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过劳死，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我们曾想通过工作减轻生活压力，用信息技术让生活更便捷化，然而信息技术让工作与生活无缝连接，却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人们不仅没闲暇下来，反而越来越忙，越来越疲于奔命。从白领患癌众筹，到名企员工加班猝死，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因高负荷工作而导致身心重创的事件，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森冈孝二在2005年创作了《过劳时代》，他一生都在研究过劳现象，甚至推动了日本《过劳死等防治对策推进法》的制定，但他本人却最终因过劳而去世。这本书虽然分析的是十几年前的日本社会劳动高压的现象，却对十几年后的当下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技术发展延长了工作量
按理说，技术进步应该减轻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实际上它却增加了工作量、延长了工作时间。这一状况并非始自今日。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情况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相似之处。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工厂引进并普及了大机器生产，每小时的产量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工人的工作时间却并未减少，生活状态也未得到改善。不仅如此，由于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很多工作不再要求男性劳动力拥有熟练的技能，工匠靠工具和手艺吃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前多少还可以技艺为本钱，和老板讨价还价，如今也不行了。此外，由于机械化的普及，工厂开始大量招聘工资低廉的女工。
为了生计，有的家庭甚至让孩子在工厂做童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担心失业，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这样一来，在工会成立并致力于维持、改善工人的地位、岗位、工资和工作时间等工作条件之前，工人在工厂主面前便只能处于弱势。
此前，工匠们虽然也要在老板的指挥下干活，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掌控工作节奏。然而，在机械化经营模式下，工匠就沦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的管理权完全落入工厂主一方，工厂主能够依靠机器这一新型技术体系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在进行机械化经营之际，为了节约投入机器的资本，要尽量让机器长时间保持运转。另外，由于更新的、性能更高的机器不断出现，现在正在使用的机器有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加快机器的折旧，促进更新换代。基于上述原因，工厂在实行机械化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倒班工作制和夜班制，不分白天黑夜，工厂都在进行生产。即便是在本应为安息日的星期日，工人如果缺勤，也会以违反合同为由遭到厂方处罚。
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的威力，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再受自然或者习惯的限制，工人们自然而然地被迫一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达到70小时。
然而，工作时间是受体力、精神状态、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限制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不能再延长了。人类以一天24小时为周期生活，每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睡觉、休息、吃饭、洗澡，等等。另外，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用于社交、文化活动、教育、读书、娱乐和运动。若要经营家庭生活，还需要有育儿、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购物等做家务的时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时间，就无法参加社区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如果超过限度地工作或者被迫工作，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会急速恶化，精神也会受到损害，最坏的情况下家庭和社会都将无以为继。
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工人因超负荷工作而损害健康，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并缩短工作时间。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英国始终在这条道路上大步前进着，本书第五章将详细论述这一过程。总之，如果工作时间过长，要求过正常人生活的呼声将会在劳动者之间蔓延，并引起社会认识的变化。随之，劳工组织将提出相关要求，政府也将着手调整与工作时间相关的法律制度，或早或晚，缩短工作时间势在必行。
趋向廉价的白领阶层
信息技术革命始自计算机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电脑在家庭中的使用还处于萌芽阶段，在企业中的应用却已遍及工厂和写字楼。芭芭拉·格尔森在《电子剥削工厂——电脑是如何将未来的办公室转化为过去的工厂的？》（1988年，无日译本）一书中对电脑时代的办公室做了这样的描述：
乐天派的专家们曾经断言，办公室电脑象征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它们消除了千篇一律的劳动，使我们都成了脑力劳动者。但是，一跨进办公室大门，你就能看到并排坐着敲击电脑键盘的女事务员。她们的工作早已程式化，与在工厂做组装一样单调乏味。
