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

八月末我在出差，RJ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两个老同学的照片，我得知他们一道吃了饭，“欢迎来吃饭”，他对我说。他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近年，有时候我会对他说一点烦恼，他已经成了会倾听和建言的一个我信任的长辈，但我有时觉得他说的不是我要说的，我也没想明白缘故，所以尽量少说，自然也没有真的去找他吃饭。

我最近一次见到RJ是去年暑假，我上午去报社，到门口正和同事说着话，撞见熟悉的身影，“老师！”我的语气是不无激动的，脸上则笑开了花，原来老师来带辅导班，那个瞬间过去，我心中很诧异，我的反应完全在意识察觉到之前，十多年前积累的正面情绪能量竟然随时可以被激活，把我带回当年那番愉悦的感觉。

RJ教我们高二数学，此前的暑假，年轻的高一数学老师因疲劳驾驶而车祸去世，他来到我们班的时候，教室里多少有一点悲戚和怀疑的情绪。然而，上完一节课，我的同学就跑来跟我说：“我都快忘记某某某了，这个老师上得很好的。”说来残酷，却也说明了老师的魅力。

事到如今，我也很难想清楚、说明白RJ到底如何厉害。空气是一点点被焐热的。也许是因为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姓阮，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三个同音字加上省略号，表明对名字经常被写错这件小事不以为意的态度；也许是他很有底气地说自己年年都带高三；也许是他的秃顶和浓郁的马鞍山口音带来的诙谐效果；也许是他用双手比划几何平面的形状，“像蝴蝶，疙瘩（方言，意为对不对）？”；也许是他教学设计循序渐进，激发思维的乐趣，又在细节上交代得周到，满是经验之谈；也许是他在说到某个解题方法不好时候，嘟囔一句“苦到家了”；也许是他招牌式地眯起眼睛笑嘻嘻，腼腆地用书本遮住下半张脸，脖子稍微扭一点……

反正，很快，RJ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都会在班级里引起剧烈反响。比如，他下课时候故意跟同学说：“鞋带散了，上（第三声）当了~”；我在车库推车准备出去，他从我身后握着我的车座往上一提，不及我回头就笑哈哈走过去；同学说：“学数学的老得快”，“但他死得慢。”他很快应答道；有一次测验之后，他穿着枣红色的灯芯绒西装走进来，默不作声写了一行字：“阮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们的本子上时常会有他的评语，“很棒”、“弄清楚”，留下遒劲有力而不乏个性的字体……不夸张地说，这些泛着狡黠的可爱的小事，每每都会引发嫉妒、兴奋乃至于甜蜜等等的感觉，这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力量。

我们和老师之间的心理距离就是因为许多不经意的点滴而贴近，达到空前的相互信任。于是他开始在教学中经常插入一些题外话，用他的话叫做“岔出去”，我们也渐渐习以为常。他教我们如何玩计算器的隐形功能，教导我们应当超越书本，主动学习思考；他告诉我们复习各个学科的窍门；他甚至提醒我们哪些老师水平高、值得信任，顺嘴吐槽某些制度；在私下里，他曾经说，因为我们班级女生太多，让男生感觉被压制，他体察着学生的心理感受。

那些话语中不乏格言警句，正是我们那个年龄的学生易于接受的。有一回，他说，什么是一个人的能耐，就是我考上了清华，主动选择不去，一时间同学不住应和和欢呼。那段时间，我每天带MP3上学，把老师说的话录下来，回家整理完放在QQ空间里，总有同学会翻看温习。他让我们这些虚弱而自私的高中生愿意付出一点真诚的爱心，即便他教的数学难到许多人跟不上。选举“心目中的好老师”，所有同学举起了手，RJ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每年都是。

有一节课，老师又“岔开去”，从数学谈到了哲学，虽然仅仅是提到那个字眼。其实我们早就感受得到，老师绝不是仅仅会照本宣科应试，他真正沉浸在数学世界里，有时一早上进学校一边打着手势想问题，他也关注着这个世界和社会，从世俗——家务事一肩挑——到形而上。那时，我隐约感觉哲学是高蹈而深奥的学问，几年以后，我学了一点哲学，关注到智识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我也看到更多学识与品德齐高的师长，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对应着道德上的高尚和圆满，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和为人都有点像竹林七贤，但他在充满了束缚的应试教育体系与师生权力关系中获得了自由，自由在于个人的进退，在于学习思考，也在于话语权。我想，当时老师可能就代表了我心目中理想的存在方式的人格载体，他温厚亲切，又高高在上，我却从未真正理解他。

