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与印本 专栏导言

杜泽逊

中国古代自从有了书籍，就是“写本”，无论是写在简册、缣帛还是纸上，总是用中国文字写在一定的载体上。

而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已出现了刻石，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时期的“正始石经”，始于隋代的“房山石经”，都是刻在石头上的书。

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但到了五代时期才用来刻印国家最重视的书籍“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继续雕版印刷经史要籍，校勘编辑工作都是国家大事，皇帝亲自过问。

我们把雕版印刷以前的书籍基本上靠抄写流布的漫长时期称为“写本时代”，着重研究“写本时代”书本的学问叫“写本学”。而进入雕版印刷的时代（大体上是五代及其后）叫“版本时代”或“印本时代”。

当然，在印本时代也同时产生了大量写本，这些写本包括作者手稿本、誊清稿本、一般抄本（也包括名家抄本）。

研究“印本时代”之前的“写本时代”书籍的专家队伍，和研究“印本时代”书籍的专家队伍，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界限分明的。这两支队伍都可以叫“文献学家”，但研究“印本时代”书籍的这支队伍又称为“版本学家”。

“版本”一词产生在北宋，指的是用雕版印刷的书本。当然，“印本时代”的其他印刷形式产生的印本（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等）以及这一时期产生的数量庞大的写本书籍，也在“版本学家”研究的范围内。

流传到今天的“印本时代”的写本连屋充栋，数量极大，远较“印本时代”以前的写本传世为多。这当中“印本时代”的“稿本”有相当大的数量，这是“印本时代”以前的写本所罕见的。 稿本的鉴定，稿本的识读，稿本价值的讨论，稿本是否刊刻过以及与刻本的关系，都是研究的难题。

韦力先生收藏的翁方纲诗集稿本，开头部分即与刻本多有差别，全稿情况尚待研究。俞樾《群经平议》稿本一部分在国家图书馆，一部分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友人孟巍隆副教授曾用俞氏家刻本通校，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发表了论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海淀中国书店购得清代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王氏自刻本，其中夹有活签七十多条，是清末归安沈锡胙对《句读》的补正成果。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参加业师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参考过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其中有《尔雅义疏校补》一卷，归安沈锡胙稿本。打开一看，也是一批签条构成的。

可以断定原签条夹在郝懿行《尔雅义疏》内，“中央图书馆”把这些带签条的页抽出影印，就形成了《尔雅义疏校补》一卷稿本。那么我买到的《说文解字句读》里头的夹签实际上是沈锡胙的《说文解字句读校补》稿本。这部稿本与翁方纲、俞樾稿本不同，属于“未刊稿”，独一份，有特别的价值。

至于“印本时代”的抄本，也十分复杂。《永乐大典》存世的残卷是明中期嘉靖、隆庆间重抄本，底本是永乐时期的原抄本，底本当中的《水经注》来自宋刻本。

宋本《水经注》仅有残卷存世，因此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戴震只能用《永乐大典》当中的《水经注》校明代刊刻的《水经注》，有效区分了“水经”和郦道元的“注”，同时发现了郦道元的自序，这就形成了新的乾隆内府抄本《四库全书》本《水经注》。

北宋石介的《徂徕石先生文集》现存的雕版印刷本有康熙刻本《徂徕石先生文集》、光绪山东尚志堂刻本《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根据尚志堂本的序可知根据的底本是明代抄本，这个明代抄本卷首尾书名《新雕徂徕石先生集》，书中遇“构”字作“今上御名”四个小字，说明这个明抄本来自南宋高宗赵构在位时期的刻本，可能是一部明代“影宋抄本”。

这样，一个光绪刻本就有特别价值，因为渊源于宋刻本，而在光绪刻本与宋刻本之间，有一个桥梁，是明代的影宋抄本。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印本时代”的抄本，研究起来也许更为复杂，而大量这一时期的抄本还没有经过这样细致的考察研究。

刻本的研究虽然面临的文献数量十分庞大，但前人用力较多，无论是鉴定编目，还是考察版本流变，校勘异同，都硕果累累，由此总结而成的“版本学”、“版本图录”也十分可观。因此，相对于“写本学”，“版本学”也许成果更突出，从业人员更多。