据格尔森说，从过去的产业革命到科学管理方法（即通过研究时间和动作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近代经营管理原理的实质就是将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转移到更高一级组织，将熟练工人转化为非熟练工人。如今，同样的原理被应用到了写字楼办公室的白领阶层身上。也就是说，在引进电脑的同时，白领阶层逐渐被转化为不用花钱培训的、容易替代的、非熟练的、廉价的、低专业性的劳动者。
基于这一认识，格尔森在《电子剥削工厂》中最先提到的是代表快餐领域“临时工产业”的麦当劳。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现在达到100万名）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较低，含有汉堡包、炸薯条和可乐的一份套餐价格为2.45美元，（而上述年轻人的）工资为每小时3.35美元（2005年高中生大约是每小时6美元，相当于700日元左右）。雇佣方以较为弹性的上班时间吸引应聘者，实际上却对时间要求相当严格。员工稍微迟到一会儿就会被炒鱿鱼，公司若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加班，员工则不能拒绝。因为是时薪很低的临时性工作，很少有人长期在这里干。在麦当劳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的美国人约有800万人，达到全部劳动力的7%。
据格尔森说，如果没有电脑，这种“临时工产业”就不会存在。要想把麦当劳引以为傲的薯条炸成金黄色然后端给客人并结账，应该炸到什么程度、如何量化、如何迅速计算、工序如何程式化等难题都要靠电脑来解决。工序彻底程式化，员工没有任何进行猜测、自主判断或擅自解释的余地。
乔治·理查在《麦当劳化的社会》（正冈宽司监译，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9年）一书中列举了麦当劳开发的一些装置：其一，当杯子里的饮料盛满的时候，感光器就会启动，自动停止软饮分配机；其二，炸薯条机器人在过滤网中放上要炸的东西，炸好之后，感光器会向系统发送信号，然后机器打开过滤网，烹调时还可以晃动过滤网。据理查所言，这些机制的目的都是不让员工有自行判断和决定的余地，让人像机器人一样地工作。
不消说，数量庞大的加盟店、直营店的销售额和进货管理也要用电脑来进行。
高科技企业和外包业务的扩大
由于电脑技术不断发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型专业技术人才，有的从事电子线路、周边设备等硬件的开发和应用，有的从事软件、程序的开发和应用。然而，如今，高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道拉克所说的拥有专业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由于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聘用方式渐趋多样化，业务外包也变得相对容易，于是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人，很多正式员工也可以用非正式员工替代。结果，许多劳动者失去了向来稳定的工作，雇佣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今天的高科技产业领域也很常见。在高科技工厂云集的硅谷，企业多采用业务外包形式。克里斯·本纳和艾米·迪恩对硅谷工程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就将维护大楼、建造公园等周边业务承包给了外部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工资核算、人事管理、生产制造等工作都被承包给外部人士来做。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制造部门的业务承包。20世纪90年代末，某电脑公司从外部筹到八成以上零件、软件、服务等业务所需要的经费。
承担外包业务的多数劳动者是以个人承包形式工作的、工资低廉的外来移民。他们没有任何保障，经常在自己家里以每小时5.15美元以下的计件工资从事电路板的组装工作。
在美国，个人承包者也被称作“独立契约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简称IC），据“劳动力调查”（CPS）统计，截至2001年，这一人群数量达到858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4%。一方面，所谓IC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从事比较自由的工作，因而备受欢迎。另一方面，即便形式上是个人承包或者独立契约，能像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那样，不受时间和劳动合同限制、通过专业技能和知识获得高收入的人仍是少数。从工作方式和薪金报酬来看，毋宁说独立契约者多数是低工资劳动者。最重要的是，尽管实质上是“雇佣契约”，但雇主为了逃避劳动基准和支付津贴、保障最低工资等法律义务，以“个人承包”之名行“虚假聘用”之实的也为数不少。（仲野组子，《美国的非正式雇佣》，樱井书店，2000年）
信息化导致临时工比例加大
最近，日本的派遣制员工和个人承包工作者人数猛增。据2001年的《劳动经济白皮书》统计，1994年度，日本整个产业领域的派遣制员工数量约为58万人，1999年度增加至107万人（可推测实际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在2005年2月发表的厚生劳动省“2003年度劳务派遣行业报告统计结果”中，派遣制员工人数已达到约236万人）。至于个人承包工作者，尚无正式统计数据，因为他们和派遣制员工混杂在一起，很难掌握具体人数，但可推定至少有几十万人。该人群所分布的职业也是多种多样，如各种专业技术职业、各种居家自由职业者、送货人员、保洁、保安、销售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卡车司机等。
派遣制员工、个人承包者等非正式员工聘用人数增加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这是因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革新，许多工作实现了标准化，许多业务被交给外包公司，以前正式员工做的工作，现在非正式员工也能胜任了。
其中，与信息通信技术关系密切的派遣制员工近年来人数增加最为显著。据刚才提到的《劳动经济白皮书》（虽然是稍早前的数据资料）统计，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派遣制员工人数是最多的，1998年，从事相关工作（软件开发、办公机器操作、办公自动化教育）的劳动者占所有派遣劳动者的46%。
