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性现代主义 ：巴西建筑与 “新国家”1)的形成 (1930- 1940 年代 )
1 全球视野下巴西与现代主义关系之迷
思热奥里图 · 瓦加斯 (Getúlio Vargas) 总统执政期间 (1930-1945) 是现代主义建筑学在巴西获取国家赞助并进入西方话语空间的主要时期[1-2]。从此时巴西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来看，大萧条3)(Great Depression) 已经开始。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巴西遭受沉重打击，瓦加斯利用此危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组建了自己的威权主义政府。其治国之策主要以侧重于从圣保罗等地方州政府中收缴权力、推动出口提升工业化等为主。关于这一时期的巴西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讨论已有很多，它们主要从内部和外部来解释。前者主要集中为国家对民族性建构的需要，认为威权政府从原本多元的现代主义趋势中精心挑选了一种，通过锐意进取的新建筑形式满足国家民族主义建构的需要，国家现代主义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权与精英建筑师的合谋[3-4]。这种解释暗含了政治与建筑之间关系的假设性前提，即建筑从属并反映国家意志。但是巴西现代主义却呈现出与大多数拥有殖民历史的非西方国家不同的轨迹，它在迎合了政治需要的同时，还赢得了国际建筑话语评论的肯定。非西方国家与现代主义的融合并不容易成功，或易流入历史主义的窠臼，或因为封闭而缺席西方主导的话语世界，大都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摸索尝试，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对西方建筑形式的抄袭和移植， 鲜有突破者[5]。因此， 这种解释难以回答“合谋”何以让巴西从全球非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为全球现代主义知识生产作出突出贡献。另一种观点是对 “没有现代性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 without modernity) 理论[6]的新发展，它不再强调宏观上所谓文化与经济技术现实的差异决定了现代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普遍性失败，而是认为现代主义在巴西的发展是欧洲建筑学科冲击与本国政府赞助的结果[7-8]。这种解释关注到现代主义不只是风格模仿，更重要的是通过工程学、建筑学等学科发展为生活水准、工业化水平等社会生产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来推动国家发展。它呼应了 “巴西现代主义” (Brazilian Modernism) 作为一个话语概念先来自于国际建筑文化机构的讨论、然后才正式成为国家赞助对象的历时顺序，指出了风格视野下民族建构解释论只关注政治对建筑形式的影响力而产生的局限性，强调了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学科之间的连结点[9]。但是这种“冲击 - 回应”模式[10]的假设前提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即所有非西方国家之间都是均质的，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通过与一个假想的终极目标比对去呈现， 建筑师的贡献被掩盖了， 亦无益于多元史论的发展，形成了另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对建筑学学科自身历史生产的障碍，在斯坦福 · 安德森 (Stanford Anderson) 的半自主性 (Quasi- Autonomous) 理论中亦曾有专门分析[11]。因此一种建筑学“本体”与外部社会之间的更开放的关系，即通过与建筑学发生直接关系的内部与外部社会因素来理解学科内的知识转向，或许对于解释现代主义在巴西的角色更为恰当。当代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 · 拉图尔 (Bruno Latour) 认为知识生产的过程来自于具体的社会因素互动的痕迹中，静态的社会分析模型无法完全解释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12-13]。因此本文以建筑师的实践及其与国内外机构之间的联系为对象，从这一关系网络角度重新解析“巴西现代主义”概念的嬗变及其轨迹，呈现现代主义建筑介入巴西的独特模式。
2 合作主义与巴西现代主义建筑学转向
