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闻一多《类书与诗》

在《类书与诗》这一篇目下，作者提出，唐朝建立之初的文学，与其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之所以有如此观点，是因为在唐初五十年，诗歌尚未形成一个特有的风格，而是和六朝一样，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在这一时期，对于文学的研究，一方面是把文学当做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从曹宪、李善等的“选学”开始，文学研究真正在学术中分占了一席之地。而这一部分正是唐初五十年把文学当做学术来研究的代表之一。而用偏向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学术的，鲜明的代表是唐初的史学研究。正如《文选》所体现和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其对象不仅仅是历史，还有记载历史的文字。就拿李善来说，他曾注过《文选》，也撰写过一部《汉书辨惑》。在作者看来，在李善的眼里，《文选》与《汉书》恐怕真的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供文学家驱使的材料。而李善这一态度在当时可以代表整个时代。同样，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一态度也同样存在。 在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既不能被称为纯文学，也不能被称为纯学术的第三种性质的东西，这便是类书。类书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或者说是兼具文学和学术的混合体，这是一种唐初所产生的畸形的产物。这一产物是唐初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最为突出的代表。因此我们在研究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时，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类书与唐初五十年文学，尤其是和这一时代的诗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所要重点探讨的。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提到，《艺文类聚》的编者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后”的体例。由此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和类书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 令人不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在唐初五十年所修撰的类书中，官修的占大多数。在闻一多先生看来，这些类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而这种用现代人眼光看来颇为不解的现象，正是唐太宗提倡的文学方法，即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这一主张由来已久，由于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与其帝王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这种专在辞藻上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而这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这一现象在唐初五十年也不例外，在帝王的主张之下，文学的实际化程度愈加深化，直至最终被学术同化。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以李善为代表的章句的研究；第二是类书的编纂，以《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闻一多先生认为第三方面最为恰好的举例是唐太宗，他认为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帝王的地位和影响力非一般人能及，故以唐太宗为例。而在我看来，唐太宗对于文学被学术同化这一现象及其结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第三方面，在类书的编纂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唐初五十年，诗歌创作也受到了“类书”的影响，形成一种“类书式的诗”。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以下这个顺序：《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由此可以看出一首初唐诗歌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麓”，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一些较为散漫、零星的“事”（辞藻），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而这五种书都是“事”的征集和排比，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程度的差别，并没有性质上的悬殊。因此若说唐初五十年的类书是较为粗糙的诗，那么诗就是精密的类书。 唐初诗歌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帝王个人选择的影响。从历史创造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而诗歌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初五十年“类书式的诗”出现的直接原因应是唐初五十年对于六朝浓厚学术兴趣的沿承，但其之所以能在唐初五十年占据较重的地位，还有唐太宗个人的选择。这一观点亦有史实可证。太宗在他的群臣中极钦佩虞世南。太宗称虞世南“与我犹一体”，并且在虞世南死后，还有“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而虞世南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是“类书式”的诗。在太宗时期，虞世南、李百药远比王绩、王梵志等人受到帝王的重视，也可作为这一结论的佐证。 闻一多先生在文章中由对李善和类书家的批评，引申出对于这些作家提出“用事而忘意”的批评。虞世南、李百药和王绩、王梵志等人相比，不正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此处我们不难想到魏徵所作的《述怀》一诗。《述怀》一诗承袭了《文选》中“诗言志”的文学观，在后世被赋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首诗备受明代李攀龙推崇，被置于其《唐诗选》卷首；被清代沈德潜评为盛唐风格的滥觞之作；闻一多也认为其是初唐前期诗的代表。而魏徵作为太宗时期的谏臣，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门外汉”，而正是这个“门外汉”所作的一首并不算是出色的诗，被选为初唐诗歌的代表，可见唐初五十年诗歌的匮乏。太宗及其群臣所代表的关陇文化中的诗，与其被称为“诗”，倒不如被称为“学术”。“修辞立诚”四字即便做到“修辞”，在“立诚”上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唐初五十年的文学也可以称作征集辞藻的文学，不仅仅是指类书，也应将“类书式”的诗归于其中。唐初五十年歌的诗对追求只浮于文藻，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文学上的病症，这一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了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歌生命的可能。这一现象，直到“初唐四杰”时才逐渐走向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