而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身边发生的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僚们却没有明确的方略，同时也缺乏干劲。宋璟虽然长期担当朝政，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方针。科举官僚大都是出身于重视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在财务方面却未必擅长。
此处应该解说一下当时所施行的税役制度。
>> 当时，伴随着“逃户”（流民）的增多，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税役减少。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 当时，伴随着“逃户”（流民）的增多，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税役减少。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 在律令支配体制无法对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唐朝开始设置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被称之为“使职”的官职，即所谓“令外之官”。以负责镇守边境的“节度使”为代表，担当大区行政的“经略使（按抚使）”等“使职”开始随意设置。
◆ 第三章 安史之乱后唐代后半期的局势
>> 通古斯系
>> 上述这一事件乃是在长安发生的最后一次动乱。之后的一个世纪之间，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却再也没有出现或发展到过诸如长安被外族占领，或者是皇帝蒙尘（蒙尘的意思是天子为避难而逃离皇宫）等不得已的事态。究其原因，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公元780年实施的新税制“两税法”的深入普及，使得中央财政稳定起来；与此相呼应，中央禁军统一为神策军，并进行了扩充和强化。这实际上是变换了形式的关中本位体制的复活。那么，唐代的中兴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
◆ 两税法与藩镇体制：通向财政国家之路
>> 另一方面，社会基础分化，流亡的民众造成户籍制度瓦解，征税体系陷入名存实亡的状态。
>> 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唐朝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节度使或者观察使。节度使拥有辖区的军事全权，观察使则拥有大区的行政权。通常是由节度使兼任观察使，以观察使头衔出面时，则兼任与军事有关的经略使等头衔。
>> 从史籍来看，截至唐末为止，节度使、观察使已达四五十个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的区域。只是，即便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藩镇体制，并非所有的都是独立以及反对中央的，服从唐朝中央指挥的所谓的“顺地”的藩镇也很多。例如九世纪初期，作为精通财务的文官而闻名于世的杜佑、李吉甫等人，都是在担任过淮南节度使之后，又作为宰相而进入中央政界的。对于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始终不放手，这正是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个半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
>>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唐朝中央对于那些“顺地”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要通过设置节度使和观察使来进行间接统治呢？
>> 自不待言，其最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在地方的统治方面，有必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力，以便随机应变处理各种政务及事务。
>> 隋代以及唐代前半段，总管府、都督府都同时兼有广域的军事权和行政权
>> 独占了所有的征税权的缘故
当时税收过程是怎样的呢？
>> 唐朝国家或是致力于确保征收现行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或是摸索扩大税收种类，
>> 唐朝国家或是致力于确保征收现行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或是摸索扩大税收种类，
>> 好不容易才维持下来的唐朝课税体系被打得支离破碎，主税租庸调制早已不起作用。取而代之，乾元元年（758）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对盐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其后，刘晏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扩充改善，使盐税成为占到国家税收近半的主要税种。
>> 通过来自江南的上供米及盐税，唐朝中央总算勉勉强强地应付住了安史之乱以后已经破产的财政压力。
>> 但是，为了筹措出庞大的军费，还需要出台能够取代租庸调制的土地税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两税法”应运而生。
>> 自古以来，课税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下述想法：即土地是公家的东西，作为土地的回报，土地的使用者将收获物（实物）的一部分和劳动交给公家（国家）。作为这种课税制度的最高体现，有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税制），征税的对象是登录在户籍上的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
“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
>> 唐朝中央政府，遂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这就是根据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的两税法。
>> 唐朝中央政府，遂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这就是根据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的两税法。
