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摘自葛剑雄老师《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为20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21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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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1. 九州制从未实行过，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2. 五服制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这样也不可能。
3. 大九州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高明之处在于承认还存在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
4. 九州的设想与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不是偶然。
5. 在战国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6. 人们确信，在中国之外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7. 发明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国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8.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帝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使命。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个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范围，那么对“炎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第二章 分与合】
1. “国”本意城、邑，一个部落或宗族的聚集地，一般范围很小。包括大片农田，比一般居民点大些。“中国”指天子所住的“国”，因为处于各“国”的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称为“中国”。
2. “中国”范围的扩大源于周平王东迁，周天子权威丧失，大诸侯国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就称为“中国”了。
3. 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了。
4. “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5.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称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6. 大中二年（848年），沙洲人张议潮驱逐吐蕃守将，收复沙洲。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沙、瓜、伊、西等十一州归入唐朝。这样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又连成一片。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当地汉人实力有限，因为陇右、河西的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鹘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张氏所据，孤悬于中原之外。以后曹氏政权取代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
1. 统治的主要标准应该时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进京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为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2. 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某地当时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南方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经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物证。其实，这些发现如果用于说明文化的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民族关系等自然是极好的物证，但与国家的统一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而且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3.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军队深入对方领土是常有的事情，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越过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改变政治地图。
4.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的很明白，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
5. 夏、商、周的统一无论从地域范围来说，还是从统一的范围来说都是很有限的，并不像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西周的分封就是这种实际上并不统一的局面的反映。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的独立，才能维持周天子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春秋战国诸侯的纷争，固然有周天子权力式微的因素，但主要却是这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相反，是一个由高度分裂发展到高度统一的过程。
6.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以前，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原地区经历了无数个小国逐步合并，最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
7. 直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原王朝之外，始终没有称为任何其他政权的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8.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9. 中国真正的同意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81年。
10.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1.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2.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于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3.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方法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来说，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4.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政区乃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耕种，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 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华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5.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适宜农业耕种的地区）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
6.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7.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一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8.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9. 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第一次从东汉后期至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第二次从唐朝中后期开始，五代十国、辽金元；第三次，满族南下，建立清朝。
10.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地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地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地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候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11. 增殖人口地核心政策：用强制的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用加倍赋税的办法迫使已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担子，及时组织家庭，生儿育女。
12.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13. 分裂与分治的背后：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一致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14.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乱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15.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主要是取决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哪一个政权。
16. 历史已经证明，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赋税、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应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够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完成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工程，与它成功地实行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17. 统一，这个被视为神圣的名词，一次次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为维护自身的生存的战争却常常以失败告终，其作用只是推迟了统一的实现。人类就是这样以同类的鲜血换来自身的进步，以残酷的杀戮创造新的文明。
18.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伐大宛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作了最大的讽刺，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同属于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 千秋功罪】
1. 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可以把搜刮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由于统治者将这笔财富视为私产，所以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想当然地认为统一政权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地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地历史事实。
2. 在同样实行专制制度的民政部下，分裂和分治政权同统一政权的治国之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分裂或分治的领土大大缩小了，往往只相当于统一王朝的一个或几个一级政区，各地离政治中心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所以即使实行同样的集权制度，统治层级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获得较多实惠。
3. 二千多年来，专制的集权化有增无减，依靠国家自身的调节已经无法改变高度统一和地理范围过大之间的矛盾了，而只能由分裂、分治来缓解这一矛盾。
4. 明朝锦衣卫、东厂衙门在招收打手时有一项奇特的考试：在砖上铺上一层薄纸，打手必须在规定的数目中用标准的刑具将砖头打得粉碎，却不能把那层纸打破。
5. 在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一片赞誉。
6. 从行政层次来说，分裂政权实际上取消了一个层次。分裂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般都要选择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军事上有利于 防卫的地域范围，比较符合自然和经济区划。而统一政权内部政区划分的主要标准，只是便于中央的控制，以便保持政区的平衡，有时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的一时好恶。
7. 统一王朝一般都注重于京畿地区和边防，对新开发地区缺少经济上的资助。而一旦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又取之唯恐不及，加上很重的赋税，使这些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在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政权独立的情况下，原来被迫上交的巨额赋税就可能留在本地，用于进一步开发，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生活水平会有所提高。
8. 昔日的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消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分裂政权的贡献】
1. 小国自强自立，有利于开发边远地区。而在统一政权中，只要主要农业区的人口没有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总人口压力还不严重情况下，就不会又开发边远地区的动力。
2. 移民与开发的导向：在统一政权中，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政权，一般都是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强制迁移到首都附近或西北地区，但是对合理的、开发性的迁移却不热情，往往还要阻挠。而在分裂、分治时期，每个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都会竞相招徕人口。
3. 统一政权下，只有底层贫民和罪犯才会迁移到边区或新开发区；分裂时期，素质较高的人口会迁入原来未曾想或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增加该地区人口数量，提高该地区人口素质，输入较先进的文化和经验。如河西走廊，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时输入了大批高素质人口，一些著名学者讲学时听众数千。又如巴蜀地区，秦朝时还是安置犯人和俘虏的地方，到了东汉末年中原人避乱迁入，又有刘备入蜀带去大批人才，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可以设想，正常情况下，像诸葛亮这等杰出人物是不可能迁入巴蜀的。
4. 从供天下到供本国：统一王朝注重京畿和边防，而忽视新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且又对地方加上很重的赋税，使得这些地方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在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政权独立的情况下，被迫上交的巨额赋税就可能留在本地，用于进一步开发。
5. 保留文明：在异族入侵时，旧政权的抵抗基地使得灿烂的文明得以保留。
6. 乱世使得各类人才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所谓乱世出英雄。在统一时期，中原王朝只有一个，边疆和地区性的政权数量有限，所以能够为人才提供的舞台总是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