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吃下就回不去的红色药丸，《82年生的金智英》
如果你吃了红色的药丸就能看到新的世界。我们现在研究的新的东西（女权主义）是不是吃了红色的药丸呢
作者 / 女创公社于磊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女创转载时做了一些修改
11月17号，在赵南柱的北京见面会临近结束时，一位女观众站起来提问：“我开始了解女权主义，但我母亲觉得，你想这么多，知道得那么多，不太容易过的幸福，会更难运营恋爱和婚姻。您怎么看呢？”
赵南柱用了一个“红色药丸”的比喻作回应：
“一个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如果你吃了红色的药丸就能看到新的世界。我们现在研究的新的东西（女权主义）是不是吃了红色的药丸呢？吃了红色药丸的人，会对以前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产生厌恶感，甚至和周围的人发生矛盾。但是已经吃下这个红色药丸就很难回到以前了，你很难做到以前无知是福的小女孩了。有的人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会过的很幸福，有的人觉得我看得更通透会很幸福，我觉得我是选择了第二种，并且我过的很幸福，并且我周围有很多人在选择第二种的选择。”
《82年生的金智英》（简称《金智英》）就是这样一颗红色药丸，不管对普通读者，还是对赵南柱本人，它都是一面重新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一个不会回头的出口。
一、难以看见的日常生活：“写完我才知道，自己也是金智英”
赵南柱生于1978年，毕业于鼎鼎大名的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不满ZERO》、《Live 今日早晨》等时事类节目担任编剧十多年，可以想象她对社会问题会有比一般人更为敏锐、透彻的观察和理解。
但直到她因为生育离开职场，并在2015年写下《金智英》一书后，她才意识，发生在她身上的许多现象，与书中的金智英并无差别。
13年前，赵南柱生下女儿后成为全职妈妈，每天24小时以孩子为中心。虽然有养育孩子的快乐，但产前她作为时事栏目编剧，每日保持对社会的关注、与同事交流，产后她要围着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打转，与世界几乎隔离。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仿佛崩塌了：“我的目标、梦想在哪里？”
她多次想重新回到职场工作，但却有很大的不安感。期间几次丈夫讲述心里的不安，丈夫的回应是：“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些，直接工作，把孩子交给托儿所就好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在丈夫说完这句话以后，找托儿所的工作又回到了赵南柱身上。
对她作为家庭主妇，每天要亲力亲为面对多少事，丈夫并不了解。同样的，对她作为一个经历了断层的女性，要重归职场将面临多少困难，丈夫更缺乏想象。“我的经历他不能感同身受，我无论多么详细的说明他也不太理解。”
在韩国，与男性就业曲线图一直上升的趋势相比，女性的就业曲线图呈现一个M形。许多女性会在30-35岁时会选择放弃职场，这时曲线大幅下落。一直到孩子不用24小时照顾的时候，或家庭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女性会出去再就业，所以呈现出M形。
而在职场上，尽管法律规定，公司不能因女性结婚或生育而对女性有差别待遇或解雇。但很多人认为女职员将来要结婚生孩子，不能给她们交予太多任务，也就丧失了上升机会。再就业的女性，大多数是不稳定的职场，不管薪资还是环境都比不上前一份工作。因此，与女性的高升学率相比，女性的就业率相对来说是很低的。
社会上大多数人仍认为孩子就是要交给妈妈照顾，再加上社会整体大环境并没有提供非常好的养育孩子的空间和制度，很多母亲还是会自然放弃自己的工作照顾家庭。赵南柱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等到孩子大一些，赵南柱开始写小说。每天上午送女儿上学、做家务，下午陪孩子做作业、送培训班。只在晚上等孩子入睡后，才有时间写作。但仍常被认为做主妇的闲暇很多。
2013年，韩国开始实施免费保育措施，向有0-5岁子女的家庭提供保育费用和养育补贴。同时为托儿和在家养育两种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这一政策实施后，入托难的问题大大加剧，甚至出现过1000多人排号等待报名的现象。政府似乎远远低估了女性外出工作的需求，没能在托儿所等设施上做足准备。
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对女性“把孩子放幼儿园，不履行母亲职责”的批判，及“妈虫”这类严重污名的词语，讽刺全职妈妈们依靠丈夫生活、吃喝玩乐。
这个词，刺激了赵南柱，她开始关注作为母亲的女性的处境。那个时期，网上开始出现大量女性讲述自己经历的网站，于是她查阅各种亲子论坛、考证网站（女性再出职场前要经历的资格考试）、创业论坛等，收集真实案例，并寻找其中的最具普遍性的故事，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这本《82年生的金智英》。