高二分班前的最后一课是让人难忘的几十分钟。他说了许多临别的寄语，也在我们的料想之中。他提醒我们如何去面对高三，鼓励说直到高考交卷之前，努力永远不迟，要珍惜父母的爱。他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他说这是个“谎言是盛行的，欺骗是在蔓延”的社会，有些人是“愚蠢的可怜，可怜的愚蠢”，希望我们永远保持着纯真和内心的信仰。他说，你们长大了要有志改变一点什么，要我说，能入党，当然入党，你们现在才多点大，以后你们要长这么大，两条手臂大大张开比划着，黑板上留下关键词的粉笔字。

事到如今，想到那些话语的感染，我会感到有点惶惑，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尤其大学以后，我听讲了无数名师的课堂，不乏雄辩滔滔，文采章华，而RJ悠悠倾吐的那些音节，并不那么强势的抑扬顿挫，却仍然朴素而富有力量，击打在心上。那是老师对于我们和社会的真切期待。

RJ还提到，他不推荐我们高三找他做家教（但他同意了包括我在内许多同学这个要求），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什么。高三第一次月考的考卷是他出的，难度非常大，即便是做过也可能做不出来，而我素来熟悉老师的思路，做起来得心应手，结果我的成绩是班级平均分的两倍，得到直推生名额，率先两只脚进了大学。我因为单纯的对于老师的信靠而获得了莫大的利益，实在在我的料想之外，而平心而论，这场重要的考试是不公平的。我也变得前所未有地相信自己可以学好数学，逻辑在脑海里连结贯通，但我不觉得这意味着我真正进入数学思维。

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得到老师的青睐，不太敢跟老师多说话，自主招生的推荐信也没有央他帮我写，仅仅是借口问题目时不时去找他，似乎是作为愁苦迷茫时期的一种安慰。而他也总是态度善意地接纳着我们，有时候一看到有学生过来，就把菜包子往一边一放。而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想过学习他的言传身教，思考如何获得别人的信任，如何去爱他人。

上大学以后，我也见过他几次。看到他关心学生学习习惯，让她感动到流泪；听他说某个学生长得像我们的同学，之后又因为怕让她难为情，死活都没有说出是谁。

有一件小事让我猜测他对社会看法的部分来源。他说起，有人在收发室冒领他人的聘用书，据为己有，走马上任，他罕见地流露愤慨的情绪，“他不管，拿了就是他的”。

有一回，他跟我说，你们班级有一些人可以改变世界，但是他们缺乏理想主义教育。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理想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它并非是被塑造的，而是被发现的。

回国后进报社工作，我因为想采访他，前去拜访了两回，我似乎放下了他怎么看我的那些忧虑。他已转去同区另一所重点高中教书。看着他一身花衬衫搭配西装走下楼梯，头发更少了些，我恍惚感觉他走下了昔日被我们亲手捧起的神坛。

他领我去一间休息室，说了不少话。我们似乎开始亲历这个他曾经声称需要改变的社会，他却早已闭口不提所谓理想，而表现得更像是一位长辈。说起自己女儿的工作，期望我们都有个稳妥的饭碗，“国家永远不会倒闭”。说到现在的学生，他说九五后、零零后和我们当年截然不同了，他再也不会在作业上留下评语，也再也不会说那些可能掏心窝子的话，“会提醒，但不会逼”，他感到他们再也不那么在乎老师了。他倒也淡然处之，认为时代风气如何是各有利弊的。我想到，我们当年，确实真的在乎过。

我找他采访的主题是“外地人来上海打拼融入”，我的采访技巧够呛，到了第二回在饭桌上，他才断断续续回忆了一些。在故乡马鞍山时，他曾在任教班级里推行教学实验，每天不布置作业，通过大密度测试来考察教学效果，我问为什么想这么做，“因为年轻，我想自己是排在前几位的”。他和那时的学生打成一片，一起玩得很好，“跟你们没有”。后来，他和妻子趁休息背着包来上海，去离火车站近的高中试讲，耐心和原学校周旋，等待许可调出档案，慢慢让全家安顿下来，夫妻双双成为在上海滩响当当的名师。他说在老家住教师宿舍，教职工之间都是熟识，谁都没有存钱买房的概念，在上海则完全不是这样。我本预设这是一个历经坎坷、奋斗成功的故事，听下来却淡然而平常，RJ觉得，到大城市打拼不一定更优越，可能也就对女儿受教育有好处。

这么多年以后，我并没有认为，当年那样信任和崇拜老师，是因为年轻轻信，他的阅历和看法仍然闪着智慧，他却从不自以为是如此。或许当年的许多细节属于驭人之术，但我总觉得他的立场站得更高一点点。最终因为他不想露脸，这个稿件没有做成。

我犹记得，高二分班拍集体合影， RJ没有出现，大家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代替了“茄子”，那几十张脸因为年轻而释放了一种无惧的肆意，笑容当中镌刻了一点关于一位老师的念想。如果他出现了，那反倒不是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