刻本的研究，版本较为繁多而复杂的是儒家经典，再就是戏曲小说，尤其是小说。相关的版本、目录、校勘、考证，有不少方面已形成“体系”，针对单部名著的“某某书版本研究”文章和专著都很丰富。

日本庆应大学中文系主任高桥智教授研究《论语》版本，尤其是和刻本，据访问过他的中国友人说，堆满了书房。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版本（其中包括抄本）研究几乎成了“红学”的分支学科了。

不过，由于中国古籍的版本数量极大，研究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无边的，学术界的新发现层出不穷，不断丰富着已有的知识宝库，也不断订正补充已有的结论，使研究更趋于精确。 《文献》杂志社特别选定12篇论文，组成一组，叫“写本与印本”，实则所研究的对象都属于“印本时代”。我仔细拜读了这些关于稿本、抄本与刻本的论文，认为这一组论文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且在方法上也有可贵的探索。以下仅举例说明：

管仁杰的《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考——兼论嘉靖袁褧本〈楚辞集注〉出自嘉定十年本》，通过版式、刻工、注释比勘，推翻张钧衡、缪荃孙、张寿林等版本学家的旧说，提出台湾藏《反离骚》是罕见的嘉定十年南康军刻本残卷的新论断。又通过结构对比，否定姜亮夫对于明嘉靖袁褧本的底本出自宋端平二年（1235）兴国军刻本说法，认为袁本直接翻刻自嘉定十年本。可见，即使是在前人已用力甚多的版本研究领域，仍有不断推进的可能性。

而某些不常见的古籍版本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永乐南藏》存世稀少，除山东省图书馆所藏较多外，各馆所藏至多一两部，在无法利用多种《永乐南藏》进行详细对比的情况下，很容易将其误认为一种新的大藏经。 郎菁《陕西榆林市星元图书楼藏〈永乐南藏〉述略》一文介绍馆藏该书清初时期印本的特征，并附有详尽的施经人、助刊人等资料，为更全面的认识明末清初《永乐南藏》的续刻、补版与递修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也为之后《永乐南藏》清初印本的鉴定提供了可以凭借的依据。

在刻本研究实践中，早期刻本、足本通常更受重视，晚出刻本或残本则容易被认为价值不高。解扬《国图藏〈天游山人集〉残本价值辨证》一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明儒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四卷残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藏二十卷足本及该书被选入《明儒学案》的文字作对勘，认为残本所存胜于足本中的相应文字，并判断黄宗羲编纂《学案》时所用为国图藏残本之原书（或同版）。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对于存世文献的残本与足本，使用时当有辩证的眼光；对于每一部存世文献，即使它是残本，也万勿忽之。

金晓刚《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再认识》首次对分藏于两岸三地的《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本作综合研究，辨析校补稿本与王梓材、冯云濠校订刻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在作者黄宗羲之后的几位修订者学术史观之不同，与反映于浙东学派内部传承中的发展轨迹。让我们了解到《宋元学案》这部儒学名著的生成与浙东学派学术思想史的交织演进。 杨珂《国图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与李兆洛别集流传》考察的是李兆洛身后，其别集的汇集、编纂，内容及版本上的渊源递嬗。在传统文本比勘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本发生学的理论，发掘不同文本所体现出的作者本人的意志或“整理者的声音”。既有扎实的版本流传考察、文本异同比较，又运用西方理论探讨文本差异所蕴含的隐藏信息，这是本文值得借鉴之处。

正是由于这些稿本、抄本与刻本的同时存在，使得我们对创作者意志与编纂者加工的复原成为可能，使得对于著作生成过程的立体性描述成为可能。

以上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希望不仅仅对全面与深入认识“印本时代”的书籍史有帮助，如能对“写本时代”书籍之研究也有所启示，则是我们深深的期待。真正串联起目前看来还俨然各立门户的先秦两汉简帛文献、吐鲁番敦煌写本文献（传世唐写本也纳入其中）、石刻文献（主要是汉至唐五代）、印本文献这几支学者队伍，让各领域专家有更多共同探讨的机会与交流的平台，正是作为“文献学科”专业期刊的《文献》杂志，应该也正在做的。

2019年10月20日于海宁旅次

《文献》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