>> 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纳钱即缴纳铜钱。较之历来以缴纳实物为基准的税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以当时的交通与通信等条件来说，统治如此庞大的疆域，确实不易，军队调遣速度政令传递速度等都带来若干限制。另单从经济方面讲，中央与地方的种种，到现在都是一个大的课题。
>> 尤其是关于藩镇的军事力量问题，倘若唐中央一旦介入这一方面，则要么由国家来承担其大部分费用，要么只有放任不管。只要是冷静地考虑一下财政上的负担或社会的安定问题的话，自然会对这一问题犹豫踌躇，不敢轻易出手。更何况唐王朝和节度使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
◆ 宦官专横与官僚的党争：门生天子的时代
果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
>>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
>> 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使政界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既扼杀了有能力的人才，又消耗了国力。当这种对立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王朝内部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只有等待外部势力来拉上这个舞台的大幕了。
◆ 流寇黄巢之乱
>> 当时，朝廷对于节度使的要求中，除了每年要将正规的税钱缴纳给国库以外，还需要尽可能地积累其他钱物即“羡余”定期上交国家。这些“羡余”缴纳后便纳入可称之为皇帝个人仓库的内藏库，成为维持神策军的财源。由于缴纳的“羡余”多就可以升官，所以这样做实际是鼓励节度使们通过恣意搜刮部下来积累“羡余”。其结果，遂导致了直接受此影响的士兵们的叛乱（兵乱），并连锁引起其后的民众暴动。这些武装暴动先是发生在距离中央比较远的“南方”，然后再慢慢地向北方发展过来。
>> 浙东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乃是唐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却爆发了如此长时间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叛乱。而且，叛乱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兵乱范围，农民成为叛乱的主力。这一现象在进一步暴露唐王朝统治的脆弱及其弱点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弥漫于下层民众中的反唐气氛。
◆ 村落中的日常生活
县以下农民自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有无实例？
>> 根据以上所述，或许读者会得到一个印象，即唐代国家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了地方的每个角落，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只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的部分实质上都是交给农民们自治
>> 根据以上所述，或许读者会得到一个印象，即唐代国家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了地方的每个角落，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只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的部分实质上都是交给农民们自治
当时是如何实施的呢？挨家挨户去登录？
>> 一般统治者为了控制农民，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并把握户口的状况。
>> 一般统治者为了控制农民，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并把握户口的状况。
>> 唐代每三年（丑年、辰年、未年、戍年）造一次户籍。从该年的正月到三月，首先由各户提交记有家庭成员和所有田地的“手实”（申报单），然后由里正按乡为单位汇总起来，并以“乡帐”的形式提交给县里。此时如果出现疑问，就要进行家庭情况调查，称之为“貌阅”。各县将提交上来的户籍誊抄三份，一份留在县上，剩下的一份提交给州里，另一份提交给中央负责财政的户部。
唐户籍的实物资料。
>> 关于当时的户籍的实物资料，今天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书，即远离中央的敦煌以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更远的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文书中看到。在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各户的家庭成员以及年龄。并根据年龄不同注明丁中；以及依据家里有无成年男子（原则上是二十岁到六十岁）来决定的“课户”（承担赋税户）或“不课户”；同时，即便是“课户”，只要是该成年男子担任公职就可以“见不输”（不承担赋税）。此外，在这些文书中，根据家庭成员和资产数额而定的九个等级（户等）也得到了确认，都是最下层的九等户或八等户。而且，户籍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此，在户籍的后半段还记载了土地的位置和面积，以及与均田法规的关系等内容。
>> 关于当时的户籍的实物资料，今天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书，即远离中央的敦煌以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更远的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文书中看到。在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各户的家庭成员以及年龄。并根据年龄不同注明丁中；以及依据家里有无成年男子（原则上是二十岁到六十岁）来决定的“课户”（承担赋税户）或“不课户”；同时，即便是“课户”，只要是该成年男子担任公职就可以“见不输”（不承担赋税）。此外，在这些文书中，根据家庭成员和资产数额而定的九个等级（户等）也得到了确认，都是最下层的九等户或八等户。而且，户籍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此，在户籍的后半段还记载了土地的位置和面积，以及与均田法规的关系等内容。