初期现代主义在巴西只是一场建筑学界内部关于美学革新的讨论和实践，1925 年瑞诺 · 勒维 (Rino Levi) 发表的《建筑与城市美学》(Architecture and the Aestehtic of the City)，被认为是巴西国内最早讨论现代主义的两篇文章之一。到 1930 年代初期，虽然公共建筑依旧基本延续殖民风格，但在商业建筑和私人住宅领域，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欧洲先锋现代主义风格已经呈多样化态势，现代风格的多层商业建筑在圣保罗也非常活跃[14]。相比较通过美学风格寻求突破的建筑师们，此时尚处年轻、但日后终成巴西利亚新首都总规划师、瓦加斯时代国家建筑代言人的卢西奥 · 科斯塔 (Lucio Costa) 选择从社会机构中寻求推进建筑改革的力量。
科斯塔 1902 年出生于法国，在英国和瑞士完成自己的早期学习之后，于 1916 年回到巴西并随后从国立美术学院 (School of Fine Arts) 毕业，这是巴西历史最为悠久的官方建筑艺术院校，由葡萄牙殖民宫廷的法国艺术家建立，传授布扎艺术传统下的建筑学。出身优越的科斯塔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该州是瓦加斯在政变中最为忠诚的伙伴，也是瓦加斯在位期间最为稳固的政治力量。他的同乡也是日后工作的上司斯塔瓦 · 卡帕尼瓦 (Gustavo Capanema) 从1934年开始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长达11年，对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的建设影响深远，同当时巴西在国际上最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交往[15]。1930 年，年仅 28 岁的科斯塔担任了母校国立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呈现出积极利用官方机构施展自己现代主义理念的野心。现代主义开始在教育机构中首次冲锋，科斯塔修改了教学大纲，引进了一批风格不同但是同属现代主义阵营的建筑师，试图从教学上改变当时建筑与城市规划奉行的法国布扎艺术传统[16]。这引起了阿基米德 · 迈墨 (Archimedes Memoria) 等传统派教师们的坚决反对，激烈的冲突导致有学生牵连被捕。科斯塔最终在这场争斗中败北，任职 10 个月就被抵制下台， 只好辞职离去。尽管结局暂时对他不利，但是他却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括奥斯卡 · 尼迈耶 (Oscar Niemeyer) 在内的一些拥护改革的学生成为他的追随者，他们响深远，同当时巴西在国际上最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交往[15]。1930 年，年仅 28 岁的科斯塔担任了母校国立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呈现出积极利用官方机构施展自己现代主义理念的野心。现代主义开始在教育机构中首次冲锋，科斯塔修改了教学大纲，引进了一批风格不同但是同属现代主义阵营的建筑师，试图从教学上改变当时建筑与城市规划奉行的法国布扎艺术传统[16]。这引起了阿基米德 · 迈墨 (Archimedes Memoria) 等传统派教师们的坚决反对，激烈的冲突导致有学生牵连被捕。科斯塔最终在这场争斗中败北，任职 10 个月就被抵制下台， 只好辞职离去。尽管结局暂时对他不利，但是他却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括奥斯卡 · 尼迈耶 (Oscar Niemeyer) 在内的一些拥护改革的学生成为他的追随者，他们创办了宣传现代主义的杂志，跟随他参与了1936 年教育与公共健康部大楼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的设计。这栋大楼也被认为是巴西现代主义建筑师进入国际舞台的标志。
1937 年科斯塔获得另一个利用机构性力量的机会，他作为技术顾问加入了新成立的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 (National Service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Heritage)，后来担任该机构专业性工作决策者角色。该机构的成立宗旨是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巴西鉴定并保护国家遗产，作为殖民和移民国家的巴西拥有土著历史和葡萄牙殖民历史，此外还有大量德国、 意大利以及日本移民后裔，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建筑遗产。因此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可以被选入国家遗产范围内。作为现代主义的拥护者，科斯塔并没有完全顺从国家记忆，事实上他“定制”了一个最能满足现代主义需要的“国家遗产”概念。他将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巴洛克风格民居 (Popular Architecture，图 1) 看作是最接近巴西历史的美学风格，认为巴西历史与美学的关系应该从原始的建造活动中而来，而对建造本身的直接表达是国家道德的应有继承[17]。相比较德国、奥地利移民建筑有着更少的外立面装饰、看起来更加朴素简洁的葡萄牙巴洛克民居风格，就是这种建造道德的“正统之选” ，是未经教育的“诚实”的建造，因而更符合巴西原始建造美学。