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画手记

前段时间想写一篇朱朱的诗论，半是任务性地去看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我的一个模糊的感受是，80年代以后的作家学人接受影响的方式，不再只是被可以区分的思潮、文本、大作家所引导，而是被由声音、图像、书籍、艺术等等你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综合风尚所浸淫。那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影响论、文本与文本的血缘论，用来讨论当代作者，已经显得太笨了。现在的状况有点像回到了五四之前，陈平原在分析古代小说家接受的训练，是由经史子集、画序题跋等等文类形成的一个知识系统，它是综合性的，不是想干什么就学什么。五四当然没能一下子就把国外整套的东西搬过来，很长时间都是在分门别类，然后精耕细作，盯着几个大师，使劲地学，我想当时的他们会比现在的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每一句话是怎么来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在语言意象层面之外去分析当代诗人得是全能的文化研究者，读一下朱朱的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就会发现，那些判断用在当代文学史身上也几乎没有不恰之处，它们之间的同步性，大大节约了研究者的体力。但如何解释这种同步性，看一幅画的眼光如何安置在一首诗里，这种语言的公约性如何实现？我至今没有想好怎么谈。

我对画一窍不通，看了两季陈丹青的《局部》，就愣头愣脑地跑到纽约去逛博物馆。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大都会博物馆，真的就跟《子夜》开头的吴老太爷一样，看得头昏眼花，四个小时之后就觉得喘不过气，逃到了大街上。那种焦虑感如同考博前夜被”不可能看得完”和“不可能记得住”两个念头轮番折磨。我回住处休整了一晚，又做了一些功课，第二天再去时，那种overwhelming的感觉才好一些。现在大都会正好有17世纪荷兰大师杰作展，我如愿看到了好几幅维米尔。他和梵高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画家。维米尔以他的精湛、优雅、节制，给予画面难以言喻的宁静，而梵高却以他的天赋和痛苦，给人震动与不安。我恰恰在这个年龄，处于两种都无法割舍的状态。但我今天只想谈维米尔。

这幅《睡着的女仆》原作只有一个枕头那么大，挂在好几幅伦勃朗的大画旁边，格外地不起眼，但几乎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在这幅画面前站住。它昏暗娴静，静物在沉睡的人物旁边，显出一种迟滞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整个的画面，覆盖了一层极为温柔的光晕，我无从解释它从何而来。我凑近了去看说明牌，才知道维米尔原本在画中的走道里，还画了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但被他涂抹覆盖掉了，成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静谧到出神的画面。那个男子是谁？是他自己吗？维米尔可能以为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有个男人在这幅画中出现过，这也是博物馆用X光才把他的魂魄给照出来。也就是说他在把女仆画出来后，按照计划把屋子里的另一个人再画了进去，但某一刻他忽然发现了这种不可打破的静谧，像是为了守住一个秘密，他杀死了走道中的另一个人，然后摆上相框、桌子，让门停在45度角（就像它自己慢慢停住直至纹丝不动），她也浑然不知，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这幅画奇异的宁静，原来是来自维米尔的守护，因为这一点，他比其他任何画家都更让我感觉到他的在场。

A Maid Asleep, 1656–57, Johannes Vermeer Dutch,

这次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都各自见到几幅被修改的画，维米尔做的“减法”实在是个异数，因为别人多是做加法。比如这幅《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原作尺寸四平方多米，是费城艺术博物馆的扛鼎大画。看原画的话，可以在画布的左侧的岩石附近看到一条明显的接缝。这幅画在1612年完工后，到1618年又再次增宽，补上了跌落在左下角的小火炬。

Prometheus Bound，1611-1612，1618，Peter Paul Rubens

大都会博物馆这幅莎乐美以她的热烈璀璨，和另一幅高冷的白肤黑裙的“X女士”，同为大都会著名的明信片美人。但这幅画一开始只是画了上半身，画家只想用这个意大利模特画一个普通非洲女人。后来才增加了下半身炫目的纱裙和地上的豹皮，豹皮是以往关于莎乐美与圣约翰的画作中经常会出现的标志，是因为圣约翰只穿皮衣吗？

Salome，1870，Henri Regnault ，French

下面这幅画是荷兰17世纪的女画家莱斯特的《最后一滴酒》，这是一位志愿者阿姨在费城带着我看的。我眼拙，一开始根本没注意到。她说这幅画中拿着沙漏的骷髅是后加上去的，很可能不是莱斯特自己加的，她本来在两个宴乐的男子中间画了一张桌子，桌子被涂掉了，可是篡改者却忽略了桌子留下的影子。这张画最渗人反而不是这个骷髅，而是诡异的影子。这种涂改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警示和说教。

The Last Drop, 1629, Judith Leyster, Dutch,

后面这三幅画作的修改，某种程度上讲是成功的，确实更辉煌更有趣了。但是他们也是通过修改，自动站到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历史序列之中，增加了火把只是强调了他是普罗米修斯，增加了虎皮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已经被画了无数遍的莎乐美，都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物更加有名有姓。只有维米尔是为了完成日常生活中一个孤零零的瞬间，让它远离历史和叙事。朱朱在他三十岁写的一本散文集《晕眩》里就沉迷于各种肖像，他笃定地认为一个人的姿态和她的表情已经意味着全部。对于最好的肖像画来说，确实是这样，维米尔发现那已经是“全部”了，所以赶紧撤回。他没有留下任何草稿和自画像，这是很了不起的，有些作家一辈子留下的全是草稿和自画像，我至今也是如此。

这些草稿有什么价值呢？没有，只不过是一点线索，如朱朱所说，“一旦我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我希望它告诉我有过怎样的事物丰富过我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