>>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本来中国内地应该是实施均田制的主要地区，但却没有发现实施均田制的任何直接的痕迹
◆ 新罗人社会与山东、华北的农村
>> 这些新罗人何以离开新罗前往唐朝居住呢？作为其背景来说，既有始于八世纪后半的新罗国内的权力之争，以及由于权力斗争带来的社会性动荡、饥荒等新罗国内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地方统治的松懈，以及控制山东的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是高句丽出身等因素，也都导致当地社会对于接受这些新罗人持宽容的态度。同时，关于当时将东亚海域连接在一起的新罗商人的影响力，恐怕也不容忽视
◆ 毁佛风潮中的寺院——以法门寺、云居寺为例
这章内容有点意思，普通民众在什么情况下会和官府打交道，官府的某些政策和行动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 第九章 东亚各国的动向
>> 所谓“羁縻”，指的是拴在牛和马鼻子上的缰绳，人类借此驾驭操纵牛马。其意思也就是说，承认牛马（异民族）在缰绳长度容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一旦牛马（异民族）超越可容许的界限时，就要受到驭手（中国王朝）的强有力的制约。在羁縻政策已经确立的唐代，唐朝当局采取了承认各族首领及其属下部族民的统属关系的同时，在形式上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等职的做法。一方面将各个部族纳入唐朝的统治体制之下，一方面又允许其固有的习俗以及自治，同时在其上面设置都护府这样的机构，以实施从军事方面进行牵制的间接统治。都护府的设置，因各种情况以及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在唐朝的周边总共设置了六个都护府。
根据记载来看，唐代设置的羁縻州有856个。与此相对，一般的州只有358个，由此足见当时的羁縻州数量之多。这一现象不仅表现了唐朝当局在处理异民族问题上的细致入微，同时也是唐朝对异民族实施分断统治以防止其坐大措施的一个结果
>> 下面再看一下“册封”的情况。本来“册封”就是指用册书（任命书）来委任（封建）王位或者高官。但是这里所说“册封”的意思是，中国皇帝根据周边诸国君长的领地状况，在以王号的形式来承认该君长对于其领土的独立支配权的同时，又给该君长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等，以此来使诸国君长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
>> 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正是由这种基于册封的国际秩序原理所规定的。
>> 突厥以及吐蕃之所以做出了上述选择，一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农耕定居民族的文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掌握。而突厥以及吐蕃都是游牧民族，因而更容易接受表音的粟特系统的文字。同时，恐怕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在汉字所具有的文化力量面前，欠缺独自的文化积蓄的他们缺乏自信，恐惧被汉字完全吞没。他们采取了不接受汉字的做法，反而使得他们在这个文化圈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 突厥系的游牧国家：突厥与回鹘
>> 应该说，突厥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势力，背景之一正是由于其掌握锻铁技术、拥有铁制武器的缘故。
>> 突厥的迅速扩张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以推出可汗的阿史那氏和其妻可敦所属的阿史德氏为中核，从突厥系统的诸部族到非突厥系部族，吸收各方力量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族联盟。
>> 那么，为什么回鹘会持续地向唐朝要求那么多的绢帛等丝织品呢？他们所消费的自然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当是经由回鹘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然而，仅就他们所消费的绢帛而言，如果说都是用于服饰等方面，那数量也未免太多了。在这里需要注意到绢帛的另一个功用，即作为货币的功能。
在中亚的交易中，从一开始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是萨珊王朝波斯的银币。唐朝进入这一地区以后也带进了铜钱。刚开始的时候铜钱只是辅助性的货币，到了八世纪以后，唐朝的铜钱取代波斯银币成为主要通货。只是，在远距离以及高额的交易中铜钱并不方便。于是，中国产的绢帛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绢帛价格既高又轻巧，而且因为囤积起来就会受损，因而广泛地流通起来。这样一来，回鹘从唐朝得到的绢帛除了本身就是交易品之外，还作为高额的通货以及结算的手段，为回鹘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 仅仅用百年时间，回鹘就从一个游牧骑马的民族转变为了商业、定居民族，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在促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背后，乃是由于回鹘依附着唐朝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唐尽管开始衰落却依然拥有着高度的文化和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鹘的历史乃是安史之乱的产物。这里让我们再次真实地感受到，安史之乱给整个东亚带来的巨大影响。
◆ 三韩分立与隋唐的东亚政策
>> 尽管唐朝开始重新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据点，然而唐的统治只是停留在点的层面，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从整体上控制这一片辽阔区域的势力。
◆ “唐宋变革论”
>> 所谓历史，就是人类每天的行为及活动的积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代以及社会的状态随之而出现各种变化。仔细想起来，历史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