由此建造与形式的一致性成为国家历史判断的标准[18]，现代主义成为国家历史延续性的一部分。至此，现代主义不再是建筑学专业内部的美学讨论，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从法规上定义了哪种建筑可以成为国家遗产，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因此，很难说是国家选择了现代主义风格，现代主义从 1920 年代到 1930 年初在私人住宅、商业建筑等领域中十分活跃，但在公共领域一直为学院派所排斥，阿基米德 · 迈墨等学院派代表亦与瓦加斯当权政府有着亲密联系。为了破解国家传统的惯性限制，科斯塔等人利用机构的机制化力量，使得现代主义建筑成为国家历史的继任者，并逐渐进入整个社会的文化认知 (cultural-cognitive) 中。
1940 年代从科斯塔助手位置上逐渐成熟起来的尼迈耶独立承担了自己的第一个设计项目 ： 格兰德酒店 (Grande Hotel，图 2)，它亦来自于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委托。这个酒店项目位于一个葡萄牙殖民风格的历史城区中，尼迈耶为其设计了一个现代主义风格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此时正在纽约世界博览会建造巴西馆的科斯塔鼎力支持，他写信给时任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主任安德鲁德 (Andrade)，在他的建议下尼迈耶代替了一开始合作顺利的学院派建筑师。通过与国家机构合作，现代主义在遗产保护和城市历史中心建设上拥有了主动权，这时候与国家顶层并没有全面的合作，但它处于“国家 - 社会”关系的整体转向之中。
这一时期巴西政府与人民个体之间大量涌现出的社会性组织为现代主义全面进入巴西提供了土壤。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 · 巴巴 (Homi K. Bhabha) 的研究提醒我们， “国家 - 人民”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人为想象[19]。瓦加斯政府对于民众的社会权利比较鼓励，除了禁止跨行业工会以外，单一类型的社团组织数量繁荣，教育和公共卫生部以及文化部同时期支持成立了几十种文化与艺术协会。它们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合作协调的主要力量，个体的基本权利诉求可以通过半官方的社会集体组织向国家提出，并且在一定现实条件中得以实现，这种国家- 社会关系模式被称为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 (Corporatism) [20]。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成为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科斯塔正是在这种整体环境中有效地利用了机构所具有的协商属性，进而影响国家对建筑体系的选择，他与巴西现代主义景观大师布雷 · 马克思 (Burle-Marx) 等人甚至一起阻止了巴西向意大利法西斯理性主义的倾斜[21]。如果没有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及其他建筑协会的合作对抗，政治上同情法西斯的巴西很有可能在建筑上也走上意大利法西斯建筑体系的道路。1930 年代初期，墨索里尼政府最有权势的建筑师马塞罗·皮亚琴蒂尼(Marcello Piacentini) 多次到巴西与斯塔瓦 · 卡帕尼瓦(Gustavo Capanema) 见面，参与巴西大学和教育与公共健康部大楼 ( 图 3) 的设计策划，前者是瓦加斯政府新建设的高等教育机构，代表着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改革，后者被后世看作是巴西现代主义在全球建筑界的代表作。全国艺术和历史遗产服务局与巴西土木与建筑区域协会 (Regional Counsel of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警告卡帕尼瓦，巴西建筑行业规定禁止外国建筑师直接参与巴西建筑设计[22]，但同时又将柯布西耶推荐为教育与公共健康部大楼项目顾问，而且最终为柯布西耶支付了工作酬劳。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力参与者和建构者。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国际现代主义理念的本土转译过程，建造与表达的一致性不是基于功能理性或者美学倡导，而是国家传统的正当传承。
毫无疑问，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的遗产定义不符合遗产保护原则，大量土著以及其他移民建筑遗产成为推动现代主义机制化力量的牺牲品，未能及时进入国家记忆。但是它客观上建立了现代主义建筑学思想与国家遗产之间的紧密关联，甚至影响了国家政权对建筑学教育发展方向的倾斜。历经短期风格之争，现代主义建筑拥护者迅速开始利用社会组织议价能力，推动自身在教育发展、 遗产保护、 城市风格方面的影响力，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力参与者和建构者。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国际现代主义理念的本土转译过程，建造与表达的一致性不是基于功能理性或者美学倡导，而是国家传统的正当传承。