在信息通信相关业务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办公机器操作业务和软件开发业务。1998年，从事办公机器操作业务和软件开发业务的派遣制员工人数占与信息通信相关派遣制员工人数的88%，占所有派遣制员工的40%。另外，1998年，从事软件开发业务的派遣制员工人数占信息通信相关派遣制员工人数的10%。
在所有派遣业务当中，办公机器操作业务不采用常规聘用制，而是采用注册制；相对而言，软件开发业务大多采用常规聘用制。
“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
假若所谓信息社会就是指人们广泛使用能够联网的电脑和手机，那么当今社会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信息社会。据日本总务省2005年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统计，如图2—1所示，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的网民人数达到7948万人，以6岁以上者为对象的人口普及率达62%，与1997年的1155万网民人数相比，增加了近7倍。2004年年末，在300人以上的企业中互联网的普及率为98%，办事处（5人以上）的互联网普及率达82%。
DSL（数字用户线路，Digtal Subscriber Line）、有线互联网和光纤互联网等高速信息线路被统称为“宽带”。截止到2004年年末，在所有能够从自己家里通过个人电脑联网的家庭中，使用宽带的家庭占62%，是2000年年末（7%）的9倍。
从互联网用户数来看，世界互联网普及率因地区不同而参差不齐。大致而言，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意味着国际上的“信息不对称”是一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国人均收入和实际工资水平相差较大，但这种差距并未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互联网使用的差距上。有时虽然收入水平没有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工业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互联网普及速度也会加快。
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十分迅速。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统计，2003年年末，中国的互联网签约客户数为7950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另外，据中国信息工业部统计，2003年10月，固话签约客户数为2亿5514万人，手机签约客户数为2亿5694万人，可见手机普及的势头很迅猛。
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
一旦踏入企业社会，就再也说不出很喜欢手机和电子邮件这种话了。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弗雷泽的《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这本书是这样开场的：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她每天从纽约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乘坐下午5点29分的列车返回位于郊区斯卡斯代尔的住宅。罗纳尔多·多尔在他的近作《劳动的本质》（中公新书）中也介绍了这个场景。
她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钟下班。但是，即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也还没结束。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弗雷泽（在书中描述自己）从吉玛口中听到这些事，并附上了三年后——在书中最后一章——对吉玛的再一次采访。吉玛说，两三年前，她还有时间出去买午餐吃的三明治，回来之后可以和同事一起在会议室里吃。如今却连这个时间也没有了，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一边吃一边打电话。不被电话打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瞬——列车出了中央火车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从地下钻出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即便想用手机也用不成。
《令人窒息的办公室》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信息通信新技术给工作方式带来的影响。在办公室和住家都能使用且能联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邮件、手机、传呼机、电子笔记本等通信工具创造了“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商业工作制。如果没有这些通信工具，员工是无法满足公司要求的。
弗雷泽在书中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据推算有700万美国人即便不坐班也要定期查看跟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供应商“America Online”公司指示员工，只有法定节假日的前后三天（三连休）属于“E-mail Free Day”，其间员工可以不必查看电子邮件。也就是说，公司会在法定节假日以外的周末发送工作相关的邮件，员工当然应该经常查看。
“浪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
1994年11月，距今二十多年前，《日经电脑》上一篇题为“无论在家还是在外，被信息网覆盖的美国人都像工蜂一般忙碌”的文章介绍了美国《信息周刊》（Information Week）杂志上的一份调查报告。据这份报告称，有90%使用便携式信息终端的人表示“工作时间增加了”;66%的人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84%的人说“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也在工作”。该报告指出：“很多人因为传呼机、手机和调制解调器的存在而被工作拴住，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此外，这份报告中还包含了“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具令人大失所望”“再也不能按时下班”“浪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等小标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2003年，Internet.com公司与Inforplant公司合作，从日本全国范围内选择了300名在各种工作场所使用电子邮件、手机的互联网用户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有139人（46%）在正月、盂兰盆节以及其他法定假日也查看电子邮件（47人），或一边走路一边打手机（92人）。
