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审查制度下的勇士
弗里达·卡罗，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经受了小二麻痹症和车祸，她在苦痛中用绘画来转移注意力，画出了许多她对于病痛的感受和想像，她的作品经常充满了隐喻、具象的表征、让观者震惊于一个女人所承受的各种痛苦。
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弗里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撰写的信件并非全都如此热烈。当送给恋人们时，它们就像糖精甜得发腻；当邮寄给画廊商或收藏家时，它们就纯粹是物流邮品。
但是，有一封信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在1948年寄给墨西哥总统的一封，她信中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以及她为捍卫言论自由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在1948年的时候，Kahlo就已因她作品中饱受争议且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内容而闻名。 她的作品中常有对自己身体的描绘，代表性的画面有肢体张开，流血和裸体，她以此来表达流产，心碎以及情感和身体上的痛苦。
她还以其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者身份而声名远扬，为墨西哥人民而斗争，她拥护墨西哥后革命运动——一项庆祝墨西哥土著文化的运动，并且一直密切参与墨西哥的政治活动。
1936年，弗里达和她的丈夫——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甚至说服当时的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LázaroCárdenas）为共产党领导人和俄国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提供政治庇护。 私下她个人也认识另一位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瓦尔德斯（MiguelAlemánValdés）。
由于Kahlo以前也参加过政治活动，阿莱曼（Alemán）在1948年收到这位艺术家的来信时，可能并不惊讶。这封信的主题是审查制度，显而易见地，信件装饰和封面上的墨西哥城新普拉多酒店的里维拉壁画已经说明了一切。阿拉米达中央公园（Alameda Central Park）的《周日下午梦》（1947）宽50英尺，高15英尺，描绘了一副杂乱无章的墨西哥历史画卷，从早期的殖民时代到两次流血革命，再到里维拉的现在。
各路饱受争议的人物充斥着整个作品，但却是身在其中的19世纪作家，同时也是激进主义者和直率的无神论者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IgnacioRamírez）引发了异议。
在一系列与墨西哥独立战争有关的人物旁边，里维拉（Rivera）描绘了他挥舞着的一个标语，上面写着“迪奥斯不存在（神不存在）”。在这幅壁画揭幕之后，一个愤怒的天主教学生暴徒从天而降，划破了里维拉的脸和拉米雷斯的口号——他们留下了“迪奥斯”这个词。
里维拉很快就修复了壁画，但抗议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并且酒店在强压下投降了，这掩盖了里维拉在木板墙后面的工作。（里维拉对审查制度并不陌生；十年前，他的杰作之一就是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墙壁上诞生的。）尽管他尽力阻止这一发展，但卡洛写给阿莱曼的信或许给出了对这一争议最令人信服的，且充满力量的回应。
这封信以令人愉悦的坦陈方式开头。尽管阿莱曼（Alemán）和卡洛（Kahlo）还是童年时代的同学，她仍忘记了寒暄。她写道：“米格尔·阿莱曼（MiguelAlemán）：这封信是对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懦弱且可耻的罪行的抗议。”此后，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周密组织的挑衅行动，旨在呼吁阿莱曼（Alemán）担负起总统的职责来，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和多种多样不同的艺术表达。
Kahlo相信阿莱曼是一位（Alemán）公正，民主的领导人。就在两年前，他当选了墨西哥大革命（1910年至1920年）之后的第一位民政主席（他曾任职一系列军事将领）。
在他身上，Kahlo看到了一位领导人会支持工人阶级，会根除政治腐败，无论他们是来自富有的精英阶层，海外势力还是教会组织。鉴于此，卡洛坚定认为壁画争议他的参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民主行为，并且这将影响到他的遗产。
“我抗议，并且我想向您传达您的政府正在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因为您的政府正让这幅享誉全球的，被公认为墨西哥文化瑰宝中最高艺术水准之一的，出自墨西哥本土画家的巨作，从此被尘封。”她坚称，“从此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国际公众的视线中消失，而仅仅就是因为一些宗教派系，流言蜚语和雇佣军的原因。”
Kahlo运用大写字母的策略贯穿整封信，在她曾经指控总统伪善的信件中也出现过。
她挑衅：“我用（我的）公民身份授予我的权利问你：你能否允许总统（也就是你自己）颁布的法令被几个宗派的文书商人所贬低踩踏？”
“作为墨西哥公民，也作为人民的总统，您是否愿意让历史被掩埋？让一个墨西哥艺术家的语言文字，艺术行为和天赋才能被掩埋？”
Kahlo同时也非常认真公正地对待自己。她承认所有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应该支持传达各种信仰的艺术，无论传统的抑或是革命的，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都应包括在内。
她指出，“在民主的墨西哥……我们在国家宫的宏伟阶梯上既为瓜达卢佩的圣人和处女作画，也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内容作画。” ，“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来墨西哥学习我们是如何在这里尊重自由表达的吧！”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暴政的危险仍然显而易见，Kahlo更加坚定地认为审查制度是专制主义的闸门。
她说：“这种侵犯国家文化的罪行，侵犯了每个人都需要表达自我的权利。这些侵犯自由的罪行曾仅仅只在希特勒的政权中发生，”她还说， “……如果你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还没有捍卫自己作为合法墨西哥公民的法律和权利的话，那就让科教历史典籍被付之一炬，艺术瑰宝在乱石大火中化作云烟吧。”
尽管Kahlo的文字铿锵有力，但阿莱曼（Alemán）从未介入，壁画就这样被掩埋了九年。 就Kahlo自己而言，她从未停止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而战斗。即使是在1950年初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卡罗依然坚挺，她画作中的政治内容有所增加，比如《马克思主义给病者健康》（约1954年）和《弗里达和斯大林》（大约1954年）。
她在1951年的日记中写道：“我非常担心自己的画。” ，“最重要的是，我想将它变成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必须竭尽全力地保持健康，以确保我的身体还可以让我做些积极且也有益于革命的事情，这是我生存的唯一真正的理由。”
文/ Alexxa Gotthardt
译/ July Rush
校对/ Stardust, 缅道
原文/ https://www.artsy.net/article/artsy-editorial-frida-kahlo-dangers-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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