3 区域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巴西与国际现代主义建筑文化机构
加入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同年，科斯塔和尼迈耶获得了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巴西馆 (Brazil Pavillion，图 4) 设计建造的机会，3 年之后巴西正式加入二战同盟国阵营一方。 此前瓦加斯在国际上一直奉行 “经济务实”原则，在轴心国阵营和同盟国阵营之间不断摇摆，双方都是其主推的支柱产业咖啡业的重要客户。科斯塔的巴西馆设计说明也强调了国家经济差距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建筑进入西方国家博览会的策略影响 ： “在美国这样工业和文化发达的土地上，在一个有着众多先进且富有国家参与的世界博览会上，通过高档、纪念性或者专业化等方面来突出我们自己是不明智的。因此我们采用一种更加纯粹、更加朴素的方式展示我们的当代艺术”[22]81。艺术研究表明二战前期巴西艺术家积极参与国际艺术机构合作，从展览活动和艺术创作主题上竭力帮助本国政府提升产品出口[23]： 巴西馆内悬挂着本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画家坎迪多 · 波尔蒂纳里 (Candido Portinari) 的 3 幅画作，其中之一是《咖啡种植园工人》(Colhedores de Café)，这是一副展示巴西咖啡工人工作场景的画，画面远处是代表工业化的火车奔驰而过 ； 馆内还设有咖啡专区吸引客户。1939 年的巴西馆获得了评论界的良好赞誉，为1942 年巴西建筑专展在纽约的举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0 年，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代表纳尔逊 · 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Museum of Modern Art) 主席，同时他也是美洲国家商业与文化关系协调办公室 (Office for Coordination of Commer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American Republics) 负责人。这间政府部门是泛美洲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OIAA) 前身，主要负责跨美洲区域的经济与商业合作事务，在政府“睦邻友好”政策4)支持下，该办公室成为这一时期大量北美与拉美之间艺术交流活动的资金赞助者。1942 年的“巴西建造”(Brazil Builds) 专展是这一系列活动中尤为成功的一个，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在美国和巴西主要城市都有巡展，它的影响力甚至远播非洲[24]。丽娜 · 波 · 巴迪 (Lina BoBardi) 在回忆录提到 ： “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当我看到这本书 (《巴西建造》 ，展览同名出版册 ) 的时候它就像照耀在集中营上的一座灯塔。 ”[22]155这是巴西历史上首次国家主题的海外建筑专展，科斯塔等参展建筑师在巴西国内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力，奠定了柯布西耶、科斯塔等人在国内建筑学界的崇高地位。
“巴西建造”展览的全称是“巴西建造 ： 新建筑与旧建筑，1652-1942”(Brazil Builds ： Architecture New and Old， 1652- 1942)。 这次展览把现代主义放在了整个国家历史的对照面，前半部分为殖民建筑风格，按照建筑类型进行分类，后半部分则为现代主义风格，但并未按照对应关系进行类型组织。它选取教育与公共健康部大楼作为现代主义部分的第一个作品，给予了最多的版面和详细的介绍。针对里约炎热的气候状况，科斯塔团队运用了一种可以同时通风遮阴的立面遮阳设计，但展览画册的序言将这个设计归功于借鉴了柯布西耶在巴塞罗那一个未曾建成的遮阳设计[25]。策展人菲利普 · 古德温 (Philip L. Goodwin) 在这次重要策展之前，并未做过大型展览，他其实主要是一名实践建筑师。但是他此时的设计风格却有着明显的转变和代表性，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美国建筑师此时正积极地从英格兰殖民风格向现代主义语言转变。他在巴西待了两个月，主要以里约为中心，精心挑选了与自己认为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方向一致的项目，整场展览更似对美国现代主义转向的响应，一场功能主义在拉美大陆的 “西进运动”5)成果展。