在以日本白领阶层正式员工和管理人员为对象的调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IT工作和职场结构所受影响的调查”（2003年5月发表），2002年5月由联合总研（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进行。此项调查的对象总数为4025人，包括2025名联合工会会员和由Diamond公司从数据库中随机抽选的2000名管理层人士，从中得到1543人的回答，有效回收率为38%。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使用个人电脑的比例达回答问卷人数的99.4%（互联网接通率为96.8%），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个人电脑。其中，有87.9%，即接近九成的人都在使用“个人专用的电脑”。
这项调查还表明，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职务领域）”越广，“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在家里也读、写工作邮件的人，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增加。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和美国一样，日本也已进入没有互联网、手机和电子邮件就无法工作的时代，人们无论待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都无法逃离职场。
最近，由于超负荷工作和工作压力造成的过劳自杀事件有增无减，这与家里家外都变成职场的情况不无关系。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聚焦现代》节目制作的一期特辑，名叫“30多岁的人急速增加的过劳死和过劳自杀”（2002年10月16日播放），该节目对最近5年内过劳死、过劳自杀者的67位遗属做了问卷调查并进行追踪采访。其中讲到一名负责空调维修的男性员工，因工作极端忙碌，最后劳累过度而死。据说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工作相关的电话，上司还对他说：“手机要是打不通就扣你钱。”
技术压力——不安症和上瘾症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克莱格·布罗德所著《技术压力》（池央耿、高见浩译，新潮社，1984年）一书，研究了电脑对工作的影响，是一部不可忽视的经典作品。
网站“IT术语词典”就“技术压力”一词作了如下解释：“是由使用电脑而引起的神经失调症状的总称，指由于不会使用、不能够适应电脑而对技术产生的不安，或由于习惯使用电脑而产生的过分依赖。”上述词典进而对“技术不安症”和“技术依赖症”作了阐释。
“技术不安症”：尽管不擅长操作，但却硬着头皮使用电脑，结果倍感压力，甚至身体状况也受到了影响。具体表现为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肩周炎、眩晕等自律神经失调症状，甚至会得抑郁症，这在因工作而不得不使用电脑的中老年白领阶层中较为常见。
“技术依赖症”：是指因为不加节制地使用电脑导致的失调症状，没有电脑就浑身不自在，感觉和人交往很麻烦，此症状多见于年轻男性电脑爱好者。
上述网络词典是以布罗德的《技术压力》为依据的，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电脑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电脑能够在瞬间准确地完成工作，于是我们期待它能缩短工作时间，让工作本身变得轻松，给予我们更多的闲暇。诚然，电脑能够缩短每个个体的工作时间，但整体上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过去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今天只需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完成，人们的时间观念被极度压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医院行政人员被淹没在电脑打印文件堆成的小山里，保险公司职员敲击电脑键盘的次数会被自动统计。对这些人来说，电脑是造成压力的罪魁祸首。至于那些使用电脑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比如用光笔和VDT（Video Display Terminal，影像显示技术）设计建筑物的建筑家们，还有进行模拟飞行的航空工学技术人员，电脑也并未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变化或者平衡。
在办公室职员中，因为电脑的普及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粉领阶层（属于女性的职业种类和领域）。由于实行了办公自动化，她们的工作被细分为数个子程序，因为难度下降，工资也随之降低了。
因为时间感觉被扭曲，经营者也和处理日常杂务的一般员工一样患上了“电脑依赖症”。时间被电脑压缩、加速，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意义和从前截然不同了。日程安排得过紧，管理层和一般员工一样，都在为了工作而疲于奔命。如今，公司高层在出差或者休假途中也要打开电脑，阅读下级呈上来的报告、参与各项决策。商用便携式电脑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因为使用这种电脑可以在晚饭后和周末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实质上是变相地延长了上班时间。
乍看之下，布罗德的《技术压力》一书是从电脑技术层面开始论述的，其实，他的文字处处强调“工作量过大”和“工作日程过密”，这一点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山崎喜比谷指出的那样，“技术压力”的根本原因是“过重的工作压力和长时间过密劳动”产生的“法向应力”（normal stress，物体由于外因而变形时，在物体内各部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内力），小仓一哉和藤本隆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