这个过程中，赵南柱不断回想起自己生育的经历：“原来当时的我是那么的不幸，原来我也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原来我当时也没有及时把这些事说出来……写着写着自己也会很生气，心里也会很煎熬。”
那些深埋于日常中的歧视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谁能责怪一个女性对自身困境的失察呢？
而借着《金智英》这本书，赵南柱让人看见了原本默默发生在女性身上的不公。甚至丈夫也从书里更理解了她当年的处境。
这本被韩国编辑看成“描写一个韩国女性身上的故事”的小书，原本预计发行八千本。但在出版后，有韩国国会议员把它送给了所有国会议员，它被认为是“一本男性都应该阅读的书”。接着从总统文在寅，到女团、男团成员、著名主持人，都公开推荐了这本书，仅韩国销量就达到100万册，每50人中就有一人读过这本书。如今更在中国、日本也掀起了普遍的讨论。
一位见面会的现场读者说，“连坐在我隔壁的同事，一个平时不怎么读书和关心社会问题的，也读了这本书。”
本书的韩国出版公司编辑金多情认为，这本书的流行不仅因为众多名人的推荐，更在于，“它是一本让人读完就会忍不住去讨论的书，因为每个人读完都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二、看见之后怎么办？
行动。
这是一本因关注群体困境而来的书，从开始就带有一种行动的意味。
其中，删去书中大多数男性角色的名字，而为所有女性角色命名，就是赵南柱一个有意识的行动。
她参考了电影界用来表述电影作品中性别不平等的指标“BechdelTest”（贝氏测试法）。在电影里面有没有两个以上的女性拥有姓名，这两个女性她们之间有没有产生过对话，她们的对话是不是跟男人有关。根据这几个标准，她去看电影，猜想应该是有很多电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可是非常意外，很多电影都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场面出现。于是，她开始想把这本书从反面做这样的印证，想把男性人物的名字在书中隐去，用反面的例子体现这个事情。
但在回看作品的时候，赵南柱非常意外地发现，她在写作品的时候也不自觉的把女性的名字变成她们扮演的角色，比如妈妈、外婆这类。之后在修改书稿过程中，她为每一个女性都起了个名字，比如妈妈，起了个名字美淑，还有金智英妈妈的妈妈顺风，都是那个年代韩国女性比较常用的名字。
通过对女性故事的阅读、收集和写作，赵南柱从个人走向了一个更大的群体。有评论认为，《金智英》之前的女作家们，是在书面上夺回女性、母亲的主体性。而赵南柱，则“不仅要在书面上，更要在行动、现实中去夺回主体性。”
就像她提到的那个“红色药丸”的比喻一样，她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没有看到这些现状、问题时的样子。在她读大学的时期，流行的小说更注重体验作者的个性，而现在，反映普遍现实问题的作品和作家成为趋势，包括她自己。
除了写作，赵南柱，也在日常行动中发生了改变。
在接受Yes24的采访时，她曾说过自己有意识的变化：“写小说之前，我好像也一直都在说着这样的话。和小区里的妈妈们聊天的时候，有人会说‘这种事情爸爸们做的好’，‘这种事就应该让男人们做啊’。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说‘我们家这件事是我做’，‘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女性’，可以说是很小心谨慎的表达。虽然也想过我是不是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但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平等的生活，让孩子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行。不要只想到那是让别人感到不舒服的话。”
在16号韩国文化苑的谈话中，一位中国女读者提问：“最近，中国的滴滴顺风车规定女性晚上八点以后不能打顺风车。我听到后决定要把滴滴卸载，但是发现我没有滴滴就寸步难行。现实捆绑着我的手脚。您有什么建议？”
赵南柱的建议是：可以去举报，也可以去给那些争取空间、公平的人们提供支持，为对方加油。
“互相应援，成为彼此的勇气和星光。”
参考资料：
1、《增强儿童保育支持促进女性就业》女性之声，陈亚亚
2、《群像 |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女性困境的缩影》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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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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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大王叶轻眉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0-02-16 06:5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