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儒笔记之儒志

中华文化健美身心

习儒笔记之儒志

中华儒学渊源流长，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已经五千余年。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堪称民族脊梁。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中华文化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中国文化也充满了自省和反思的思想。在理论上，儒家和墨家是最温情脉脉的学派，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还是墨家的“兼爱”思想，都提倡用一颗爱人的心，去关心别人，关怀社会。

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

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思想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并无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的特点，相反，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是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民贵君轻”，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学说的中心。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礼之用和为贵”，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儒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他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及弟子把古代为贵族所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家学派。因此，儒家是承袭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儒也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儒即有道之士。《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为会通天道、人道者。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分别通过“师”与“儒”来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将之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由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至汉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至宋朝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集成理学是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中国宋明时期还有另一支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流派。明亡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学习科目。由于宗经而尊儒，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自从春秋以后教书匠崛起，儒家逐渐从巫官，术士过渡到唐宋的士大夫。这是封建的根本。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道德文化。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理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哲学是向内看，去寻找心灵层面的秘密，而不是向外看，去探索神秘的大自然。形成了封闭的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在文化心理上，小农经济的结构，必然造成保守的经验主义。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社会，必然形成上下尊卑的礼，也就是秩序。在这个秩序下面，儒家文化强调顺从。儒家文化强调理性的中庸的现实主义。这一方面避免了中国文化陷入不理性的宗教的迷狂，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却把重心投向人的内心，强调反思自省，强调反求诸己，却忽略了对外界自然的探索，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过分强调义而忽视轻视利，一直存在重农抑商的思想。儒家立足于家族本位和血缘本位的伦理思想，遏制了人的欲望。压制了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思想。人的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

但儒家的“仁者爱人”，更理性更现实一些，他们提倡“爱有差等”，希望从我们身边的人爱起，这样推而广之，就能实现仁政和王道理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康和大同世界。这种爱人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日渐疏远的陌生的社会，显得更为必要。“天人合一”也延伸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思想。这种思想纵然与古代中国的农业立国模式和小农经济占主体有关，但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参赞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利用自然，更要尊重自然、感恩自然，我们既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该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应该被抛弃。

事实上，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儒学是宗教,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人文教”。儒家的礼治与德治，无法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存在于熟人社会，其实都是属于私德的问题。一旦进入了现代社会，私德泛滥，公德被忽视，对人际之间真正的平等，缺乏真实的关怀。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对我身边爱的人好，其他人和我没有关系。这样就造成对现代社会公德、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的淡漠。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中国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他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圣人权威丧失。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新儒学诞生。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