如果说全国艺术与历史遗产服务局是通过重新定义国家记忆将现代主义内化到巴西社会中，那么作为资本与政治利益代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则从外部为巴西制定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是作为改善微气候条件的功能理性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热带朴素版本。如同这一时期的巴西位于全球资本化链条中的角色一样，提供原材料，收获现代化，进入“进步”的大时代。这或许是最符合资本空间生产理论的注脚，一种与社会目的紧密关联、一种资本生产概念下的现代主义。它巩固了柯布西耶、科斯塔、尼迈耶等一批建筑师作为一个集体参与国家建设，为其影响国家方向打下了基础。科斯塔和他在国立美术学院改革失败中结盟的青年战友们从教育与公共健康部大楼中不仅收获了柯布西耶关于现代主义的理念，同时建立了时效长达 20 年的集体性基础。他们在里约成名，被集体称为卡里奥卡学派[26]，并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建筑教育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 学派成员路易斯 · 纳斯 (Luiz Nunes) 前往巴西东北重要历史城市累西腓 (Recife) 成立建筑系 ； 爱德格 · 格拉夫 (Edgar Graeff) 则对巴西西南重要城市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 现代建筑推广有着重要影响 ； 新首都建设的巴西利亚城市大学 (University City of Brazil) 则直接受到柯布西耶的指导。1956 年汉瑞克 · 迈德林 (Henrique Mindlin) 出版的《现代建筑在巴西》(Modern Architecture in Brazil) 作品集是继 1942 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之后 1950 年代最重要的英文巴西建筑作品集，连希格弗莱德 · 吉迪恩 (Sigfried Giedion) 在序言中都认为这本书“强调了柯布西耶在 1936 年的里约之行以及跟随他工作的这一批巴西建筑师。 ”[27]
4 合作性现代主义 ： 在合作、对抗和调节中重塑民族性
合作主义在 1930-1940 年代曾普遍流行于拉美国家，它是区域和国家剧烈变化过程中为处理传统总体性失范问题，以行会制为基础提出的解决方案。它将孤立、散乱的多元现代主义建筑师统一起来，为现代主义全面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国家现代化搭建了平台。现代主义在巴西的成功正是借助建筑师行业内部团队之间合作、兼并与对抗所形成的集合，形成在国家层面的发言能力。合作性现代主义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对国家与现代主义关系的理论性概括，它是以建筑师群体内公共精神传统与国家现代化命题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模式，不是建筑师精英个体对国家的一味顺从，而是强调建筑师集体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并与国家进行合作性对话。因此，合作性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全球蔓延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具有和其他国家现代主义明显不同的特征。
1) 自下而上的机制性力量尽管最终由国家赋予合法权，但是它并非自上而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直接形态反映，这是巴西与众多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与其近邻古巴所采取的 “建制性现代主义” 方案[28]相比较，后者从宪法以降提供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建筑全面介入国家法律与规划的制度性方案，而前者仅在具体领域内寻求垄断性代表地位，并获取官方认可。具体的，一方面在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资本政治力量的期待中调整姿态，尽量达成合作 ； 另一方面在公共建筑领域形成联盟式关系，以致被冠以学派之名。
事实上， 卡里奥卡学派没有明显的理论共识，但是在谱系 ( 代际、师徒 ) 上有着较为清晰的关联，实践领域也较为一致，但这些并不是他们自发的集体宣言，而是在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中合作、 对抗和调节后的结果。
2) 在公共领域执行摇摆的实用主义策略这一时期的巴西建筑师积极利用国内外机构展示自己的现代主义语言，但同时并不遵循国际现代主义的要求。例如尽管 1942 年纽约专展后有一批建筑师认同并且继续发展功能主义与热带气候特征相结合的现代主义之路[29]，但这一时期较为知名的建筑师们依旧保持了极为务实甚至摇摆的策略，不但没有完全遵从功能主义，甚至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国际话语界所给予的评价。这引起1950 年代西方话语界对巴西建筑的争议性批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 (Nikolaus Pevsner) 认为巴西建筑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延续，个体主义和形式主义[26]。尼迈耶设计的潘普利亚酒店项目 (Pampulha Projects，图 5)，其充满浪漫风格的波浪形屋顶、梁柱之间野性的碰撞关系使得这栋建筑在形式上与功能主义理性几乎毫无联系，它也成为 1953 年马克思 · 比尔 (Max Bill) 批评巴西现代建筑没有遵守功能主义理性、 “粗野杂乱”的典型代表。即便如此，也应该认识到“摇摆的实用主义”保证了巴西建筑在与西方保持非常紧密联系的同时， 又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
但它反映出卡里奥卡学派普遍缺乏的公共责任、自我的批判精神和对社会性议题的严肃反思，除了少数几个政府公共住宅项目，几乎毫无对社会底层和公共性议题的关注。尼迈耶在 1962 年的一篇文章中亦对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反思[30]。
3) 对多元主义的压制1930 年之前的巴西各种现代主义趋势多元并列，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彼此竞争且各具明显的风格。但这在 1930 年代被迅速终结。强大的机制性力量在建筑教育领域中断了法国布扎古典传统的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在国家建筑中阻止了国家对法西斯模式的倾斜，在现代主义与国家历史之间建立了连续性，并对其他现代主义先锋力量进行规训。例如建成第一座巴西现代主义风格住宅的格雷戈里 · 沃彻维奇克 (Gregori I. Warchavchik) 就因为外形与内部结构不统一，而受到科斯塔等人关于其不符合“建造道德”标准的批评。
当代全球建筑理论写作中，非西方国家在全球现代主义知识交流中的创新和贡献正逐渐成为热点[31-32]，麻省理工学院 (MIT) 等西方理论中心也在反思现代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真正的传播路径及所起到的作用[33]。合作性现代主义可以揭示建筑师群体的能动性和潜力，同时为日渐扩张的建成环境历史与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概念框架。一系列相关问题可以被重新思考，例如进入 1960 年代以后发展主义理论如何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网络介入巴西住房领域，巴西如何从 1941 年纽约现代艺术博览会为田纳西河水电开发项目所做的专题性展览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中获取启发，进而在本国更更为深入地将建筑、城市设计与水电开发相结合，推动建筑师全面进入本国水电部门并主导一系列河谷城市设计与建设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当代全球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扩张后被重新关注到的，我们无法回避这种思考范式的变化，但是针对这些问题却可以提出自己的评价标准和操作路径。
注释
1) 新国家 (Estato Novo) 是瓦加斯政权建立的威权国家体制，1937 年通过立法命名。
2) Corporational 的翻译一般是“公司性” ，其词源来自拉丁语 corpus，意味形成以一个群体或躯体，在此词源下发展而成的 corporatism 作为一个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括，国内普遍翻译为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 是本文 “合作性”翻译的概念借鉴基础。
3) 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主要指 1929-1933 年之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大衰退，它在二战之前最为严重。
4) “睦邻友好”政策 (Good Neighbourly Policy) 是美国小罗斯福总统时期提出的针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它有两个主要目标 ： 保证拉美国家加入二战盟军，不与轴心国或共产主义有任何联系 ； 将拉美转变为美国原材料的供应地与商品，包括电影的出口地。
5) 西进运动 (Westward Movement) 指由于美东的土地与资源有限，因此美国开发了如今的美国西部地区，使美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是美国拓宽疆土、吞并土地的一种推进行为，但也消灭了众多原生生物与印地安部族。该运动始于美国独立之后的 18 世纪末，终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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